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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吠陀时期，种姓发展显然很缓慢，这使不同种姓之间的婚姻很普遍。《梨俱吠陀》中的很多内容也表明，当时妇女的地位比后来的几个世纪都要高。例如：当时女儿和儿子都接受教育；他们都同样背诵赞美诗，而且这些赞美诗所表达的意思也专门有人教授给他们。一段文字提道：“一个未婚的、年轻博学的女儿应该嫁给一个跟她一样博学的新郎。” ［8］ 在赞美诗中，女性先知（rishis）与男性先知同时出现，并且，女性在苦行修道实践中的表现与男性相同或更好。这些文本通常以对话的形式出现，在对话中女性和男性都有发言权，这导致人们猜测某些赞美诗实际上是由女性创作的。女性甚至都没有被禁止公开演讲，这在劝诫新婚妻子的赞美诗中彰显：“你应该以负责人的身份向集会（vidatha，一种大众集会）致辞。” ［9］
女孩们被允许在公共场所自由走动，参加名为沙门（samanas）的节日聚会来寻找丈夫或恋人，并且有时还可以在外面过夜。婚姻，虽然被认为是普遍的（偶尔例外），但一般是在新娘完全成熟后，嫁给她自己选择的男人，尽管新娘的父亲以及母亲（特别是母亲）有否决权。献祭者的妻子出席并参加献祭是该仪式的一项要求。女儿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取代儿子，妇女可以继承财产，而男女两性都可以通过适当增加财富来弥补在婚姻方面的不受欢迎。寡妇有被提及，她们甚至可以再婚。关于后来寡妇需要自焚殉夫这一习俗的当代证据，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
尽管如此，妇女结婚是为了生育儿子，期望他们为其祖先施行葬礼仪式和祭祀。妻子从属于丈夫，妇女经常被描绘成性诱惑者，使男人远离苦行和道德义务。即使在《梨俱吠陀》中，厌女主义的颂词也并非完全没有：“不能与妇女建立友谊，因为她们拥有狼群或豺狼的心。” ［1 0］ 此外，到了吠陀时代后期，情况开始恶化，婆罗门既诅咒低等种姓，也更加厌恶女性，这些情绪不断增加，渗透并破坏印度社会，直到现在。《百道梵书》将女人定义为邪恶的，并宣称：“女人、首陀罗、狗和乌鸦都会说谎。” ［1 1］ 同一文献中还建议应将她们排除在集会之外。对妇女的诽谤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感到困惑的哲人王坚战（Yudhis-thira）问道：“如果妇女因其本性而邪恶、恶毒，那么《法典》［正义行为］的作者怎么会要求她们与丈夫一起参加宗教活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