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2年秋，戴笠来兰州。他将我调至西藏工作。当时的西藏局势不稳，爱国人士同酝酿独立的亲英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接受戴笠的调遣，化装成商人，从兰州起程，经青海西宁到达西藏拉萨搞情报工作。

1949年7月8日，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发动了震惊一时的“驱汉事件”。当时，我在日喀则做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拉萨的藏政府一再刁难，不欢迎班禅进藏。日喀则有班禅的寺院——扎什伦布，也有很多班禅的旧官员，我到那里后想做些疏通工作，使那里的官员和僧侣欢迎班禅入藏。由于各种原因，此事未能如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驱汉事件”时，我已收到拉萨方面的急电，要我把所有秘密材料和电台全都销毁，在一星期之内离开西藏。当我做好撤离准备工作后，日喀则的藏政府召见了我。

扎什伦布的秘书厅富丽堂皇。厅中上首坐着一银须老者钟伊千毛（秘书长），他两边围坐着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那老者告诉我，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赶快办。接着，他们的公使念了一通文件。有一名官员还问大家：“他能听懂藏话？”“能听懂。”我心中暗想，这官员也太没有见识，我不懂藏语还能到西藏搞情报？公使念罢文件后，唯恐我不相信，再叫我亲眼过目文件。我说：“文件无须再看，不过，我有这样一个看法，西藏仍然是中国的版图，我是中国人，有权利住在西藏，更何况我既不是强盗土匪，也没有损害藏民的利益，你们有啥权力来驱逐我们呢？”那老者说：“这是我们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事已和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联系妥了。”我说：“办事处管不了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可是办事处没有权，外地生意人到西藏遭毒手被刺杀，办事处一次也没有做主。只要我不做损害藏民利益的事，有权在西藏居住。”那老者对我的争辩很不感兴趣，颇有厌倦意味地说：“这事已定，就这样办吧。”我的争辩也不过是发泄我心中的不满，自知即使争辩下去，也于事无补。突然，那老者对我发动袭击。他冷不防问我：“听说你有部电台？”我成竹在胸，说：“有。”“能否让我们看看？”“可以看。”我支使手下人去拿来的竟是那些贵族官员家里都有的无线电收音机。他们把它相继传看了一番，然后用怪异眼光盯着我。显然，这架收音机不是被他们通称为无线电的发报机。“你的无线电呢？”那满脸麻子的电讯局局长诡谲地瞪着眼问我。“这不是吗？你们弄错了，把收音机称作无线电，把发报机也称作无线电。我这是无线电收音机，如果你们哪个想要，便宜卖给。”他们当中没有哪个说要。于是，他们认定我是纯粹的商人，便问起生意上的往来纠葛。当他们知道我还有没收进来的很多账时，说要帮我收回。我说：“这不需要，我交往的人都是很富有的体面人。他们知道我要走，会自觉拿钱来的。只有一笔账，我是要收的，那是青海塔尔寺的佐该尕哇佛爷在西藏折本寺当了格西（博士学位），举行庆贺典礼没有费用，派管家来我处借钱，我给了他1万两藏银。这笔账我可以从藏大路回去时顺路收回的。”他们说：“不能从藏大路回，必须绕印度回去。”他们还说，佐该尕哇佛爷也要回去。我说：“佐该尕哇佛爷是安多（意即青海藏民）。”他们说：“安多也要回去。”我一听心里冒火，你们驱逐的不仅仅是汉人，所有外地人都在被驱逐之列。我质问他们：“达赖也是青海的安多，难道你们也要把他赶回青海？”官员们无言以对，面面相觑。那个老者则以很冷静的口气说：“他是我们请来的。”我和他们又争辩了几句，渐渐看出情形不妙，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我走是肯定的，不过我还有个请求，请你们接受我带不走的一些财物，希望给兑换一些印度的卢比。”他们当时答应满足我的要求，但后来却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我只好利用七八天的时间处理财物，卖的卖，送的送，清理完毕。然后，在12名藏兵的“护卫”下，开始了漫长的印度之行。 84eGtE5IxRpDI/Qqv8hF9V8ySw/iADh6552IJjyUShG5YYUe6oRzGYG6FbA6Px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