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1979年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政策温暖了我的心。我那沉重的“四类分子”的帽子也摘了。1980年,欲去重庆落实政策,到兰州因病发未遂。在西北民族学院才旦夏让老师(曾授我藏文)处住了几天。在回来的火车上,我看到《兰州报》上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吃先人的饭,砸后人的锅”,文章说甘肃某大队集体盗卖历史文物活动十分猖獗。“如果长此以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存在哪里?古老,拿啥证明?这不是端起祖先的饭碗砸了后人的锅吗?”并呼吁有关方面对此予以重视。我看过这篇文章后,心里甚感惬意畅快。心想:政策好了,我也该乘个时机,把敦煌经卷贡献给国家。
1982年我去重庆,落实了政策。
1983年我回青海,开始做上交经卷的准备工作。在《乐都县志》编写组的谢尔杰和青海省委党校谢佐的协助下,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取得了联系,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后,终于迎来了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日子——1984年10月5日。
这天,青海省文化厅在西宁宾馆举行了“侯国柱先生捐献文物颁奖大会”。会上我正式将珍藏多年的敦煌经卷献给了国家。为表彰我将稀世珍宝敦煌经卷献给国家的爱国行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我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如果说这天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日子,那么把珍贵的经卷捐献给国家,是我此生所做的最光彩的事!
(景超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