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艰难危急时刻,广西却迟迟不宣布独立,广东更是观望不前。其时,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已离津赴沪。他在上海曾多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发去电报,他派往广西联系的人员也没有回音,心中十分焦急。
2月中,广西都督陆荣廷的谋士陈某抵沪来见梁启超,说:如果梁能去广西,陆可于先生到达之日立即宣布起义,通电全国。梁启超的左右感到这个姓陈的来得突然,半信半疑。但梁启超深信,如果自己此时去广西,定可促使陆荣廷早日行动。于是,便预定了2月25日开往香港的船票,拟取道越南,进入广西。2月22日,陆荣廷的亲信唐绍慧来到上海。他将广西反袁的准备情况详细地告诉梁启超,并说明陆荣廷之所以要候梁到后再宣布独立,是因为陆自己只在军事上有把握,而在其他方面却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候梁到后才开始行动。唐又说,他此次北来,还得去南京与冯国璋联系,然后返回上海与梁一同出发。
在唐绍慧去南京与冯国璋联系的十来天里,四川南部的战势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大家都盼望广西能够尽快发难,以带动其他各省共同反袁。此时,梁启超在上海的活动本来极其秘密,但因广西先后来人与各方联系频繁,消息逐渐泄露,《时事新报》并以专电见报。因此,袁世凯通令全国缉拿梁启超就地正法。外间谣言纷起,传说暗杀梁启超的人也可报功领赏。梁启超周围的人都为梁启超的安全担心,担心他不仅不能前去广西,即在上海的安全也十分可虞。面对时局,梁启超本人也一筹莫展。
正当梁启超一筹莫展之际,1916年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突然来访梁启超,说是在报上看到消息,特来探询。梁启超考虑到此行要经过香港、越南转入广西,沿途难免会遇到困难,便趁机托青木设法照料。青木慨然许诺,派他的部下松井负责办理旅途具体事项。第二天,松井来说已与东京、香港等地谈妥,定于3月4日由上海乘日轮“横滨丸”出发,到香港后换乘日本货轮“妙义山丸”去越南海防,沿途生活及安全统由日本人精心照料。
3月4日,梁启超由上海启程,乘日本“横滨丸”驶出长江口,同行的有汤觉顿、黄溯初、黄大暹、蓝志先、吴贯因、唐绍慧等七人。为了严守秘密,梁在上海静安寺路的寓所仍旧暂时维持原状,门口的印度阿三还是照常站岗,家里人依然进进出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迷惑袁世凯的密探,使之误以为梁启超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