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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文化开拓者和民主主义革命者。在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英勇果敢，坚强不屈，是革命文化战士的先锋。
1941年底，日寇侵占香港。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许多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因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不住脚，撤退到香港。现在他们被困在香港，处境艰险。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发来了紧急电报，指出：这批文化界人士中不少是我国文化界精华，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并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
在廖承志同志的具体组织下，广东地下党和游击队立即行动起来，将邹韬奋、茅盾、胡绳、张友渔等几百名文化人从敌人的虎口中分期分批抢救到东江游击区，准备秘密护送他们经广东的惠州、老隆、韶关进入大后方。
就在这个时候，党派我到老隆，协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另一位负责人连贯同志，护送路经此地的文化人。
从1942年春节后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从惠州陆续乘船到老隆，由我们负责转送韶关或兴（宁）、梅（县）。接送工作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紧张地进行的，因为在这同时，国民党的鹰犬队也在四处寻觅着这批进步文化人。
4月下旬的一天，地下交通员从惠州送来了两位先生。其中一位，消瘦的脸庞上戴着眼镜，难民证上的名字叫“李尚清”，“香港××商行的股东”。连贯私下告诉我，他就是我所景仰的韬奋先生！和他一起来的另一位是胡绳。当天，我们把他们安排在老隆的秘密联络站“义孚行”住下。
第二天，连贯即叫我联系了去韶关的汽车，派人先将胡绳同志护送走了。我心里纳闷，为什么韬奋不一起走？后来，才从连贯处得知，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知道韬奋从香港回到内地，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邹韬奋行踪，沿途各关卡都放有邹的相片，要抓他。国民党韶关特务头子夏×还下令：一经发现可就地解决。
连贯严肃地对我说：“韬奋先生现在很危险，不能走，上级指示我们，要把他隐蔽在当地乡村，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随后，连贯叫我把邹韬奋护送到梅县，找到负责兴、梅——闽西南一线护送文化人的胡一声。经过周密考虑，我们决定把邹韬奋安置在梅南江头村畲坑乡陈炳传同志家里隐匿。
陈炳传（又名陈启昌），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在家乡搞过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斗争失败后，他跑到新加坡继续开展救国运动，被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以“侨兴行”经理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韬奋到他家住，对外以“香港侨兴行的股东，因患脑病，在韶关经不起轰炸，来乡间休养”的名义出现。陈炳传交游的客商很多，一般不会引起怀疑，再加上这里地处梅丰边区，国民党统治力量十分薄弱，所以，韬奋在这里隐蔽是比较安全的。
6月初的一天，连贯突然跑来跟我说：“现在出了叛徒！粤北省委被破坏，廖承志也被捕了，上级叫我立即撤到东江部队去。”紧接着，他向我交代，要继续以归国华侨商人的身份待在老隆，完成接应护送文化人的任务，特别是以后要想尽一切办法将邹韬奋安全护送走。并一再叮嘱我，为了预防万一，从今以后，过去和他接触过的人一概不要再接触，只和他保持单线联系，有什么问题必要时可通过惠州的“源吉行”去找他，他会想办法帮助我的。
连贯走后，我立即从“义孚行”迁到“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与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不久，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基本走完了，我随即根据连贯的指示，以陈炳传“侨兴行”伙计的名义，到梅县潜伏下来，等待时机以便将韬奋送走。
这时，韶关国民党报纸的“时人行踪”栏登了一则消息：“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寇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间。”紧接着，我们又接到地下党送来的情报：国民党当局已派遣认识韬奋的特务头目刘百闵专程来广东，指挥特务组织在东江和兴、梅一带侦察韬奋踪迹，刘本人还到了梅县。
情况已非常严重。显然，韬奋已不能再在梅县隐蔽下去，必须马上设法转移了。
