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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忧外患御座飘摇动荡
正当少年天子困惑苦恼坐卧不安之际，突然传来了令他万分欢欣的佳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病卒于边外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他虽然不得不装出十分悲痛的表情，但必然是暗中无比高兴。可是，只要他稍一平静下来，便自会为严峻的内外形势而忧心忡忡。
摄政王虽已去世，但福临的宝座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存在不少严重威胁皇上的危险因素。其一，多尔衮虽死，但经其多年苦心经营，睿王府仍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多尔衮在世时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第五子多尔博为嗣子，顺治八年正月袭封和硕睿亲王，俸禄及诸用物比一般和硕亲王多三倍，护卫八十员。多尔衮又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第五子劳亲为养子，初封亲王，顺治七年八月改为多罗郡王。多尔衮原主正白旗，顺治六年多铎死后其子年幼，其镶白旗亦归多尔衮暂领，原太宗所领之正蓝旗亦被多尔衮接管，一人亲领三旗。现在，多尔博辖有正白、正蓝二旗，多铎之子多尼辖镶白旗。多尔衮之两白旗亲信近臣罗什、博尔辉、额为亲、吴拜、苏拜、何洛会等人，长期秉王意旨处理朝政升降官员。额为亲是宗室，晋封至镇国公，参与议政。吴拜、苏拜系开国功臣猛将武理堪之子，二人十五六岁即披甲从征，骁勇善战，军功累累，分授内大臣、护军统领，分封三等伯、二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任大将军，封三等子。两黄旗主要大臣中，太祖之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之孙拜音图、锡翰、巩阿岱三弟兄，以叛主媚事睿王，分别由闲散宗室晋至贝勒、贝子。冷僧机任至内大臣，封一等伯。狱中之囚谭泰复为固山额真，拜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现任吏部尚书，权势赫赫。睿王之党羽人多势大。
多尔衮之亲兄英亲王阿济格，虽非旗主，但亲辖十三牛录，又取亡弟豫亲王多铎七牛录，领有精兵数千，且长年征战，屡率大军，开国有功。他一向勇猛鲁莽，野心勃勃，力图执掌军政大权，睿王一死，必怀代弟专权之心。正白、镶白、正蓝三旗是威胁福临的心腹大患。
其二，王权强大，君权难伸。旗主制的存在，诸王统军议政，几十年来尤其是入关以来的南征北战，使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掠夺了大量人口马匹银帛，计丁授田，占有辽阔庄地，因而兵丁众多，仆婢如云，战马上千，兵力、人力、财力皆很雄厚，王权具有强大的坚实基础，这就必然严重威胁君权之尊严和巩固。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给正蓝旗旗主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及其弟和硕贝勒德格类追定谋逆大罪议处其旗时，八旗贝勒拟议将“莽古尔泰等之人口财产俱入官”，即按“八分”制旧规，所有财产、俘获物，均归八旗旗主均分，而非全由金国汗独得。太宗不赞同此议，宣称其“人口家产自应归朕”，命文馆满汉儒臣集议。诸儒臣当然领会汗之意图，遂引中原王朝儒家之道为依据，奏称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属人户口”即正蓝旗，应归汗所有，因为，“古人云：都城过百雉，国之患也。都邑者，贝勒也，邦国者，朝廷也，国寡都众，患之阶也”。于是就将正蓝旗并为太宗所有。此时二红、二白、二蓝六旗只有满洲牛录一百八九十个而已，到了现在，二红、二白、镶蓝五旗，除满洲旗外，又有蒙古五旗、汉军五旗（二黄、正蓝也有蒙古三旗、汉军三旗），人员倍增于前。兼之，入关以后新建的各省绿营兵数十万人中，不少提督、总兵官、副将是下五旗的将领，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方面大员，中央部院尚书、侍郎，也有不少下五旗之旗员，他们仍是本旗旗主的属人。这更增强了下五旗旗主的势力，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为裁抑王权提高帝威设置了不少障碍。不削弱王权，不加强君威，那么，就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多尔衮出现，大清国皇帝就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御座就难稳如泰山，就会动荡飘摇。
其三，支柱分崩离析，两黄旗已非帝所有。就形式而论，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之旗主仍是皇上，多尔衮虽已将正蓝旗置于己之控制下，但仍声称系暂时借调，待皇上亲政后归还，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是并吞而非借用。而且，两黄旗主要大臣已各奔前程。七年以前议立肃王豪格为君的八大臣中，图赖、图尔格、塔瞻三人已死，索尼革职籍没充发盛京，锡翰、巩阿岱、谭泰已背叛先帝幼君，投靠睿王多尔衮，只剩下鳌拜一人，虽仍未背誓，忠于幼帝，仍任镶黄旗护军统领，但时遭摄政王斥责，势力甚弱。此时正黄、镶黄二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梅勒额真等二三十人中，不少已成为睿王之臣，一些人心有疑虑，敢直接显露出对帝忠贞不贰者甚少，能否将其中大多数人重新争取过来为帝效劳尽忠，这是直接关系到福临帝位安危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途尚难预定。
这还是只从朝廷内部从八旗之间关系来看，若从八旗以外，从全国形势看，爱新觉罗王朝，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同样是乌云密布，飘摇动荡。
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推行以圈地、投充、逃入、发、易服五大弊政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以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为主的抗清武装，风起云涌，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区，清军的征剿及血腥杀害，更激起以汉民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七年来清廷虽先后派遣十几员大将军分赴各地剿杀，但战争一直未停止。此时云、贵、川、闽、湘、粤、桂等省仍基本上为反清武装占据，且不久大西军统帅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围攻江宁，朝野大震，这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另一大的难题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赋重役繁，以及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田园荒芜，人丁稀少，百业凋敝，城镇残破，物价腾涌。直到顺治八年，官方册籍所载全国耕地才二百九十余万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不恢复社会生产，不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使人民逐步摆脱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苦难，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清王朝就不能安宁，载舟之水，便将覆舟，“寇盗”便会因穷困乱而不断出现和大规模地发展。
