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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柱
1984年10月5日，在西宁宾馆召开的“侯国柱先生捐献文物颁奖大会”上，青海省文化厅负责人向200多名与会同志介绍了侯国柱先生捐赠给国家的一部经卷的详细情况。他说：“经专家鉴定，确认藏卷为佛典戒律，卷首残缺二三百字（据说该经上卷今存于日本），全长17米左右，用纸34张，每张相接粘连而成长卷……全卷共933行。写本纸质较细，有韧性，经过染黄，略有水渍，按纸质、行字看，皆合隋唐规则。写本字体工整，圆润，楷书，有六朝隶体余意，实为隋或唐初真品。”这样的藏卷，“不仅国内没有，国外亦罕见，当视为国宝”。可是，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又是怎样辗转到手，保存至今的呢？侯国柱先生有他一段曲折难忘的经历……
我初次听到敦煌经卷是国宝，还是抗战初期的事。当时，国民党根据抗日的需要，将陕、甘、新、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任长官，司令部设在兰州五泉山。我在第八战区调查室（是军统直属机关）搞情报工作。有一天，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游览敦煌后回赴四川途中，在兰州短暂停留。我经过青年画家郭世清（乐都人，是我的小学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张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在我们共进午餐的饭桌上很有兴致地说着我国历史上最名贵的书画和历史文物，谈到我国的王羲之、齐白石等著名书画大师。最后，谈到敦煌壁画和经卷。他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一个姓王的道人偶然发现的，洞内经卷大多被英、法、美、俄等国人窃去，我国现在留存不多，是国宝。这样，敦煌经卷在我心里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
在第八战区搞调查和情报工作，对于走私、贩私，当在查获之列。有一次，我们调查室的程一鸣主任（曾留学苏联，解放前夕到澳门，后起义回国，在广东省政协工作）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告诉大家，根据河西的情报，有个中央委员从敦煌搜集了一些经卷，随身携带，检查站对此要严加搜查。后来，检查站上的人根据程的指示，将那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连同车辆一起进行了一番检查，结果一无所获。难道情报不准？那委员见我们没有查出什么，便故作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我们军统人员不长眼睛，说：“我是中央委员，不是汉奸，也不是共产党。”检查人员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姿态，不论大小什物重新检查，终于找到了宝物。原来，那委员将敦煌经卷一片片分开后巧妙地夹在旧《辞源》里面，既经查出，那委员顿时威风扫地，垂头丧气，无话可说。他窃带的经卷被我们没收了。程一鸣主任就此说道；“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情报，查获了国宝。敦煌经卷是国宝，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带走。”这是我第二次听说敦煌经卷是国宝。虽然，我没有见过它，但它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
1942年秋，戴笠来兰州。他将我调至西藏工作。当时的西藏局势不稳，爱国人士同酝酿独立的亲英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接受戴笠的调遣，化装成商人，从兰州起程，经青海西宁到达西藏拉萨搞情报工作。
1949年7月8日，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发动了震惊一时的“驱汉事件”。当时，我在日喀则做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拉萨的藏政府一再刁难，不欢迎班禅进藏。日喀则有班禅的寺院——扎什伦布，也有很多班禅的旧官员，我到那里后想做些疏通工作，使那里的官员和僧侣欢迎班禅入藏。由于各种原因，此事未能如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驱汉事件”时，我已收到拉萨方面的急电，要我把所有秘密材料和电台全都销毁，在一星期之内离开西藏。当我做好撤离准备工作后，日喀则的藏政府召见了我。
扎什伦布的秘书厅富丽堂皇。厅中上首坐着一银须老者钟伊千毛（秘书长），他两边围坐着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那老者告诉我，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赶快办。接着，他们的公使念了一通文件。有一名官员还问大家：“他能听懂藏话？”“能听懂。”我心中暗想，这官员也太没有见识，我不懂藏语还能到西藏搞情报？公使念罢文件后，唯恐我不相信，再叫我亲眼过目文件。我说：“文件无须再看，不过，我有这样一个看法，西藏仍然是中国的版图，我是中国人，有权利住在西藏，更何况我既不是强盗土匪，也没有损害藏民的利益，你们有啥权力来驱逐我们呢？”那老者说：“这是我们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事已和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联系妥了。”我说：“办事处管不了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可是办事处没有权，外地生意人到西藏遭毒手被刺杀，办事处一次也没有做主。只要我不做损害藏民利益的事，有权在西藏居住。”那老者对我的争辩很不感兴趣，颇有厌倦意味地说：“这事已定，就这样办吧。”我的争辩也不过是发泄我心中的不满，自知即使争辩下去，也于事无补。突然，那老者对我发动袭击。他冷不防问我：“听说你有部电台？”我成竹在胸，说：“有。”“能否让我们看看？”“可以看。”我支使手下人去拿来的竟是那些贵族官员家里都有的无线电收音机。他们把它相继传看了一番，然后用怪异眼光盯着我。显然，这架收音机不是被他们通称为无线电的发报机。“你的无线电呢？”那满脸麻子的电讯局局长诡谲地瞪着眼问我。“这不是吗？你们弄错了，把收音机称作无线电，把发报机也称作无线电。我这是无线电收音机，如果你们哪个想要，便宜卖给。”他们当中没有哪个说要。于是，他们认定我是纯粹的商人，便问起生意上的往来纠葛。当他们知道我还有没收进来的很多账时，说要帮我收回。我说：“这不需要，我交往的人都是很富有的体面人。他们知道我要走，会自觉拿钱来的。只有一笔账，我是要收的，那是青海塔尔寺的佐该尕哇佛爷在西藏折本寺当了格西（博士学位），举行庆贺典礼没有费用，派管家来我处借钱，我给了他1万两藏银。这笔账我可以从藏大路回去时顺路收回的。”他们说：“不能从藏大路回，必须绕印度回去。”他们还说，佐该尕哇佛爷也要回去。我说：“佐该尕哇佛爷是安多（意即青海藏民）。”他们说：“安多也要回去。”我一听心里冒火，你们驱逐的不仅仅是汉人，所有外地人都在被驱逐之列。我质问他们：“达赖也是青海的安多，难道你们也要把他赶回青海？”官员们无言以对，面面相觑。那个老者则以很冷静的口气说：“他是我们请来的。”我和他们又争辩了几句，渐渐看出情形不妙，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我走是肯定的，不过我还有个请求，请你们接受我带不走的一些财物，希望给兑换一些印度的卢比。”他们当时答应满足我的要求，但后来却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我只好利用七八天的时间处理财物，卖的卖，送的送，清理完毕。然后，在12名藏兵的“护卫”下，开始了漫长的印度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