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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印度的农村社群虽然部分统一，但始终是阶段分化的。此外，他们越来越与更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建立联系，他们对这种关系既依赖又抗拒。这种联系和依赖性可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当时政体由国家政权和社群组成，社群仍然具有抵抗的手段。当权利受到外来的威胁时，反对的声音首先通过抗议集会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抗议那些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国家要求。随后，异议进而变成了诸如不向国家官员交税或提供劳务等措施，最后到武装对抗。动员抵抗运动得以促进（甚至成为可能），因为农村族群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信条，即根据普遍认可的当地规则，在各种群体成员之间分享（尽管不均衡）各种地方应享的权利。
然而，到了18世纪，已经出现了影响国家和社群之间关系的新条件。社群变得愈加分裂，由于财富和随之而来的一些个人和家族的能力，如通过贿赂而得到首领或会计职位的能力，随意配置内部土地和股票资源的能力，雇用其他人劳动并签订或多或少有利于自己的收益分成协议的能力，社群内部日益阶级分化。应享福利还受到申请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被视为是社区居民还是外来人口的身份的影响。在殖民时期，在获得福利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并刺激了旨在削弱族群统一行动能力的意识形态替代品的产生。
富有的社群成员，是那些18世纪及以后的土地特权拥有者，他们构成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成员成为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并与城市市场和定期农村市场建立联系，从而最终与出口生产联系起来。地主雇用劳工和专职人员，灌溉和耕种他们所拥有的田地，并运输所生产的商品。这些农业资本家往往来自以往拥有土地的族长家族和氏族。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的乡村精英团体。而更多的是社会地位较低、财富较少的中产农户。乡村的中产家庭拥有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型财产：他们构成了快速增长的“中下层阶级”的一部分。与他们属于同一类别的是那些通常拥有大量土地财产资源但缺乏利用这些财产方法的家庭，因此，他们依赖较富裕的种植者以低于通常土地税的税率租赁他们的土地。这些家庭中大多数是那些因特权收入条款而获得土地的人以及祭司或毛拉（mul-lahs）、寺庙和清真寺官员、领养恤金的士兵和乡村用人（village servants）。他们将土地出租给独立经营者耕种，是一种变相的分成制种植。
界定所有者（proprietors），即那些大大小小的财产拥有者，要比界定某人符合“无产阶级”的定义更容易。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后者也算得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了。在18世纪，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底层阶级，他们勉强能维持生计，依靠货币工资或消费和生产贷款艰难度日，他们被迫劳动。估算这部分农业人口的规模显然很困难，而且，就算估算的话，最多也只能给出比一个笼统的范围稍精确一点的数字。在18世纪末的高度商业化的孟加拉，估计70%至80%的乡村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工具和家畜都太少，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甚至一年四季都必须从事雇佣劳动。然而，在马德拉斯管辖区（the Madras Presidency）所在的干燥的德干（Dec-can）地区，大约在同一时间，同样贫困和依赖工资的耕种家庭的比例约为35%。这个最低阶层的人均消费约为最高阶层的一半，这表明这里的收入分配比孟加拉更均匀些。
18世纪城镇的下层阶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其数量是比较难以估计的，因为在税收记录中城市贫民比农村穷人更不大可能被发现。必须假定有大量城市贫民——包括运货车夫和临时工，以及“次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以及只有很少库存、工具的街头摊贩与工匠。在像马德拉斯这样的18世纪城镇中，他们可能是一个不安定和骚乱的存在。
印度现代阶级的重要元素，包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形成于许多乡村和城市地区。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非农业资本家是富有的税收承包商。作为当代印度重商主义政权的财政代理人，他们能够扩大商业和银行经营范围，这些业务最初使他们有资格收农业税。毫无疑问，包税制（tax farming）也涉及其他人。小额税务承包商是村长，他们充当了直接生产者与商品网络之间的重要纽带，而他们也是商品网络的一部分。大小税收承包商都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投资，作为信贷商，向与他们有长期收益分成协议的生产者提供信贷。与税收责任相伴的警务权力使所有这些投资和相关活动对大小资本家来说都更加安全。此外，由于小领主在其小管辖区促进小型重商主义的努力，大大小小的有钱人都享有军事承包的垄断权和对一般商业责任的豁免权。
18世纪的小国建设沿用了早期大小统治者的做法，包括建立城镇和市场，投资道路、仓储和放弃征收贸易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这些手段，支付日常税收的负担转移到较小的商人和手工艺商人身上。
小农业主的生存能力已经达到微妙的平衡。他们需要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以吸引富裕的农民租赁其低租金土地（这一安排使他们能够避免支付更高的固定土地税），并且他们需要一种政治制度，该制度在允许他们享有少量特权的同时，依旧对较小的直接生产者收税，这些生产者为拥有土地特权的人提供了适度的租金收入。过多的资本主义或过于强大的政治制度可能会最终威胁到这个庞大的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并迫使许多以前的受益者进入土地市场，而他们在土地市场中相对较弱势。
新城镇是重商主义和社群结构之间的另一种枢纽，尽管城镇增长长期以来也受到宗教发展的推动。在印度南部，城镇是寺庙和教派组织的中心，为城市中心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起到了将意识形态要素普及化的作用。城镇成为19世纪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Impe-rial Raj）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和区域中心。在军事上，它们是国家政权的强化设防要塞，在遭遇入侵和突发事件时用来部署士兵并提供补给，以维持秩序，并协助税务承包商收税。在经济上，它们是往来于高吞吐量国际贸易的沿海港口的大宗商品的重要分销节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城镇拥有寺庙和清真寺、教派和祭祀中心，并与周围村庄也保持联系。
可以预见，18世纪小城镇的乡村腹地也将出现新兴的现代阶级。除了商人、放债人、工匠和其他通过经济活动与各种城市市场直接联系的人外，还有农民种植者，须将他们与没有土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资依赖型底层劳工阶级的农业工人一起归于一个阶级的连续统一体中。与这些群体一样，新的中下阶层植根于印度古老的社群结构，但在人口激增的城镇中拥有分支，他们成为维护当地文化/意识形态形式的中坚力量，包括宗教机构和习俗、“适当的”种姓关系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维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