与此相连的第三个大难题是，军费开支浩大，入不敷出，部臣束手无策。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本应是兵饷由多减少的一大转折机会。明末养兵一百余万，每年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两千余万两赋银，仍然入不敷出，经常因长期拖欠饷银而发生兵变。摄政王多尔衮凭借八旗军和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等四王一公的汉兵，共十一二万人，不到两年就分路击败了大顺、大西军和南明福王、鲁王、唐王的二三百万军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有此以少胜多的无敌劲旅，何愁不能“绥靖疆域”，当然不需再养上百万绿营兵分成各地，有二三十万人负责日常弹压地方缉捕小股“盗匪”便可以了，军费必比明末大大减少，顺治元年、二年、三年就是这样的。顺治三年定河南、湖广、江西绿营官兵经制。明末曾经百万大军鏖战多年辖领一百一十余府厅州县的河南省，只设兵一万四千余名，其中，总管全省军政的河南巡抚，只有标兵二千名，全省只有三位总兵官，各辖标兵二千名，归德、汝宁、河南、卫辉三府各设参将一员标兵一千名，如斯而已。曾经多年战乱的湖广，虽辖湖南湖北二省一百五十余府厅州县，亦仅设绿营兵三万九千余名，其中，主管两省军政的总督，只有标兵三千名。素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江西省，也只有绿营兵三万名。
皆比明朝减少了很多。在宁夏，明朝额设官兵三万余人，现定兵额才一万五千名，少了一半多。可是，由于多尔衮的决策谬误，强制推行“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大肆烧杀掳掠，致反清武装遍布全国，连陷州县，清廷急忙调兵遣将，先后派出十几位大将军分剿各地，原有的绿营兵不够用，便大量增加，而辖区却缩小了很多。这样一来，军费激增，收入却减少，直到顺治八年，清政府辖区的二百九十万顷田地，只能征收赋银二千一百万两、米麦豆五百七十余万石，怎够军费的开支，因而财政极其困难。
其四，八旗人丁太少，且难增加，严重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帝一向视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为国之根本，多次下谕强调“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平定中原，统一四海，悉赖满洲兵力”，现在要扑灭抗清武装及南明军队，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都要依赖八旗兵丁特别是满洲八旗士卒。然而，面对上百万的抗清士卒，面对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的九州辽阔领地和居住在这个辖区中的一亿左右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清帝所赖以存在的八旗人员，特别是满洲八旗，有多少人丁？结论是严峻的。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牛录，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牛录，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牛录，按当时规定一牛录大致为二百丁来推算，满洲八旗有男丁六万二千丁，蒙古二万三千六百丁，汉军三万二千八百丁，总共约为十一万八千四百丁。这个数字本来就已经太少了，可是经过入关以后的长年征战，满洲人丁不仅没有增加，还在不断减少。顺治五年满洲八旗只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且多疲弱伤残，家境艰难，这怎么能肩负起“拱卫宸极”“绥靖疆域”的重大任务！
还不要说沙皇俄国正虎视眈眈，不断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土地，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都与清廷有过纠纷，朝鲜亦是贡而不忠，心怀故明。这些因素，皆足以使清帝御座飘摇动荡，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二、十四亲政胸怀凌云壮志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还差十八天才十三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按当时习惯算法已是十四岁了。这一天的上午，他正端坐在太和殿宝座上，举行亲政大典，接受王公大臣叩拜。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荆棘遍地，危机四伏，但从其亲政以后所作所为来看，这位少年天子并未为困难吓倒，相反却是胸怀壮志，勇创伟业。他当然会从祖父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父皇太宗皇太极的光辉业绩中吸取力量，勉励自己。
六十八年前，他的皇玛法还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社会阅历不多，一切都由其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主持办理。谁料飞来天外横祸，父、祖突然被明兵误杀，明边将又支持仇人尼堪外兰，扬言欲立其为建州女真之主，尼堪威逼努尔哈赤归顺，族人心变，诸申多数离散，一时大厦将倾，爱新觉罗氏惨遭大祸。然而，刚强的努尔哈赤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率领朋友、弟弟和未走的诸申，总共只有三四十人，就高举义旗，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勇猛冲杀，攻克尼堪所住的图伦城，打响了建立金国——大清国的第一仗。此后，努尔哈赤身经百战，虽遇劲敌，“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斩将搴旗”，所向披靡，鏖战三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军，进据辽沈，从一个女真枝部小小头人，一跃而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百万的强大的金国英明汗，与昔日之主子大明皇帝分庭抗礼。
福临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皇父清太宗皇太极的雄伟身形。二十五年前，皇祖父久胜骄傲，惨败于宁远城下，负伤、生气、患病，很快去世，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汗。此时，内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与汗并尊，不愿甘居汗下，号称大金国汗的皇太极实际上只是两黄旗之主，外则四面皆敌，百万明兵时有东进收复辽沈之势，北邻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一心要重振先祖雄风，统一蒙古各部，联明对付金国，南邻之朝鲜国，忠于大明，纵容、支持明将毛文龙多次扰边。金国内部，因太祖晚年歧视杀害汉民，致汉民纷起反抗，大批逃亡起义，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物价腾贵，“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金国汗宝座眼见就摇摇欲坠了。然而皇太极知难而进，革弊兴利，训练士卒，耕垦田地，恢复生产，降服朝鲜和蒙古各部，几次深入明国，直抵京师，屡败明兵，掠获人口上百万及巨量牲畜财帛，又逐步裁抑王权，提高君威，登上宽温仁圣皇帝宝座，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军事基础，日与谋士将领商议进关之战。后终于在顺治元年由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关，定鼎燕京。
今天虽有各种困难和危机，但总算是已经定鼎中原了，只要庙谟正确，定能团结八旗王公大臣，统率百战劲旅，完成统一全国的重大任务，并渡过财政难关，恢复社会经济，做一个既守成又创业的英明君主。这就是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的心愿和抱负。
一、英王鲁莽拘禁问罪绞死
