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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富国的家里珍藏着一盏马灯。这盏马灯的底座和灯头早已锈迹斑斑，一看就是个老物件。煤油已空，灯芯还在，尤其是玻璃罩擦得十分干净。
小时候，淘气的弟弟杜富强不知从哪儿翻出用旧帆布包着的马灯，神气十足地提出来，让两个哥哥瞧瞧。
正当他们兄弟三个趴在马灯旁仔细研究时，爷爷来了。爷爷一把收起马灯，板着脸，严肃地说：“以后不准玩这东西！”
爷爷一向和蔼，今天却发这么大的火，胡子都翘了起来。
兄弟三人感到很委屈。午饭后，看到爷爷吧唧着旱烟，杜富国凑到跟前问：“爷爷，您为啥不让我们碰马灯呢？”
“飞飞啊，这个马灯可是大有来历，那是你太爷爷留下的，救过红军的命嘞！”
向来少言寡语的爷爷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这事要从遵义会议说起，1935年1月7日凌晨，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遵义，15日至17日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当年开会的那栋两层小楼，是国民党一个师长的官邸，至今还保留着。开会期间，湄潭来了红九军团，在外围警戒，保卫遵义会议。
爷爷捋着胡子说，红九军团从隔壁的余庆县来到湄潭县的落花屯，而后主力部队从落花屯经过兴隆镇，向湄潭县城进发。消息传开，驻扎在湄潭县城的黔军和旧县政府里的大小头目，一夜之间跑了个精光。
老百姓听说穷人的部队来了，奔走相告，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像过年一样，喜气洋洋，翘首以盼。在城里卖水的郑兴培挑着鞭炮，往兴隆场方向去迎接红军。城南门外人称“周大脚板”的妇女，也带着人抱起鞭炮，到离城十里的高山上，去迎接红军……
爷爷把锃亮的烟袋锅，在鞋底上磕得铛铛响，像鼓手抡起鼓槌敲出咚咚嚓嚓的音符。他慢悠悠地又续上了一锅烟丝，接着用拇指轻轻地摁了一下，火柴嚓的一声被擦燃，古铜色的烟袋锅里升起了袅袅青烟。
爷爷的思绪跟着青烟飘向远方。
他说，其实红军在遵义驻扎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十几天。但这十几天，却让遵义换了一重天。红军在遵义成立了长征中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设立了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并在这里发行了货币。
红军大部队离开湄潭后，留下了部分干部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3月，组建了红军遵湄绥游击队，游击队的政委名叫王友发。
然而，游击队刚成立不久，就被敌人包围了。白狗子们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封锁了进出的道路。王友发命令部队分散突围，向大碑山撤退，他自己则率人掩护。
当时大雾弥漫，游击队边打边撤，准备翻过大山。可是，由于敌众我寡，伤亡过重，游击队最终被打散了，队员们不得不分散到老乡家里躲了起来。
等到敌人搜查的风声稍微平静了些，一名队员便假装成百姓到街上买盐，好打听游击队的消息，不料被探子跟踪，游击队暴露了。正当游击队员准备趁夜色突围时，敌人竟放火烧了他们藏身的茅草房。
突围时，有两名队员中弹牺牲，姓余的分队长因负伤被捕。敌人将他五花大绑，严刑拷打，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游击队的情况。一连几天的拷打与折磨，敌人一无所获。他们恼羞成怒，派三个乡丁把奄奄一息的余分队长抬到山顶上，准备用刀砍死后丢到溶洞里。
谁知，他们刚到山顶，奄奄一息的余分队长竟一跃而起，用尽全力抱住手持马刀的乡丁，要与敌人同归于尽。抬滑竿的两个乡丁赶紧上前帮忙，四个人扭成一团搏斗起来。身负重伤的余分队长终因力竭，被敌人活活扔进了溶洞。
敌人杀害余分队长后，又组织乡丁反复搜山，好些游击队员被杀害。王友发与一名姓邱的福建籍战士转移到老乡家里躲藏，因被当地土匪告密，他们不得不连夜转移。攀藤爬岩途中，王友发政委不幸中弹牺牲。
讲到这里的时候，爷爷的声音明显有些低沉，嗓子眼好像被什么哽住了一样，烟袋锅里一闪一闪的暗火早已熄灭，他却全然不知。杜富国依偎在爷爷腿上，仰着小脸听得入神，一双明亮的眼睛时而欢喜、时而忧伤。