也就在这时，胡一声接到负责在韶关接送文化人的乔冠华自韶关拍来的电报，叫他“即来谈生意”。胡一声到韶关后，乔冠华即告之：国民党已侦知韬奋在兴、梅一带，并已派出特务去搜捕，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要立即设法把邹韬奋安全送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来原生活书店（韬奋主办的店）的干部冯舒之参加护送。
胡一声偕同冯舒之回到梅县后，即找我和陈炳传一起商量护送的路线。当时，前往上海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梅县往东北走，到福建西南部再折向江西东北部，转往上海。这条路比较安全，但是沿途尽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必须步行；另一条是从畲坑西行，经由龙川、连平到达韶关，由韶关乘火车到衡阳和株洲之间的渌口，改乘轮船前往武汉，再沿长江东去上海。这条路有舟车代步，交通方便，时间可以快些，但沿途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关卡很多，要经过多次的检查，风险较大。后来经过再三研究，考虑到前一条路虽然比较安全，对于不习惯走路而且体质又弱的韬奋很不合适；后一条路虽然危险较大，如果掩护得好，路上警惕一些，还是能够通过的。因此就选定了第二条路线。并决定把韬奋扮成患病要回上海休养的香港商人，冯舒之充当陪伴他的伙计，我则装作与他们萍水相逢的同路人，从旁暗中保护，一直将他们送到湖南渌口，然后转交当地地下党再护送到上海。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使命。我当时既兴奋，又有点紧张，考虑到这批文化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贝，特别像韬奋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安全一旦没有保证，将来我怎么向人民交代。
在韬奋出发前，考虑到兴、梅与韶关这一带国民党特务已经注意，情况比较复杂，我先专程跑了一趟，摸清了沿途关卡检查的情况，并事先联系好了到韶关的落脚点。
9月25日，刚过了中秋节，韬奋便告别了江头村，在我和冯舒之的伴随下上路了。我们先乘小船沿梅江到了兴宁，再由那里改乘“侨兴行”运输货物的汽车前往韶关。汽车是胡一声事先赶到兴宁联系好的。韬奋穿着从香港逃出来时穿的那套银灰色的唐装，戴着礼帽，装成商人的模样，和冯舒之并排坐在驾驶室里，我坐在后面的车厢里。胡一声也陪往韶关。他坐在另一辆车的车头里，一路尾随，准备万一第一辆车出了问题，马上向组织报告，及时援救。
两辆车疾驶而去，途经老隆、隆川、连平。每逢关卡检查，则由冯舒之拿着通行证出来应付，声称“老板有病，不便下车”。好在“侨兴行”的车过去常给各关卡的军警一点小恩小惠，检查比较“通融”，所以，总算一路平安无事，第二天便抵达韶关。
韶关，当时是国民党在广东的军政中心，特务密布，宪警林立，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将车开到市郊牛头潭，一下车便住进我事先联系好的“香港汽车材料行韶关分行”里头。
安排妥当后，我即到“侨兴行”与乔冠华接头，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护送的计划和方法。他赞同地说：“你在路上不跟邹韬奋公开接触，遇到什么问题，从比较超脱的位置上保护和帮助他，这样更有利！”他还叮咛我，如万一韬奋被捕，要以最迅速的方法通知他，以便赶紧采取措施，组织营救。
第二天，我到火车站买好了当天下午6点钟开往渌口的车票。因为发现车站上盘查得很严密，怕早去车站等火车容易引起麻烦，所以，我和冯舒之计算好了去车站路上需要的时间，打算赶在开车前几分钟到达车站，一上车就能走。
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分别雇了三辆黄包车，冯舒之在前，韬奋在中间，我在后边，直奔车站。不料半途出了个岔子，在经过韶关市区时，有个地方发生了交通纠纷，路上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我们的黄包车过不去，想退出来已经晚了，后边蜂拥的人群把我们夹在了中间！我一看情况不妙，连忙下车，二话没说拉着韬奋就往人围外挤，马上又另外雇了车奔赴车站。可是已经晚了，待我们赶到车站时，眼看着火车开出站去。
韬奋见状不由得叹息起来，我们也很恼火。火车站这地方危险，不可久留，于是赶忙雇车往回走。可是，我们在车站还是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有个骑自行车的家伙紧紧地盯上了我们。这下糟了，但绝不能让他跟我们到住处！我正在为想法甩掉这个“尾巴”急得浑身冒汗的时候，忽然发现在路旁人群中有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像是我认识的一个同乡，我想，这下有救了！马上叫车子停下，大声和他打招呼，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和他边走边攀谈起来。走了一段以后，我回头窥探，那个盯梢已无踪影，看来他以为“大水冲了龙王庙”，跟自己人发生了“误会”，知趣地开路了。
当天晚上，为了预防万一，我们转移了住处，在江边找了一家“活动旅馆”（即专供住宿的船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吸取了头天的教训，终于顺利地乘上火车，闯过了韶关这一“关”。
我们买的是头等卧车票。韬奋和冯舒之在一个车厢，我在隔壁的车厢。我知道车上的宪兵要进行一次例行检查，便事先跑到前边已开始检查的车厢里，仔细观察了一番，心里有了数。然后，马上回来叫韬奋装作病重的样子在铺上躺下，额头敷上湿毛巾，旁边还摆了些药瓶子，低声向他们交代，等一下宪兵来检查时，一切由冯舒之来应付，韬奋先生不要起来，就说是发高烧，病得很厉害。韬奋听后点点头，从容不迫地说：“行，你们说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过了一会儿，一个国民党宪兵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我们这个车厢。我听出他讲的话是我们家乡梅县的口音，心中暗喜。轮到查韬奋那个房间时，我就装作看热闹的凑了上去。
