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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艰难危急时刻，广西却迟迟不宣布独立，广东更是观望不前。其时，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已离津赴沪。他在上海曾多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发去电报，他派往广西联系的人员也没有回音，心中十分焦急。
2月中，广西都督陆荣廷的谋士陈某抵沪来见梁启超，说：如果梁能去广西，陆可于先生到达之日立即宣布起义，通电全国。梁启超的左右感到这个姓陈的来得突然，半信半疑。但梁启超深信，如果自己此时去广西，定可促使陆荣廷早日行动。于是，便预定了2月25日开往香港的船票，拟取道越南，进入广西。2月22日，陆荣廷的亲信唐绍慧来到上海。他将广西反袁的准备情况详细地告诉梁启超，并说明陆荣廷之所以要候梁到后再宣布独立，是因为陆自己只在军事上有把握，而在其他方面却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候梁到后才开始行动。唐又说，他此次北来，还得去南京与冯国璋联系，然后返回上海与梁一同出发。
在唐绍慧去南京与冯国璋联系的十来天里，四川南部的战势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大家都盼望广西能够尽快发难，以带动其他各省共同反袁。此时，梁启超在上海的活动本来极其秘密，但因广西先后来人与各方联系频繁，消息逐渐泄露，《时事新报》并以专电见报。因此，袁世凯通令全国缉拿梁启超就地正法。外间谣言纷起，传说暗杀梁启超的人也可报功领赏。梁启超周围的人都为梁启超的安全担心，担心他不仅不能前去广西，即在上海的安全也十分可虞。面对时局，梁启超本人也一筹莫展。
正当梁启超一筹莫展之际，1916年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突然来访梁启超，说是在报上看到消息，特来探询。梁启超考虑到此行要经过香港、越南转入广西，沿途难免会遇到困难，便趁机托青木设法照料。青木慨然许诺，派他的部下松井负责办理旅途具体事项。第二天，松井来说已与东京、香港等地谈妥，定于3月4日由上海乘日轮“横滨丸”出发，到香港后换乘日本货轮“妙义山丸”去越南海防，沿途生活及安全统由日本人精心照料。
3月4日，梁启超由上海启程，乘日本“横滨丸”驶出长江口，同行的有汤觉顿、黄溯初、黄大暹、蓝志先、吴贯因、唐绍慧等七人。为了严守秘密，梁在上海静安寺路的寓所仍旧暂时维持原状，门口的印度阿三还是照常站岗，家里人依然进进出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迷惑袁世凯的密探，使之误以为梁启超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