少年天子要想励精图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首先就要掌握军政大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为此，必须先从睿王府夺回其攫走之权力，削弱白旗诸王势力。这本来很难。多尔衮苦心经营多年，网罗了一批党羽，他和其弟豫亲王多铎虽已去世，但其兄英亲王阿济格仍辖有二十个牛录，且长年征战，开国有功，如若他和多尔衮亲近大臣勾结，以二白一蓝三旗之势，也是不好对付的。
然而，天赐良机，阿济格竟与摄政王之亲信闹翻了，为福临夺回大权提供了良好条件。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去世，第三日阿济格遣人问正白旗大臣吴拜、苏拜、博尔辉、罗什：“劳亲王系我等阿格，当以何时来？”吴拜等人私议：英王此言，系欲诱令我等归附于他，他若得到我们拥戴，“必思夺政”，遂增兵固守，防其作乱。阿济格又遣人召正蓝旗护军统领阿尔津及僧格，质问为何不让多铎之子多尼来英王府，指责两白旗大臣离间他与劳亲之父子关系。阿尔津向吴拜等人谈了会见之情，诸人商议后认为，英王欲掌握多尼，以得二白旗，然后“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英王“必思夺政”，遂报告与诸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对吴拜等大臣说：二白旗若属英王，英王必误国乱政，“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响彼”。今既发觉其别有用心，我等当“固结谨密而行”。英王又曾告诉郑王：多尔衮后悔抚养多铎之子多尔博，故收养劳亲入正白旗。此系暗示多尔衮欲以劳亲代替多尔博为其嗣子，让郑王依从英王。英王又告端重王博洛，要他们理事三王议立一摄政者。于是，吴拜等传集四旗大臣，揭发英王之过，诸王遂派拨兵役，于十二月十六日擒捕英王，押解至京。
福临对此行动，异常高兴，当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议拟幽禁英王夺其牛录籍没家产人口时，他全部依议，从而去掉了一个严重隐患。
从这件事自然会使他看清楚了四个问题。一是多尔衮虽然经营多年，独揽大权，尊为“皇父”，言出令行，诸王似乎全看他的脸色行事，争相献媚，但他也因此而结怨太多，成了众目睽睽之的，一到时候，被他压抑的镶蓝、二红等旗王公就会猛烈反扑，此次郑王、巽王、端重王等之同意白旗大臣意见，果断监禁英王，即系明证。二是睿王党羽有可能分化瓦解，转向幼君讨好。此次之揭发并监禁英王，主要是多尔衮之心腹正白旗博尔辉等五大臣，便显示出这一兆头。三是八旗王公大臣值此政局即将巨变之时，必会观察风云，另行组合，且多会效力于帝。四是两黄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议政大臣中，多数遭受多尔衮压抑，对正白旗大臣博尔辉等睿王党羽之口传王命，专横跋扈，极为不满，定会乘睿王死去之机，东山再起，坚定效忠皇上，发泄对睿王的怨愤，重担辅君治国重任。总之，局势已迅速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必须抓紧时机，争取、利用愿意归附于己的王公，依靠两黄旗，分化两白旗，急剧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削弱和最后消灭睿王府势力，真正执掌军政大权，乾纲独断。
二、摄政“谋逆”籍没焚尸扬灰
这时，福临肯定会对郑王寄予厚望。郑亲王济尔哈朗虽系太祖之侄，但深受太祖尤其是太宗的宠信和依赖，是太宗让他继承了镶蓝旗旗主之位，封授和硕亲王，实际上名列诸王之首，连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亦俱排列其后。太宗去世后，他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摄政王，亦曾一度名列睿王之前。不料，多尔衮权势日大，不仅迫使郑王谦让退缩，甘愿降居睿王之后，而且入主中原以后，多尔衮初于顺治初年将郑王由摄政王降为辅政王，继又于顺治四年取消其辅政王勋衔，改封其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并于顺治五年给郑亲王定上欲图拥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等大罪，初拟议处死，改为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夺三牛录，郑王不久虽复亲王爵，但一直被排挤，无权过问国政。郑王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身为镶蓝旗主，辖有满洲、蒙古、汉军、包衣四万余丁和一二十万人口，且系清朝开国七大亲王中唯一现存之王，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等五王已死，英亲王阿济格已被削爵籍没监禁。因此，睿王死后，郑亲王济尔哈朗威望激升，自然而然地成为诸王之首，争取到郑王，就能左右诸王公，而郑王也极愿效忠幼帝，重执朝政，痛惩死敌，削弱白旗势力，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清廷很快发生了几件大事。
当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柩车至京时，福临一方面表示万分悲痛，隆重办理丧事，且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父，庙号成宗，将其夫妇同于太庙，大赦天下，但同时即遣臣将摄政王府所有信符及赏功册，收贮大内，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集议政王议政大臣开会，命谭泰、吴拜、罗什传谕议政王大臣，说：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开户三部尚书及正蓝旗固山额真缺员，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余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谭泰、吴拜、罗什奏称：议推大臣，恐不免稍迟。福临谕：迟而得当，何伤，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忧也。于是议政王、议政大臣集议后上奏：吏开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任韩岱、谭泰，刑部为济席哈、陈泰，户部系巴哈纳、噶达浑，工部任蓝拜，调亲王多尼于正蓝旗，以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福临批准所奏。
这是福临第一次亲理朝政，也是这位此时才十三岁的天子第一次显示了他的治国之才。他的口谕表明，他很谦逊，大有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之名君风度，对诸位议政王、议政大臣十分信任和依赖，尊重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委授治国重任于他们，与十几天以前逝世之独裁皇父多尔衮迥若两人。多尔衮独断专横，视诸王为臣属，视诸大臣为奴，随意斥责怒骂和惩处，诸王、大臣根本没有处理政务之实权，早就引起诸王大臣不满，他们当然欢迎即将亲政的皇上有这样的风度和对他们的器重。福临的口谕又表明，他虽彬彬有礼，尊重诸王诸大臣，但他并不糊涂，他以文雅温和的口气和简短的三句话，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尚书、固山额真之缺员，由议政王大臣会推贤能者上奏，最后决定权仍在帝之手中。其二，议政王大臣遇有紧要重大事情，也可以必须上奏，决定权仍属幼君。三，细务由理政三王处理。三点集中为一，即现在重大事情重要员缺之最后决定权由帝掌握，诸王、诸议政大臣各有相当之权力，与以前纯系摄政王之奴仆大不相同。对此，王大臣中的大多数，必然是心悦诚服的，必然大大提高了幼帝之权力和威望。