宪兵一见到韬奋躺着没起来，就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起来检查！”韬奋皱着眉头，半张不合的双眼微微瞄了他一下，没有吭声。冯舒之赶忙递上预先准备好的假证件，按我刚才交代的话说了一遍。跟着，我用梅县话在一旁叹道：“唉！刚才上火车时见到他就晃晃悠悠，快倒下了！”接着，又故意埋怨冯舒之：“你怎么搞的，你们老板病得这么厉害，还让他出门……”
那宪兵听我口音也是梅县人，转过身来，打量了我一下，略为温和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到哪儿去？”我拿出身份证，回答说，我在梅县干事，这次是为老板跑腿，到衡阳联系生意。我看他紧绷着的脸皮开始松弛，乘机搭讪着问他：“听长官口音也是梅县人，不知府上是哪个乡的？”我设法用亲热的口气跟他拉起家常来。
就这样，又闯过了一关。
火车到了渌口镇。下车后，我把韬奋他们安排在一家小饭铺吃饭，自己则过渡到湘江对岸，找当地地下党一位同志联络。这是路经韶关时，乔冠华交给我的一个关系，按预定计划，韬奋下一段的路程将转由他们负责护送。准备要接头的这位同志住在一家商行里，可是他出门去了，没找到。怎么办？渌口是国统区与沦陷区的交界口，偌大一个小镇没有多少人，但却举目皆见国民党特务的关卡、岗哨。韬奋如在此逗留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
我在小饭铺悄悄地与韬奋、冯舒之商量。韬奋沉着地说：“不怕，船往北一开，那边就是沦陷区了，国民党特务鞭长莫及。”冯舒之也插话说：“这一段路我比较熟悉，有我问题不大。”就这样，商定我在这里与他们分手。
午后一点钟，我们到了码头。韬奋和冯舒之在前边走，准备登上开往长沙的轮船。我仍然装作与他们素不相识，跟在后面，目送着他们。
码头上，乱哄哄地一片，上船的人喊着、叫着，争先恐后。韬奋夹在人流中，马上就该轮到他上船了。突然，我看见他猛地转过身，挤过人群，向我走来。我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他已经抢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辛苦了，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南方的朋友们！为了我，费了很大的劲。”他旁若无人，感情冲动地说着，忘掉了我们原该装作不相识的。
一时间，一股激荡的热流冲遍了我全身，我也异常激动，真想最后拥抱一下这位可敬的文化战士，但处境险恶，嘴上不得不连连说：“李先生，你赶紧上船吧，祝你一路平安！”
韬奋依然不顾一切地紧握我的手不放。他带着颤音，诚挚地说道：“请你回去告诉南方的朋友，到目的地后，我一定要写本《民主在中国》的书跟大家见面，以此来报答大家！”望着他那为化装留了满把胡须的清癯面孔，我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韬奋才转身去上了船。轮船响着沉闷的汽笛，很快就开了。我独自呆呆地站在码头上，目送着轮船远去，直至慢慢消失在苍茫的江面上……
突然，有人在背后猛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你是干什么的？跟我来！”我回头一看，是码头检查站的一个宪兵，正恶狠狠地瞪着我。大概是我神情异常，又在码头上滞留许久，引起了怀疑，因此，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押往检查站。
在检查站，宪兵们轮番审讯我。我反复辩白，自己是韶关“侨兴行”的伙计，老板叫我到这里来找湘江对岸一个商行的股东联系汽车轮胎生意，因没找到，正准备回去。
一个宪兵冷不防地问我：“你说你是做汽车轮胎生意的，那我问你，32×6的老头牌轮胎现在多少价钱？”对这一手，我早有防备，立刻镇静自若地做了回答，而且，还将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当时市面上轮胎的品种、规格、价钱，一口气统统说了出来。
他们见我对答如流，又一身西装、皮鞋，像个商人样，这才放了我。
第二天，我没先回韶关，而是坐火车经衡阳到达桂林。因为乔冠华曾交代我：在渌口安全送走邹韬奋后，要立即到桂林向在那里负责接应文化人的张友渔报告。我根据乔冠华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张友渔，张友渔随即将我汇报的情况转告给了南方局周恩来同志。
韬奋和冯舒之离开渌口后，当天晚上就到了长沙。可是在从长沙乘船往武汉的路上，由于江水浅，船不能航行，被迫弃船步行。在途中，他们多次遭到日伪军的盘查。由于他们的机警、沉着，才安然渡过了这些险境，于10月初到达上海。不久，在华中局和上海地下党周密安排下，韬奋通过敌人封锁线，渡过长江，终于被安全护送到了苏北解放区。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
韬奋所说的那本要跟“南方朋友见面”的书，后来还没来得及写，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那临危不惧、坚毅沉着的形象，40年来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回想起这一切，仿佛又看到他戴着礼帽，穿着唐装，从容不迫地对我们说：你们说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刘百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