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9年12月1日，重庆解放。人民政府的布告也贴出来了。其间，我因和班禅办事处的人相熟，故经常到那里去，言谈中发现情况不大好，打定主意，早去登记自首，然后坦白交代。登记时，人民政府给我交代了有关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了西南各省问题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一天，班禅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到我的住处告诉我：“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我找一个人，用藏语在电台上报道一下解放军将要解放西藏的消息，我想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说：“这个工作可以做，可是，首先宣布解放西藏，西藏人会跑光的，将来还用得着那些人。我看还是不宣布解放，领兵进藏为好。”他把我的话转告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后，该会的文治平、齐宪孟找到我，要我写有关西藏的材料。刚从西藏出来，有关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达赖和班禅的势力，亲英和爱国力量的对比等情况甚为清楚，我把这些材料全部写上并交给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们看了我写的材料，甚感兴趣，说我的材料很宝贵，并动员我参加革命工作。我曾是为蒋介石卖命的军统特务，对参加工作顾虑重重。如果执意要我参加工作，那还得把老婆送回青海，方可随军进藏。因为，我老婆是西藏人，不会汉语，即使拿着金子也找不到饭吃。我请求他们说，参加革命工作得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需要懂得一些新思想和新原则，否则工作中难免出差错。

过了几天，西南军政委员会把我叫去。我在那里见到很多人，有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公安部二处的。他们要我继续写材料。于是我又写了西藏的材料，并根据公安处的意见，详细地写了自己的历史。他们看过材料和写的历史后，说我交代还算诚实，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要我准备一下，过几天到西南革大去学习。他们还给我许多书，其中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等文章。

我原来的住房很不理想，一到夏天闷热难熬，必须给家眷找好房子。很不幸，命运有意捉弄我。在一所门上写着“出典”字样的楼里，和两个正被公安人员逮捕的军统分子不期相遇，公安人员指控我是找他二人接头联系的，我便同他俩一起被抓进刑警大队。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们。20多天后，问题查清楚了，但没有释放我，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便把我送到公安局，到西南革大学习，遂成泡影。

在管训大队期间，除了学习外，还有少量的劳动。这时，镇反运动已开始，我们整天又在恐慌不安、提心吊胆中交代罪行，直到1951年冬才得以回家。

这期间，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急得疯疯癫癫，最后竟郁闷而死。我的全部财产，大多被政府保管得很好，只有一部分金子不见了。据查，是××乘我妻子疯癫之际拿走的。其余的东西，如几尊佛像、敦煌经卷和一幅慈禧太后的画及其他珍宝均完好无损。

在后来的肃反、四清运动中，我均受到过审查，“文革”十年，我亦毫无例外地被“口诛笔伐”，而且被抄了家。所幸国宝敦煌经卷虽几经沧桑，随我辗转四川、青海，却被完整保存下来（我曾将经卷两次转移，一次藏弟弟家中，一次藏邻居贫农唐家）。 V7/4y9ca0yb6g6WvmFaq6FV/o6RXlt8hJLcS9tdJVUKLiUbr7FcHxqrSakBBKs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