议政王大臣遵谕议推四部尚书及正蓝旗王、大臣人员，福临予以批准，又是福临的一个胜利。未推之前，吏、户、刑三部只有一员满尚书，且吏部尚书缺员，现增为二员，吏部尚书是谭泰、韩岱。谭泰是开国元勋武勋王扬古利之从弟，满洲正黄旗人，久任本旗护军统领、固山额真，是太宗去世后坚主拥立皇子的八大臣之一，后虽投靠睿王，但并非不能转而效力于幼军。韩岱系太祖同父异母弟穆尔哈齐贝勒之第五子，隶镶白旗，颇受太宗重用，崇德七年即已任至兵部承政（即后之兵部尚书），顺治三年由兵部尚书迁任本旗满洲固山额真，第二年自三等镇国将军晋辅国公，并非睿王死党。刑部尚书济席哈，满洲正黄旗人，崇德四年即已任至本旗护军统领，因违军令于崇德五年被革职，但第二年就被太宗遣征索伦，因功，授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不久，兼户部参政，入关以后，率军征战，驻守杭州，虽建立军功，但仍仅授任工部侍郎，现才擢任刑部尚书。刑部另一尚书陈泰，满洲镶黄旗人，是将门之子，祖父额亦都、父亲车尔格皆系勇将。陈泰军功累累，幼年披甲，天聪元年即任护军参领，崇德八年晋世职为二等阿达阿思哈，入关以后，历任礼部侍郎、靖南将军、护军统领，是一位很有才干军功政绩兼备的大臣，此时升任刑部尚书，他自会效忠少年天子。户部一尚书是巴哈纳，满洲镶蓝旗人，崇德八年已被太宗擢任刑部参政（后之侍郎），兼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系肃亲王豪格属员，顺治元年擢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三年随豪格入川，攻大西军，率兵攻下遵义、夔州、茂州等地，还京以后，不仅未被升赏，反因不阻止肃王欲升机赛为护军统领，并为奏请，而于顺治五年二月被谴责，降世职，实即系被肃王冤案所株连，不久授户部尚书，此人亦有可能离去睿王转向幼帝。户部另一尚书系吏部侍郎噶达浑升任。噶达浑是满洲正红旗人，虽很早就任至护军统领，军功甚多，但仅任吏部侍郎，此时才升职。工部尚书原系星讷，满洲正白旗人，英亲王阿济格属下，太宗时历任议政大臣、梅勒额真、工部参政、承政，顺治元年到七年皆任工部尚书，英王被监禁，星讷当然难免株连，但此时尚未罢官。新任的工部尚书蓝拜，是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济尔哈朗属下，太宗时任至梅勒额真、兵部参政、礼部参政，入关以后虽立下不少军功，但可能因受郑王之牵连，仅仍任梅勒额真兼礼部侍郎，此时才擢官职。新任尚书的谭泰、韩岱、济席哈、陈泰、蓝拜、噶达浑六人中，正黄二人，镶黄、正红、正蓝、镶白各一人，没有一人是正白旗。正黄、镶黄是太宗亲领之旗，正蓝虽被多尔衮强行借走，但多尔衮一死，显然也非其嗣子多尔博所能控制，镶白虽系豫亲王多铎之旗，但多铎已死，其子亲王多尼年幼，此时又被调往正蓝旗，以韩岱为固山额真，以揭发英王之阿尔津为护军统领，镶白旗实际上已成为无王之旗，当然要归朝廷调遣。
因此，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准新任尚书一事，清楚地表明了多尔衮之白旗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其兼领亲侄多尼之镶白旗已被夺走，多尼虽调为正蓝旗旗主，但乃系空头司令，不能统辖。相反，福临之两黄旗迅速恢复元气和强大，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少年天子乾纲独断的方向发展。这是福临的一大胜利。
这一胜利还表明，福临夺回大权的总策略是十分正确的，第一次形成了以少年天子为首，郑王相辅、聚集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阵线。福临的口谕，是向议政王大臣宣布的，人选是由王大臣会议上奏的，此时的议政王，有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满达海（袭父代善之爵，不久改号巽亲王）、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豫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等六王，议政的贝子、公有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议政大臣有满洲八旗的八位固山额真和每一旗的议政大臣三员，共约四十名。六王之中，豫亲王多尼刚袭父多铎之爵一年余，仅系十五岁的少年王爷，尚无任何军功政绩，很难发表独立见解，威望不高，影响不大。礼亲王满达海、郡王尼堪、博洛虽曾统军治政，立有功勋，但因谄媚睿王，自然会开罪于皇上及郑王，此时眼见皇上已经亲政，郑王可能辅理国政，心中难免忐忑不安，凡事自会顺着皇上。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在八年前眼睁睁地看着兄王阿达礼因拥戴睿王而被睿王斩首籍没，自己也被株连黜宗室为民，现在也不会再为睿王说话，也会看皇上眼色行事。六王之中，此时只有郑王最高兴。这位因效忠太宗和幼君而屡遭睿王压抑的郑亲王，眼见乌云已消，可以大展宏图了，自会尽倾七年以来的闷气，辅佐皇上，利用皇上痛恨睿王之心而向睿王报复。议政的贝子、公和三四十名议政大臣固山额真中，大多不满摄政王之独断专横，不满正白旗大臣仗主之威横行于朝，自然会紧跟皇上与郑王，按其意旨议事，而睿王之党羽正白旗博尔辉等五大臣，此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克制收敛。因此，在议推吏户刑工尚书和调亲王多尼至正蓝旗时，才会得出前述对皇上有利对白旗睿王势力有损的结果。这必然会增强少年天子总揽大权的决心和信心，使郑王加速报复睿王的步伐。于是福临和郑王便向睿王党羽博尔辉等正白旗五大臣开刀了。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及两黄旗大臣向郑亲王济尔哈朗呈告，正白旗御前大臣罗什，护军统领、议政大臣博尔辉，镇国公、议政大臣额为亲，三等侯、内大臣吴拜，一等子、护军统领苏拜，五位摄政王多尔衮之亲信近臣，曾向两黄旗大臣擅传王之遗命，命恢复理事王博洛、尼堪之亲王封爵，因月余未下复爵之谕，埋怨两黄旗大臣“迟延其事”，离间二王与两黄旗大臣，以及其他几件事。于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集议此案，议定其罪，向帝奏称：罗什、博尔辉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唆，应论死籍没。额为亲从直供吐，且原非奸佞巧辩之人，应除宗室为民，籍没一半家产。吴拜、苏拜革职爵为民，籍没绝大部分家产。福临批准其议。
博洛、尼堪恢复亲王爵位之事，并不谬误。博洛系饶余郡王阿巴泰之第三子，早年从征，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第二年加入议政王贝勒、贝子行列，松锦之战中又立功勋，顺治元年率军随征，三年任征南大将军，消灭南明鲁王、唐王权利，夺据浙江福建，下广东，四年还师，晋封端重郡王，六年攻山西大同叛将姜，晋亲王，任定西大将军，平山西。顺治七年二月与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被摄政王授为理事王，处理六部事务，八月，因微故，与尼堪一同降为郡王，罚银两千两。尼堪是太祖长子褚英贝勒之第三子，天命时即披甲从征，崇德元年封贝子，入关时领军从征，曾任定西大将军，先后征讨陕西、四川、天津抗清武装，顺治元年晋贝勒，五年封敬谨郡王，六年晋亲王，七年八月降郡王。博洛、尼堪皆系太祖之孙太宗之侄，是少年天子福临的堂兄，也算是天潢贵胄了，且长年征战，久统劲旅，开国有功，封为亲王，理所应当，为何不能恢复被摄政王随意贬降之亲王爵位？就在惩办罗什等人之前六天，顺治八年正月二十九日，福临已封二人为和硕亲王了。显然，罗什等人之过，仅在于他们忘了多尔衮已离人间，“皇父摄政王”独揽大权之日早已结束，此时该是皇上及郑亲王济尔哈朗执政之时，该由他们下诏升降诸王和群臣了，而且也是多尔衮该遭大祸之日了。
因此，罗什等正白旗五大臣之被重惩，实即是睿王将被追罪之序幕，也是表明皇上想利用和联合诸王讨伐多尔衮的明显标志，再过十天，这一大案终于发生了。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睿王之近臣正白旗议政大臣苏克萨哈、护卫詹岱、穆济伦首告本王死后，将私制八补黄袍等御用服饰置于棺内，睿王生前曾欲迁两白旗移驻永平府。福临闻此消息，自然十分高兴，立命诸王大臣审理。郑亲王济尔哈朗，理事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同内大臣遵旨审理后，向帝奏劾睿王诸过，计有大罪十余条：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独专威权，擅作威福，一切政事和本章自行裁处，概称诏旨；不令郑王预政，擅令其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谋死肃王，逼纳其妃，夺其官兵财产户口入己；以朝廷自居，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日候府前；府仪仗、音乐、扈卫人员，皆僭拟至尊，任意靡费国库钱财；“亲到皇宫内院”；诳称太宗即位“原系夺立”；逼取皇上侍臣归入己之旗下，哄诱皇上侍臣归附于己；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欲带其两旗，移驻永平府，等等。