爷爷说，红军游击队是咱穷苦百姓的队伍，在湄潭时打地主、分浮财，帮助老乡做农活、修房子、挑水、扫地，样样都干，和老百姓亲如一家，深受百姓的拥戴。
如今红军落了难，家家都来帮。街上有个王裁缝，利用做活之便，为失散的红军战士提供情报，被乡丁杀了抛尸于山洞。有个红军战士被捕后，被敌人捆绑起来要处决，有个老婆婆从庙里讨来一水瓢的斋饭，含着泪一口一口地喂他。
爷爷忽然提高了音量。他说，有一天夜里，有两名负伤的红军战士来到咱太平村藏身。太爷爷和乡亲们一道，把他俩悄悄藏在村后山的山洞里，铺上厚厚的稻草，让他们养伤。乡亲们白天上山采草药，给红军战士治伤，晚上悄悄给他们送饭。太爷爷把家里唯一一盏马灯提了过来，给红军战士照明。
那时候，农民的生活苦，经常吃红薯充饥，不是顿顿都能吃上白米饭。但乡亲们却把家里仅剩的米，都拿出来煮饭给红军战士吃。谁家有舍不得吃的腊肉、鸡蛋，也都拿出来给受伤的红军战士补身体。乡丁几次来村里搜查，威逼利诱下，乡亲们个个守口如瓶，没有一人泄露红军战士的秘密。
红军战士的伤情有了好转后，怕连累乡亲们，提出要去找大部队。临走的那个晚上，太平村的乡亲们流着泪来送，将煮好的鸡蛋、捏好的饭团、煮好的红薯，塞到红军战士的包袱里。两名红军战士将用过的被褥、板凳，一一还给乡亲，将马灯交还给太爷爷。告别时，他们流着泪，向乡亲们敬了个军礼。
爷爷郑重地说：“飞飞，你太爷爷去世时叮嘱，要保护好这盏马灯，这是咱杜家保护红军战士的见证！”
杜富国好奇地问：“爷爷，那两名红军战士离开后，到哪儿去了？”
爷爷叹了一口气说：“哎，大家都不知道他俩去哪了，只知道，红军游击队前前后后有十九人被敌人杀害，你的太爷爷和乡亲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一安葬，像对待亲人一样祭扫守护，后来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都集中安葬到了烈士陵园。”
杜富国想起清明节时，老师组织他们到烈士陵园扫墓的情景，好奇地问：“爷爷，红军烈士墓里埋着的，是不是你讲的红军战士？”
爷爷说：“肯定是为百姓牺牲的红军烈士，但不好说是不是那两名在太平村住过的红军战士。”
杜富国又问：“难道墓上没有写名字？”
爷爷告诉他：“干革命，就是这样啊。除了王友发政委等少数几人，大多数红军战士都没有留下姓名……”
最后，爷爷拍着杜富国的脑袋讲：“飞飞，咱家门口的路，就是当年红九军团走过的路。你上的皂角桥小学，前身就是抗战时期收养过四百余名孤儿的育幼院嘞！”
我们家门口的路，红军曾经走过？！杜富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腾地从爷爷身边站起来，推开大门走了出去。
站在门口的小路上，他左右张望，这条乡间小道蜿蜒曲折，道路一侧保留着当年的红军标语，杜富国仿佛听到了红军战士坚定的脚步声。
他的心头涌起一种有志少年的冲动与悲壮！从此，每当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杜富国都会情不自禁地挺起胸膛、抬起下巴，他想模仿红军当年走路的姿态。
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十几年，一首红色歌谣《我要当红军》，在他的耳畔也激荡了十几年。
我要当红军
我要把那热血汇入红色的海洋
就为那颗红星
就为潜伏在生命里的向往
我要当红军
我要去那最纯粹的地方
红旗漫卷西风
那是真正的勇敢和坚强
青春的种子在哪里发芽，人生的躯干就会在哪里成长。在少年时期，太爷爷的那盏马灯在杜富国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一粒红色的种子，这是一粒革命的火种，引领他向着理想、向着崇高生长。
在遵义学修理时，一有闲暇时间，杜富国就爱往“红军山”上跑。
“红军山”是人们对坐落着红军烈士陵园的凤凰山南麓的小龙山的敬称。陵园有一座牌坊式的大门，上书“红军烈士陵园”几个大字。进了大门，拾级而上，很快就能登到山顶，这里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底座的四角有四个石刻的红军战士头像，英武刚强。杜富国仔细地看过碑记，知道外围大圆环的外壁上镶嵌的二十八颗闪光的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奋斗，夺得了政权。
纪念碑的后面，是邓萍将军的墓。原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曾与彭德怀元帅并肩作战。1935年2月在红军二次占领遵义的战斗中，邓萍亲自到阵地前沿侦察敌情，后脑中弹，壮烈牺牲。
