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印度,我们下榻于加尔各答的一家旅馆里,那旅馆是一对中国夫妇经营的。男人名叫王春生,原籍湖北,女的原籍在西藏。因为我的妻子也是西藏人,故彼此之间关系密切。有一天,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来了,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去台湾,有一艘‘海天’号轮船,可以免费直接把你们送到台湾。如果要回大陆,则自行安排。”这就是国民党政府赐予我们流落在外人员的最惠待遇。
当时,我非常想回家,正当我打点东西准备回大陆时,当地华侨中传说着一条这样的消息:有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身带敦煌经卷,准备将经卷卖给英国人。我一听到这消息,心中甚是惊奇,敦煌经卷怎么流落到国外?我求宝心切,急忙叫王春生去找那个带经卷的中国人。没过多久,王春生将那人找到了。他叫王仁,但不肯告诉乡梓何处。我请王春生从中斡旋,叫王仁把经卷卖给我。经王春生的努力,王仁终于答应以5000元美金卖给我。事情讲妥了,但没有立即付钱,因为我不能甄别那经卷的真伪。我问王仁:“你把经卷拿给我看看怎样?”他说:“行。”于是,我带上经卷到噶伦堡去找著名华侨马寿山先生(原籍云南)。此人曾游过英、法,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在印华侨中颇有名望。1955年周总理访印时,他曾拜见了周总理。我因以前在噶伦堡时与之有交往,故知其底细。我在噶伦堡找到马寿山先生后,直说了来意,并把经卷拿给他看。他看后,肯定地说:“这是真的敦煌经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好多这样的经卷,我是亲眼见过的。他们把这经卷称为东方明珠。”接着,他用一种好奇的口气问我:“你是怎么得到它的?”我把在加尔各答的巧遇详细说了一遍,他听后问我:“这经卷是真的,侯先生你到底要不要?”“我准备要。”“你如果不要,请别撒手,把它卖给我,价钱可以在5000元上多添一点。”我说:“我买定了。”然后,辞别马寿山先生,回到了加尔各答,给王仁付了钱。为酬谢王春生的尽力相助,我把西藏江孜产的两条毛毯和一架美式收音机送给了他。
经卷到了手,我嘱咐王春生对此事保密,以免惹是非。后来在王春生的帮助下,我特制一皮箱,装入敦煌经卷。这样,我携带着经卷从加尔各答乘美国的“霸王”号飞机经缅甸仰光进入祖国的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