郑亲王等奏称：“以此思之，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郑王等并奏请处死睿王党羽何洛会、胡锡弟兄，籍没睿王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将其养子多尔博、其女东莪给予信亲王多尼。
福临立即批准其议，并颁追论睿王罪状之诏书，昭示天下。诏书最后称：“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
睿王之正白旗转归皇上亲辖，其府宅入官，陵墓被毁，其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后，焚骨扬灰。
不久，福临、郑王又将背叛皇上投靠多尔衮的两黄旗的大学士刚林，一等公、吏部尚书谭泰，睿王党羽满洲镶白旗人三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及其兄胡锡等磔死籍没；原英亲王阿济格及其子原亲王劳亲勒令自尽。曾经叱咤风云消灭敌军二三百万，言出令行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至此成了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厉鬼，多尔衮的势力一蹶不振了。
一、扶植亲信重用效忠之臣
举行了亲政大典，追罪了“皇父摄政王”，惩处了睿王的重要党羽，固然使年方十四（周岁只有十三）的少年天子福临万分高兴，仰叔鼻息听人摆布的傀儡幼帝生涯一去不复返了，军国大事皆须向己启奏，似已成为君临四海的“大皇帝”，可以高枕无忧了。一般也认为此时福临已独掌大权，是真正至尊无上的天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此时他还不能完全乾纲独断。聪睿的福临并未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他清醒地看到斗争并未结束，基础仍不巩固，离那真正的“至尊无上”的天子，还有相当距离，在决定军国大政时，他还受到八旗王贝勒很大牵制，尤其是郑亲王权势之迅速膨胀，更令他吃惊和不安。他，也许还有他那位史上罕有聪睿绝顶机警果断的母后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在共同回顾八年来的惊涛骇浪，在深思，在熟虑，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这两母子自然会清楚看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应让诸王操纵政局，就是要有忠贞不贰的贤臣勇将，就是要牢固控制正黄、镶黄、正白三旗（通称上三旗）。崇德八年八月议立新君时，不是两黄旗大臣誓死力争，睿亲王多尔衮早已夺取了君位。顺治初年，若不是两黄旗主要大臣中发生了分化，拜尹图、锡翰、巩阿岱、谭泰等人背叛旧主，投靠睿王，图赖、塔瞻、图尔格病逝，如果两黄旗数百员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大臣、一二等侍卫、尚书侍郎遵照盟约，誓死保卫幼主，多尔衮就不得不考虑两黄旗数万精兵骁将的态度，就不敢窃据军国大权为所欲为，就不能也不敢如此欺侮幼君。现在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人丁兵将，几乎等于正蓝、镶蓝、正红、镶红、镶白五旗（通称下五旗）的总数，只要通过上三旗中一批忠于朝廷的大臣，牢固控制住上三旗，就有了强大雄厚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就可保君主高枕无忧，就不怕下五旗王公造反。
因此，福临从亲政开始，便一面对八旗大臣普施皇恩，嘉奖迁升赏赐，一面竭力栽培扶植擢升忠于朝廷之臣，尤其是两黄旗大臣。就在追罪摄政王多尔衮之后第六天，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祖泽润、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等呈诉被革职削降世职及籍没家产，“悉属冤枉”。过了几天，闰二月初四，杨善、罗硕、俄莫克图、伊成格的家属也申诉为何洛会诬讦，无辜受罚。其他一些为睿王惩治之人亦上告。
这大体上是因被肃王、郑王之案而株连的。议政大臣杨善及其子内国史院学士、甲喇章京罗硕，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甲喇章京伊成格，系于顺治元年四月被睿王党羽何洛会诬告他们欲与肃王谋乱，而被处死籍没的。遏必隆系于顺治五年因被指控曾与兄图尔格等人议立肃王，对抗睿王，被革去侍卫，夺世职及牛录。希尔艮因顺治五年肃王冤案，降三等男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希福于顺治元年八月开罪于谭泰及擅传睿王之言，被革大学士为民。祖泽润于顺治五年以劾奏其亲王阿济格倚势勒索房价，被革去固山额真，削除三等子世职。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则以随多尔衮出猎时，私行射猎，分别被革职和降世职。顺治帝对这些冤案或过分惩处之案，皆予以平反昭雪，复职复爵，他并特别从中擢用嘉奖忠贞不贰智勇双全或对追罪睿王立有大功之人。这主要是两黄旗大臣图赖、图尔格、遏必隆、陈泰、巴哈、鳌拜、索尼、希福及正白旗苏克萨哈等人。
图赖系费英东之第七子，历任护军统领、固山额真及征南大将军博洛之副帅，军功累累，晋封至一等公，顺治三年卒于军中，五年因曾谋立肃王被追罪，革其子辉塞所袭之一等公爵，顺治帝思念图赖旧功及被定处，命配享太庙，谥昭勋，立碑纪绩，复其子辉塞一等公爵。图尔格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第八子，娶和硕公主，历任调遣大臣、固山额真、吏部承政、内大臣，因功封至三等公，顺治二年卒，五年被追罪，削其子科布梭所袭之三等子，顺治帝命科布梭袭三等公，又晋为二等公。希福复任大学士，并因帝念其历事太祖、太宗，衔命驰驱，出使蒙古各部，尽心竭力，入关后未加封赏，故一年之中三次晋封其至三等子。巴哈系费英东之侄。其父卫齐，历事太祖太宗，授游击世职，为太宗信赖，每统大军出征，辄令卫齐留守盛京，任八门提督，卒后，追谥端勤。巴哈在太宗时即任至一等侍卫、议政大臣，顺治初从肃王豪格征四川有功，屡晋世职至一等轻车都尉。顺治六年睿王攻山西大同姜叛将，巴哈要求从征，睿王不许，巴哈气愤拂衣而起，被睿王惩治，论死刑银以赎。当时，睿王摄政，众皆谄媚或附从，“巴哈兄弟独不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其子富寿尚幼，睿王令两黄旗大臣商议处置之法，巩阿岱恶狠狠地说：“这种苗裔，不全诛灭，养之何用！”力主斩杀，巴哈及内大臣哈什屯坚决反对，富绶始免于难。巩阿岱、锡翰及内大臣西纳布库曾欲谋陷巴哈，未遂，顺治帝复授其为议政大臣，晋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世积累晋至一等男。索尼、鳌拜、遏必隆及正白旗苏克萨哈，更受顺治帝宠信，分别擢任要职，封授爵职。
当然，少年天子也知不能仅只重用两黄旗大臣，这会引起下五旗谋臣勇将不满，分化了八旗，故对其他旗效忠朝廷的能臣骁将，亦同样嘉奖升授。被睿王惩治的满洲正红旗梅勒额真、巴图鲁觉善，顺治帝复其世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晋世职为三等子。他又擢镶蓝旗梅勒额真、侍郎蓝拜为尚书、固山额真，累晋世职为二等轻车都尉。满洲正白旗星讷历事太祖、太宗，崇德八年已因功任至梅勒额真、承政、护军参领，顺治初又再立军功，晋世职为二等轻车都尉。顺治八年初惩治英亲王阿济格时，星讷过去曾为英王属员，被株连，革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和世职，但不久即被顺治帝谕复其尚书、议政大臣职，后又复其世职。
这样一来，少年天子赢得了八旗大多数大臣的衷心拥戴，组成了以索尼、鳌拜、遏必隆、巴哈、哈什屯等两黄旗大臣为核心的上三旗嫡系部队，为他独揽军政大权、乾纲独断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二、抑王崇君禁革王管部院
怎样对待号称天潢贵胄的宗室王公，是少年天子福临极为重视但又令他十分头痛的问题。入主中原不久，抗清烽火仍在燃烧，统一全国的艰巨任务尚待完成，以及如何消除多年战乱遗患，恢复生产，安定黎民，这一切都离不开八旗宗室王公的支持。回想当年太祖努尔哈赤之所以能由数十名诸申的小部酋长，上升为金国英明汗，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的皇子、皇侄、皇孙、皇弟诸贝勒台吉的奋斗，没有四大贝勒和十余议政贝勒的率先冲杀统兵血战，金国就难以建立，就不能进据辽东。太宗之所以能屡败明军，为进军中原创造了雄厚基础，也离不开弟兄子侄的统兵治政。顺治元年大军入关，多尔衮、多铎、阿济格、济尔哈朗、豪格、尼堪、博洛、满达海、瓦克达、勒克德浑等亲王、郡王皆先后任大将军，分路出征，攻下十余省，此后统一全国的重任仍只有他们才能承担。后来乾隆帝总论清初宗室王公业绩时说：“我朝开国时，宗室懿亲，勤劳佐命，其殊勋茂绩，实为史册罕有。”也评论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诸王是庸。”