由于战事激烈，邓萍牺牲后，战士们只好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为了防止红军走后敌人发现和破坏烈士墓，当年他们既没有立碑，也没有做标记。
1957年，也就是邓萍将军牺牲后的第二十二年，彭老总给当过贵州省委书记、在娄山关战斗中任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的苏振华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设法找到邓萍的遗骸。
彭老总给苏振华提供了一条线索：邓萍同志牺牲当晚，红军战士在街上买了一副黑漆棺材装殓遗体，第二天早上，掩埋在遵义城北郊的山坡上。
苏振华此时已经离开了贵州，但他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他专门安排遵义干部寻找烈士遗骸之事，时任遵义市政协副主席的朱振民等工作人员根据彭老总提供的线索，几番辗转，终于找到了当年在遵义新街开棺材铺的颜大娘。
老态龙钟的颜大娘，对别的事都记不大清了，但提起红军战士买棺材的事，她却一清二楚。她说，当年红军攻打遵义的时候，她很害怕，白天躲到了山上，晚上才回家。没多久，来了几个红军战士，说要买棺材，她就将一口黑漆棺材卖给了他们。听说装殓后，埋到了罗家坟山上。
朱振民随即找到了坟山的主人罗徽五，罗徽五带着朱振民等人来到自家坟山，指着一个没有碑记的土堆说：“旁边这两个坟是我祖上的，中间这个土堆，埋的就是那个红军战士。”
朱振民初步判断，这个无名坟埋的很可能就是邓萍烈士。报请上级同意后，朱振民找来在邓萍身边工作过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原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十二团作战参谋），一起开棺辨认。
打开棺木后，他们看到遗骸穿着短呢大衣，大衣的扣子已经锈迹斑斑，脚下鞋子已经腐烂，只剩下胶质的鞋底。将头部的泥土扒开，看到右耳上额骨有个小孔，后脑壳开裂。为了确认遗骸身份，李波等人又电请与邓萍共事多年、时任贵州省军区政委的石新安来作最后辨认。最终确认是邓萍烈士遗骸。
捧起老首长邓萍的头骨，石新安悲痛难抑。在场的人也都默然肃立，泪流满面。后来，邓萍烈士的遗骸被安葬于红军山。
邓萍烈士墓的一侧，就是被当地百姓奉为“红军菩萨”的铜像。铜像定格了一名红军女卫生员左手怀抱小孩，右手端着汤匙喂药的瞬间。红军山没有庙，却不断地有百姓来给这位“红军菩萨”上香。
红色志愿者介绍说，这位女卫生员的原型人物，其实是一名男性，他叫龙思泉，出身于广西一个中医世家，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1935年初随部队长征到遵义。
当时遵义流行“鸡窝寒”，实际上就是伤寒病。龙思泉挨家挨户给老乡看病，挽救了许多伤寒病人的生命。老乡们都说，红军里有个能为穷人治百病的神医。
一天，一个中年农民辗转二十多里山路来到部队，哭着请求龙思泉为他的父亲看病。龙思泉请示领导后，立即背上药箱，连夜冒雨前往。
龙思泉给这位农民的父亲打了针、喂了药，等病人病情稳定时，已经是次日清晨了。龙思泉正准备返回营地，推开门却发现不大的晒谷场上挤满了前来找他看病的老乡，于是留下来继续给大家看病。
当他处理完病患，回到驻地时，部队已经转移。部队首长写了张字条，让房东交给他，告诉他部队出发的方向。在追赶部队的途中，龙思泉被敌人残忍杀害。
附近的群众听到枪声后，纷纷赶来，见到还背着红十字药箱的卫生员倒在血泊中，许多人都悲愤交加。百姓们将龙思泉的遗体安葬在路旁向阳的松树林，因为不知道他的姓名，就在碑上刻了“红军坟”三个字。
“红军坟”建好后，附近的很多老百姓都来烧香祭拜，既表敬意和哀思，也说这位红军卫生员经常“显灵”，能祛病消灾。这件事传到敌人那里，他们多次想把“红军坟”挖掉，但都被乡亲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下来。“红军坟头挖不掉，头天挖了第二天又长起来”的传说，吓坏了反动派。
遵义解放后，“红军坟”迁入了红军山，这尊红军卫生员的铜像常年香火不断。乡亲们都说，“红军菩萨”很灵验，摸一摸、拜一拜，就能消灾祛病、平安吉祥。“红军菩萨”的脚部被祭拜的乡亲摸得锃亮，这一幕深深刻进杜富国的脑海里。
杜富国想：老百姓的心是天底下最朴实的，他们心目中的菩萨，是真正能够保护他们、真心实意待他们好的人！
“富国，你看谁来了？”杜富国正想得出神，店里同事的说话声把他拉回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