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到昆明，就发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困苦。我们刚下飞机，便把飞机上供给的午餐（两支香蕉，一听牛肉罐头，三根香烟和火柴）扔掉。这一扔不要紧，却蜂拥来一大群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孩子，他们争抢那些食品。这样的场面在缅甸的仰光没看到，却在中华大地上目睹。我鼻子酸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昆明住了五六天，再不想深入大陆腹地。一则是由于昆明气候温和，空气清新湿润，再则，内地情况不明，顾虑重重，如果我们这类人处境不妙，住在边境便于逃亡国外。但我的重重顾虑却被同伙们乐观的劝说和我想“亲自看看”的心理消除了。于是，又乘飞机前往陪都重庆。

一到重庆，便开始联系西南区的军统。与军统联系上后，他们便安排我们前往渣滓洞（渣滓洞有招待所）。渣滓洞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也是特务的世界。我们到那里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大小特务纷至沓来，大都像叫化子，身无分文，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狼狈不堪。“中美合作所”旧址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而已。

住在渣滓洞招待所，整日无事可干，消磨在象棋、扑克游戏之中。清闲日子真不好过，加之前程未卜，生死难以预料，惶惑、迷茫、烦躁、苦闷、绝望集于一身。这时，被军统扣收的香港报纸上出现“蒋介石不是东西”，“程潜将军起义了”的标题文章。很显然，共产党的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局势愈加危急了，形势急转直下。

忽一日，毛人凤飞到重庆。他召见了我和赵冠南（曾在西藏搞情报工作，文书，贵德人）。毛听了我在西藏的工作汇报后说：“辛苦了。”又问：“我们的同志都撤离西藏了？”“都撤了。”“怎么不留下两个？”“外地人都被驱逐，本地人靠不住。”“怎么？那么多西藏人就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人？”“找一个西藏人也没有作用，因为取不上联系。”“电台呢？”“毁了，文件也毁了。”然后，他略一沉思，说：“现在你到西康去工作。”可是，我几个月的薪水和活动经费（约3000银圆）都没有领，我要求补发。他很不痛快地说：“这个，你去找西南特区的徐元祖嘛。不过，西南区也可能没有钱。”听他的口气，补发薪水毫无指望。戴笠死后，毛人凤负责军统的全盘工作，有人说他“创业不足，守业有余”，我看这人连点守业的本事都没有。幸好我从西藏带了点钱，否则，女人、孩子一家三口将无法度日。他写好了手令，任命我为西康情报站副站长（上校级），接着送我出来。我一见那手令，心里就起火，把我派到西康当替死鬼，我侯某对党国没有立下功劳也有苦劳，心里越想越气，所以我决心不到西康去赴任。

接着我找房子，准备在重庆长住下来。几天后，用2两黄金租到一所住宅。

一天，赵冠南告诉我：“马继援在重庆复兴大楼。”我俩急忙跑到复兴大楼去见他，想了解青海的情况。马的住房外没一兵一卒站岗，里面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是马继援手下的少壮派骨干）。马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问：“你们是毛先生领导的？”我说：“是的。军长，你是不是回青海，若要回青海请把我们几个也带回去。”马劝我说：“还是不要回去的好，共产党来了对你们这样的人查得紧。”另外几个人也纷纷插口道：“这次我们跑出来，只拣了一条命，啥都丢光了。”“回不去了。青海、宁夏和河西的电话都不通了。”我看了马继援那委靡不振的样子，相信了他的话，便起身告辞。回青海无望，定居重庆的心更定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一天天逼近重庆，我们从西藏撤出来的一伙人，作鸟兽散，各奔前程，自顾性命去了。赵冠南也走了。留在重庆的只有我一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解放。 CxQ0a3Tf7Z9LXnqsgpvrd85Fwxn7E/PNHvXXBaC/9mjZrwKzhEFkHZZQUJfm+p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