但是，这些王爷，或为一旗之主，或辖有若干牛录，属下满洲、蒙古、汉军文臣武将兵丁，多者有数万名，少亦数以千计，战马成百上千累万，权势赫赫，不仅易与国法冲突，干预政务，且有可能使一些王爷怀有异心，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多尔衮。
因此福临，当然也可能有其机智贤明的母后指教，决定采取既依靠诸王治国理政，又不让其专权乱国的方针，使诸王成为“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庶政”的“股肱亲臣”。
但亲政初期，福临的主要考虑还不是防止诸王乱政，而是更多地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稳定政局，因为，他此次的亲政，并非自己或诸王反对睿王取得胜利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之于侥幸。如果多尔衮不是突然于风华正茂之年猝卒，如果其嗣子多尔博不是年幼无知，如果他的亲侄豫亲王多尼不是一位刚袭爵年余的十四五岁小王爷，如果英亲王阿济格不是骄横跋扈招致众人的反对，致其亲弟多尔衮掌握的两白旗大臣对其不敬、防范和突然将其逮捕，没有这些偶然因素，福临不仅不能“亲政”，而且很可能被多尔衮废掉，或导致多尔博、多尼、阿济格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小皇上和郑王，那就不能追罪睿王，夺据正白旗，摆布多尼，处死英王，彻底削弱白旗势力，而举行亲政大典了。因此，福临虽然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但基础很不牢固，实力太弱，他除了加紧培植两黄旗嫡系部队外，还必须大力争取诸王公的支持，以奠定可靠的统治基础，然后，再着重于抑制威胁君权的亲王郡王，使他们真正成为帝之“股肱亲臣”。
在亲政后一年里，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六项重大措施。他首先为无辜被害或惩治的王公平反，主要是肃王豪格。豪格系福临长兄，在太祖、太宗及顺治初期，统军理政，功勋卓著，是开国七大亲王之一，但因与多尔衮争夺帝位，竟被睿王害死，削爵籍没，嫡福晋也被多尔衮逼纳为妃。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布追罪睿王之诏，过了六天，二十七日即封豪格之子富寿（绶）为和硕显亲王，增注其父军功于册。册文说：
“（豪格）定济宁州等处，用火攻开满家等十洞，杀贼甚多，招抚从贼三县所属人民，又招服雎州总兵许定国官兵万余。统大军征四川时，攻克三寨山、张阁老崖等处山寨三座，尽招服其余所属塞堡，击败水陆马步兵二十二次，追杀八次，又攻克内江县，破八大王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遂诛献忠，又诛伪王及伪总兵等大小官共二千三百员，招降文武伪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丁六千九百九十余名，遂定四川。睿王心怀篡逆，尔无故被害，朕亲政之后，不胜追痛。富寿尔系朕亲兄之子，推恩封尔为和硕显亲王。”
过了半年，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福临又下诏追复豪格王爵，建碑纪其功绩于茔上。其文为：
“尔和硕肃亲王豪格，乃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长子，当征蒙古扎鲁特、东魁、察哈尔、鄂尔多斯诸国时，所在克敌，收服其国，迨屡征明国，所在击败敌兵，攻克城池甚多，封尔为和硕肃亲王。平定朝鲜时，率左翼兵，屡败敌众，下其城。同睿王于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众，克定中原。顺治三年，又统大军，剿除四川逆寇，平定郡县。师还之后，值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仍追封尔为和硕肃亲王，用建冢碑，传之后世。”
福临不仅高度赞扬了兄王的开国功勋，而且还对其子富寿格外优待，封其为议政王，此时富寿仅系一位八九岁小小孩童，就身为议处大清国军政大事的六位和硕亲王之一，真是何等的高贵和威风。当然，福临此举不仅是出于对兄王的哀悼和对其子女的关照，也含有增强自己统治基础的目的。这在他的另一措施即封硕塞为亲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硕塞是福临的五哥，是太宗侧妃叶赫那拉氏之子。按太祖诸子封爵之例，侧妃庶妃之子不得封和硕贝勒、和硕亲王，太祖之第七子阿巴泰，对建立金国、大清国以及入主中原，都建立了重大功勋，但也只封至多罗郡王而止，其他如四子汤古代、六子塔拜、九子巴布泰、十一子巴布海等，仅分别封为辅国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公。因此，太宗去世前夕，硕塞已有十四五岁，但并未受封，顺治元年十月，可能系入主中原大庆，才特予优待，封为多罗郡王，册文中还明确讲道，硕塞系帝之“庶兄”。现福临一亲政，即晋封硕塞为和硕亲王，且增注军功于册。册文说：
“我军破流贼，灭明福王，平定河南江南时，尔同多罗豫郡王于潼关，破流贼李自成兵二十万，遂入潼关，得西安府，平定秦地，又定河南，克扬州府，渡扬子江，取江宁府。又追苏尼特部落腾机思时，闻腾机思在滚噶鲁台地方，尔同多罗豫郡王凡两夜三日追及之，俘获腾机思部落及其牲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兵迎战于查济布喇克地方，尔率众列阵，大败彼兵。次日，硕雷汗兵迎战，复率众列阵，大败之。围困大同时，坚守汛地，贼兵有至者，辄同众挥兵杀败之。又贼众万余人入据代州关，尔与和硕端重亲王树梯攻克。又得胜路、助马路贼兵七千，去我兵三里许，立为两营，尔亲督战败之。尔原系多罗郡王，加恩封为和硕承泽亲王。”
福临不久又封硕塞为议政王。显然他是想通过封授兄长及亲侄的方式，来增强天子之支柱。
福临的另一措施是加恩宗室，封赐或晋封宗室爵位。他先于顺治八年正月末复封被多尔衮降为郡王的博洛、尼堪为亲王，并正式封为和硕亲王，接着于二月赐封或晋封了一大批宗室。按其性质而论，主要是加恩于罪人之后裔和庶妃所生皇子的子孙。曾为开国四大贝勒之一的二贝勒、镶蓝旗旗主阿敏，于天聪四年因失守永平及不敬弟汗皇太极，被削爵籍没监禁，其子郭盖、郭赖等皆黜宗籍为民，顺治六年才封二等镇国将军，福临将二人连提几级，晋为镇国公。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分之二弟穆尔哈齐，因系庶妃所生，虽骁勇善战，为统一女真各部立下了大功，但并未能跻身四大贝勒、和硕贝勒、议政贝勒之列，顺治十年才追封诚毅勇壮贝勒。其子务达海、韩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都不能像太祖先后之三位大福晋所生的皇子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贵为贝勒、和硕贝勒或大贝勒（后改封亲王郡王），而只能从牛录章京做起，逐步因功或加恩封授奉恩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直至辅国公、镇国公，只有务达海晋至固山贝子。务达海等人之子，或系闲散宗室，或只授封低级爵位如奉恩将军、辅国将军，封镇国将军的也很少。福临将穆尔哈齐之孙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恩将军穆青、托克托慧、祜世布、海兰、席布锡伦、宋固图，其子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皆分别超级晋为辅国公、镇国公。
太祖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三子赖幕布，皆因母是庶妃，封爵不显，其子、孙地位更为低下。福临将诸人之子孙英额、英额里、能格、干图、华善、班布尔善、拔都海、喇布喇、来祜等人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对另外一些宗室如三等镇国将军卫黑、和锡布、噶达浑、萨木哈、巴图、巴哈纳、塔哈纳、阿喇密、齐齐布等，亦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这些人当然会感恩戴德，效忠皇上，这自然增强了少年天子的统治基础。
