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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人们对印度的史前历史还知之甚少，并普遍认为，次大陆的第一批城市定居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殖民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建立。人们现在已经不认同这种对印度古代城市的传播主义式的解释，公民组织中心（centres of civil organization）被认为是印度最早的历史中的本土部分。
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将一个和印度一样古老而丰富的文明的发展与更大的世界割裂开来，就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孤立的小世界一样。同样的误解也出现在试图理解中国的过程中。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两个古老和文化多样化的社会中，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都产生于内部——至少直到欧洲帝国主义时代为止，在这两种情形下，欧洲帝国主义在那两个文明漫长的历史轨迹中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远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外部影响力在许多关键时刻的介入，改变了发展方向，加快或减缓了发展的步伐，而最重要的是对变革结构的改变——它改变了构成整个文明的潜在动力要素，也改变了文明各部分相对于整体的位置和意义。
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笈多王朝崛起，那也正是印度人民与罗马和东地中海人民之间密切互动的时期。印度人远非孤立发展，从其历史上的最初时代起，印度人就是更大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社群、文化和国家的形成都与外部世界部分相关。关于印度历史演变的一个持续主题就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然也涉及印度与更广泛世界的相互影响过程。
印度次大陆是所有现代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大多数印度穆斯林不是殖民者的后裔，他们是在七个世纪中皈依这一信仰者的后裔，当时这一信仰是印度北部政治精英们所信奉的宗教。另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印度宗教色彩的佛教，虽然为亚洲大多数人所信奉，但在印度本土却几乎销声匿迹，尽管现代人试图将佛教复兴。
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印度众多的学习中心促进了佛教在国外的影响力，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这些学习中心热情接待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僧侣并为他们提供指导。与此同时，与东南亚社会的紧密商业关系使得那些地方形成了从梵文中汲取宗教习俗和王权风格的做法。这需要东南亚人首先在印度学习梵语，然后在自己的国家建立梵语学校，这是第一次有意的“现代化”。
印度与更广阔外部世界的商业往来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分散在西方和东方的考古沉积物中都能发现印度产品的痕迹，此外，还发现了次大陆进口贸易的迹象，包括从中国进口陶瓷，从爪哇进口香木，从新月沃土地带进口宝石和印章。不仅印度的宗教观念或治国之道，而且其财富和商品，都具有魅力，首先吸引了阿拉伯人，然后是突厥穆斯林以及后来的欧洲人，他们对印度先是掠夺，继而则是征服。
人们从那些在当代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街头遇到的人的面部骨骼结构和肤色中也可以找到印度曾与这些地方交往的痕迹。印度次大陆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开放的所有这些表现，都盖过了一种流行的倾向，即认为印度曾与外部世界的势力和影响隔绝，因此，除了用“它自己的”这个表达之外，其他任何表述都不适合用于解释。从一开始，造就印度的基础就与次大陆以外的东西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