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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华侨张南生，名为经商，实际上是云南派驻越南的办事人员。他给梁启超送来唐继尧的三封信，敦请梁启超火速前去昆明，共商大计。但张南生说：法、越当局受袁世凯之请，严防梁启超偷渡越南进入云南，沿途警戒森严，十分危险。张南生还说，即令在海防也不可久留，随时有被逮捕或被暗害的可能。然而梁启超原先与陆荣廷的代表唐某在香港已经约定，待唐到广西后再来迎接，以保安全，计算时间，还得在越南停留一星期。为了确保安全，横山劝梁启超住在他在帽溪的牧场里去，那里较为安全，而且离镇南关不远，汽车两小时可达，也可乘小船到谅山，然后再偷渡国境。由于要等广西的使者来接，梁启超只得一人住到帽溪去。黄溯初则用假护照冒充日本人先去昆明。
梁启超于3月16日来到帽溪。这里是山坡脚下的一间小屋，十分简陋，被褥蚤虱充斥，饭菜十分粗糙。夜晚没有茶水，一灯如豆，虽有书也不能阅读。后来香烟吸完，也买不来。梁启超说，他在写文章的时候，精神有所寄托，便会忘记生活上的苦恼。然而这时所带的纸张也已用完，箱子里只剩信笺数十页，梁十分珍惜，不愿轻易使用。他在家信中叙述这时期的生活简况时，勉励他的子女加强“学养”（意即修养——编者注），他说他这些年来过着舒适生活，习惯于安乐，因而不能适应外界急剧变化的环境，这是他“学养不足之明证也”。他教导年轻人说：“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然而梁启超说，他此时感到更苦恼的是怀念正在前线与敌血战的将士们。他说，他们在战场浴血苦战，苦处超过我几十倍，自己在这里已是太安逸了。
就在帽溪期间，有天晚上梁启超突然病倒，懵懵然通宵不能入睡，第二天竟发高烧，病势更趋严重。牧场的人前来探视，知道这是当地流行的一种热病，急忙弄来草药治疗，幸得痊愈。据说，梁的病情较轻，服药也及时，否则就有丧命的危险。他说，此病的痛苦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当时唯求一死，连想念家人的心思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