这位皇上的又一措施是巧妙和妥善地处理好与郑王的关系。在监禁英王、福临亲政及追罪睿王的活动中，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他在顺治四年被革除辅政王后的三四年里，受睿王排挤压制，不能参与军国大政的议决，但因他是镶蓝旗主，拥有满洲、蒙古、汉军数万兵将，又是三朝老王和开国七大亲王之一，也是多尔衮死时仅有的四位和硕亲王之一，另三位和硕亲王，阿济格很快被擒捕，满达海缺乏果断，多尼还年幼，无军功政绩可言，兼之郑王早在太宗时就因深受皇上宠信而实际上位居诸王之首，因此到了多尔衮一死之时，他自然而然地东山再起，被八旗王公大臣视为左右政局的实权人物，争相依附和听命。当顺治七年十二月逮捕英王前夕，两白旗大臣额为亲等见英王有不轨之心而告诉诸王时，是郑王和满达海明确指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听命于英王，彼既居心不良，恐将生事变矣，我等即当团结谨密行事。到动手之前，也是郑王向正白旗博尔辉等大臣说“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恐有不测，不可不防，诸王大臣才拨派兵役，逮捕英王，押送至京治罪。在捕治博尔辉等睿王党羽时，郑王的地位更为突出，起的作用更大。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及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博尔辉等五大臣动摇国基之罪，于是郑王集亲王以下尚书以上王公大臣议处其罪。对睿王多尔衮的追罪，亦是由郑王偕诸王公大臣奏劾和议处的。
博洛、尼堪皆系太祖之孙，贵为郡王，且曾晋为亲王，又是具体处理军政要务的“理事王”，竟然要偕同天子之近臣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可见郑王此时权威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巨！
正因为郑王曾因忠于太宗和幼主而被睿王排挤，此次又立了特大功勋，是能够左右诸王公大臣的关键性人物，故福临对郑王十分尊敬，特下谕宣布，郑王年老，“一切朝贺、谢恩，悉免行礼”，并于一日之内封其长子富尔敦为世子，其二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三子勒度为多罗敏郡王。这在当时是唯一的特殊恩宠，其他任何亲王之子均未有此殊遇。福临又命济尔哈朗为议政王之首，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济度、勒度亦荣为议政王（富尔敦不久去世），福临对郑王集众议奏之事，大多应允。
顺治帝的另一项措施是取消理事王，委任诸王管理部院。“理事王”之制，始于顺治七年二月。二月二十八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这固然是由于多尔衮自感身体欠佳精力不适（十个月后即病逝），需要有人代为处理日常政务，也是因为自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六年三月去世后，他环顾左右，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故将平素依附、谄媚于己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王博洛、敬谨王尼堪委以重任，使他们以后更加效忠于己，以防大权旁落异己者之手。这样一来，显著地提高和加强了三王的威望、地位和权势，当然不利于顺治帝的统治。因此，顺治八年三月初五，福临找了一个借口，以刑部搜获英王在狱中匿藏的四把刀，不奏皇上，只向理事三王报告，遂下谕痛斥其过，命议政王大臣议处。议政王大臣拟议，罚满达海银五千两，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郡王，各罚银五千两，“三王俱停其理事”。帝立允其议。
过了一天，帝又下谕，令诸王管理各部院。他谕吏部说：
“朕自亲政以来，观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虽自古无参用诸王之例，然闻我太宗文皇帝曾用诸王于部院，朕欲率由旧典，复用诸王。念诸王虽甚劳苦，然诚各殚厥职，厘剔庶务，禁绝贪污，修整法令，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国家而致升平，莫此为要。今特用和硕巽亲王于吏部，和硕承泽亲王于兵部，多罗端重郡王于户部，多罗敬谨郡王于礼部，多罗顺承郡王于刑部，多罗谦郡王于工部，多罗贝勒喀尔楚浑于理藩院，固山贝子吴达海于都察院。诸王等其各副朕图理治安至意。尔部其传谕各王知之。”
诸王管理部院，始创于天聪五年七月。七月初八，当时的全国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二大贝勒及济尔哈朗等议政贝勒议定，仿效明朝，设立六部，任图尔格等为六部承政参政。但由于当时还尚遵行太祖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原则，故在仿明之际，增加新意，即由诸贝勒分管六部，多尔衮管吏部事（当时称为“统摄”吏部），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分管户、礼、兵、刑、工部。
此制虽适应了当时形势，但随着皇太极抑王崇君之方针顺利推行，它已越来越不适合君主集权制了，多尔衮摄政时立即将其取消。现在，福临以太宗此旧制有利于国家为理由，将其恢复。
福临还采取了又一重要措施，那就是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权限。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议处国家机要事务的权力机构，起源于天命十一年九月，新任金国汗的皇太极，“以经理国务”，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以纳穆泰等八人分为镶黄等八旗的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
这八大臣既是固山额真，又兼任议政大臣，遇有军国大事，与三大贝勒十位议政贝勒偕坐共议。崇德二年四月，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谕令国旗各设专职的议政大臣三员，从此以后，宗室贵族中的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贝子与八旗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及专职的议政大臣一起，共同议政，这种议政形式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有时又叫“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它是君权上升王权较前有所下降的产物，也是皇太极抑制身为旗主的亲王郡王的产物和重要手段。顺治初年，由于多尔衮独掌大权，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不很明显，权势显著下降。顺治帝继承和发扬皇父太宗手创之此制，增加议政人员，扩大其职权和影响。顺治八年十月，他谕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
在这一年中，他先后多次下谕，授鳌拜、詹岱、巴图鲁詹、杜尔玛、布丹、杜尔德等人为议政大臣。
福临以上措施的基本目的是，既利用诸王公大臣尤其是郑王济尔哈朗与皇兄承泽亲王硕塞及两黄旗大臣，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稳定政局，增强自己的实力服务，又极力防范王权过大，分散王权，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摄政王多尔衮。他的这一主要目的顺利地达到了，君权迅速增强和提高，于是他在顺治九年正月二月三月又采取了五个重大行动。
顺治九年二月十八日，少年天子下谕，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册文说：
