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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听到敦煌经卷是国宝，还是抗战初期的事。当时，国民党根据抗日的需要，将陕、甘、新、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任长官，司令部设在兰州五泉山。我在第八战区调查室（是军统直属机关）搞情报工作。有一天，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游览敦煌后回赴四川途中，在兰州短暂停留。我经过青年画家郭世清（乐都人，是我的小学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张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在我们共进午餐的饭桌上很有兴致地说着我国历史上最名贵的书画和历史文物，谈到我国的王羲之、齐白石等著名书画大师。最后，谈到敦煌壁画和经卷。他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一个姓王的道人偶然发现的，洞内经卷大多被英、法、美、俄等国人窃去，我国现在留存不多，是国宝。这样，敦煌经卷在我心里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
在第八战区搞调查和情报工作，对于走私、贩私，当在查获之列。有一次，我们调查室的程一鸣主任（曾留学苏联，解放前夕到澳门，后起义回国，在广东省政协工作）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告诉大家，根据河西的情报，有个中央委员从敦煌搜集了一些经卷，随身携带，检查站对此要严加搜查。后来，检查站上的人根据程的指示，将那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连同车辆一起进行了一番检查，结果一无所获。难道情报不准？那委员见我们没有查出什么，便故作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我们军统人员不长眼睛，说：“我是中央委员，不是汉奸，也不是共产党。”检查人员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姿态，不论大小什物重新检查，终于找到了宝物。原来，那委员将敦煌经卷一片片分开后巧妙地夹在旧《辞源》里面，既经查出，那委员顿时威风扫地，垂头丧气，无话可说。他窃带的经卷被我们没收了。程一鸣主任就此说道；“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情报，查获了国宝。敦煌经卷是国宝，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带走。”这是我第二次听说敦煌经卷是国宝。虽然，我没有见过它，但它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