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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当时仍然茂密的森林环境中的灌溉农业区和相对密集的人口区之外，根据耆那教文献中提到的贸易中心，这段时间还存在大量的商业互动。城市再次出现在铁器时代文化的考古遗迹和文献中，地点涉及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辽阔而肥沃的恒河流域。然而，尽管对西起印度河附近的塔克西拉、东至恒河三角洲的遗址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考古研究，我们还是对它们感到有些困惑。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城市化”的这个过程，其神秘性随着佛教文献的编纂而逐渐减弱。城市居民的语言第一次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巴利语经典中，这一日期标志着印度文明早期古典模式预形成期的结束。随即开始了可追溯的千年演变，大约公元500年在笈多古典时代达到高潮，笈多王朝时代之后的印度人和现代学者都将其视为“黄金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对两个早期城市阶段（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西北地区以及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的恒河平原）的重要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认为特定的生态条件与早期城市化的衰落有关，也就是说，城市可能是由于洪灾破坏、森林砍伐和过度耕种导致的环境退化而被废弃的，而不是由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入侵所导致的。古吉拉特邦有几座城市将早期的城市物质文化和一些其他特征，保留了五百多年之久，这些都支持了西北城市生态衰退的假说。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和恒河东部平原上后来的哈拉帕城市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有趣的含义。一种意味是，位于信德省的印度河沿岸的城市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哈拉帕文化的终结。现在，人们认为公元前1000年存在一个活跃的、“成熟的”哈拉帕文化时代。旁遮普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只是在这里发现的定居点遗址里有普通的陶器、民用建筑和某些艺术作品（如牛和鸟的雕像及珠子）。不过，很明显，主食的作物生产已经从西部的小麦转向东部的大米。
“后哈拉帕”文化除了在时间上有所延伸之外，它还在空间上与东部的恒河流域铁器时代文化以及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的城市化潮流相融合。在这些世纪中，一连串的城镇中心——城镇而非城市——应运而生，从西部的天帝城（后来的德里）扩展至整个平原，直到恒河流域东部的迦尸［Kashi，后来的贝拿勒斯（Benares）］。后来的发展表明，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开始有一个单一的城市扩展阶段，该阶段有过较强和较弱的时刻，但无论如何，在那一阶段，城镇生活一直是古代总体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元素。
这种可能性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抱有的看法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印度西北部存在着一种早期的、复杂的且非常本土化的城市文化，但与原始的雅利安骑兵入侵后开始的文化发展无关，他们的梵文赞美诗为笈多王朝时代鼎盛的“黄金时代”文化播下了种子。毫无疑问，雅利安入侵者为笈多王朝时代所建立的古典文化模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即使仅考虑梵语的话也是如此。尽管如此，笈多王朝时代的黄金时代文化还有很多来自其他方面的贡献，特别是西北部新石器时代农业社群的后裔，还有地中海地区和东南亚的移民，甚至还有后来的来自雅利安人的中亚故乡的移民，例如匈奴人。我们基本上仍然不了解的其他文化传统也可能影响了那个发展变化中的古典模式，有些导致了南部达罗毗荼语言和文学的形成，另一些则带来了农业和手工业系统的发展，这些系统比雅利安人的简单畜牧业更加先进、生产力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