“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续领大军征明，遂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又率大军征湖广时，闻山东曹县为众贼袭据，便道往剿，用红衣炮攻拔其城。又恢复湖广宝庆等四府八州四十四县，又遣发将士收服贵州省五府七县，败敌兵凡六十四阵，诛伪王一、伪巡抚一、伪总兵十四、文武官四十一员，收降伪总兵一、大小伪官六十九员，遂定湖南。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治，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赐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此册文可以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格外优遇。顺治帝福临优遇郑王，对其之尊敬和加恩，超过当时任何一位和硕亲王。清朝特重“军功”，在有清一代上百位亲王、郡王中，大体上分为两类：一为“军功勋旧诸王”，指的是清初开国定邦功勋卓著的宗室王公，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后来又加上被乾隆帝弘历平反的睿亲王多尔衮，这八个王的爵位世袭罔替，不降袭，人们称之为“铁帽王”。另外一类是“恩封”王公，系因是皇子皇孙而封，爵位不能原位世袭，必须依次降袭。从册文中所述郑王之军功，不过主要是顺治五年任定远大将军下湖南之功，比起豫王多铎、肃王豪格、英王阿济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来说，真是大有逊色。这些王中，只有多铎才加封为“叔王”。如仅按照这些军功就加封为“叔王”，确是根据不足，不能和多铎相提并论，可见皇上对其之特殊宠遇。
其二，功在立帝。郑王之功，主要在于拥立福临。册文中讲得很清楚，当太宗去世时，宗室中有人“肆行作乱，窥窃大宝”，这显然是指睿王、豫王，而郑王却与两黄旗大臣“坚持一心”，拥戴福临，“以定国难”，并因此而被睿王压抑，罢其辅政。对于这样一位为福临及其子孙世为天子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王爷，当然应加恩封赏。
其三，名分有定。这次加封，使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保持这一崇高尊号的“叔王”，曾被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仅只被太宗封为“兄王”，世祖即位后并未晋加为“伯王”，多尔衮虽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多铎加封“叔王”，但死后皆被消除此尊号，只有郑王一人保持了“叔王”的荣誉。但是，尽管如此，顺治帝的此次加封，显系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含有深刻的、明确的意图，郑王未必完全满意。因为，至少有三点使郑王相当不满。一是册文强调指出，加封“叔王”的主要原因是忠于少年天子，是坚主拥立幼君，八年之中又“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予以加封。二是与顺治元年之封，降了一大级。顺治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时，大封八旗王公大臣，加封郑王为“信义辅政叔王”，现在才封为“叔王”，取消了“信义辅政”四字，连“复封”都谈不上，还说是什么“加封”。三是册文只提“叔王”，不提“辅政叔王”或“摄政叔王”。这二字之减，比千钧还重，它的含意十分清楚，现在不是诸王，也不是“叔王”在理国治政，没有任何王爷有资格来代行天子之权“辅政”“摄政”，昔日幼主虚有其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天子乾纲独断之时，任何王爷，包括现在所封之“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都只能是必须对皇上“持以忠义之心”的臣子。这一含意，郑王本人谅必清楚，因为他自然还会知道少年天子在十八天前下达的一道特谕。正月三十日，顺治帝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
此谕既表明从顺治八年正月至此谕下达之日，郑王权势极大，已几乎成为与睿王多尔衮相似之人物，一应章奏皆须启奏于他；此谕又表明，少年天子对此十分不满，生怕又出现一个睿王，再当傀儡幼帝，故一有机会，立予坚决制止。郑王对此谕，定是又惊又怒。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里福临连办两件大事。他不讲任何理由，就下谕宣布罢革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并允准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之拟议，以和硕信亲王多尼之父豫王多铎，“罪状虽未显著，然与睿王系同胞兄弟，一体无异”，本应尽削王爵，念其行兵有功，故令削去和硕亲王，降为多罗郡王。
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二日，福临又降谕诸王大臣说：
“朕初即位，睿王摄政之时，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其所行事绩，朕虽明知，犹望伊等自知己罪，翻然改过，尽心竭力以事朕，是以姑置不发。岂意伊等不改前辙，轻藐朕躬，扰乱国政，朕实不能再为宽宥，今将伊等罪款一并发出。尝观古籍，历代帝王俱以除奸恶用忠良为要务，似此奸恶之辈，若不剪除，天下何以治平，著按款严审具奏。”
于是，议政王大臣遵谕按款会审，共有十九条：一、睿王令两黄旗大臣议养肃王豪格之子富寿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诛灭，养之何用！”巩阿岱之“所谓苗裔，系指何人”？二、“初时保护皇上，六大臣一心尽忠，不惜身家，誓同生死”，巩阿岱、锡翰“心归睿王”，遂向鳌拜、索尼宣称，此“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威逼鳌拜等悔弃前誓，尔等因而得以晋封至贝勒、贝子，“得享富贵”，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索尼还被充发盛京，图赖享堂被尔等拆毁。三、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皇上至睿王处，又无故问鳌拜大罪。四、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等，再三恳求以病女嫁于苏拜（睿王之正白旗亲信大臣），睿王认为于理不合，拜尹图等恳请，终将病女嫁去。五、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时说，我舅阿布泰及固山额真阿山说：“两黄旗大臣愿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故睿王亦向众宣扬此言。其实，与阿布泰、阿山有亲者，不过谭泰及拜尹图等数人耳。六、郑亲王曾对巩阿岱说：“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巩阿岱以此话报告睿王，遂将郑王问罪，“此非巩阿岱等阴谋劝进之故欤！”七、睿王说，拜尹图之巴图、巴哈纳二子，过去寄养于巴颜家，今已年长，可以领回。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献媚说：无论此二子，即其他子亦当送来一起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似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直到罗什、博尔辉正法后才领回，又擅将库中金茶筒、银两千两、蟒缎二匹、貂袍、貂褂、马二匹及玲珑鞍辔，给予巴颜，以偿其养育费用。八、送孝端文皇后梓宫安奉昭陵时，拜尹图等四人竟忘主恩，不亲送。九、皇上避痘塞外时，司膳官厄参率众膳房人员钓鱼，止留二人在膳所进膳，皇上切责厄参，巩阿岱、锡相反加以包庇。十、皇上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扈从，竟于平坦之路任意自行，而皇上所行之路，却“险峻崎岖”，以致驾前一等侍卫巴哈骑马失足，皇上遂下马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从平坦之路转来，向帝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竟敢讥讽天子懦怯。十一、皇上行围，至沙碛悬崖之处，马不能下，帝遂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并不引君行走平坦之路，反向平路猎兵宣布：“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众遂下马步行，此“是肆意讥讽，无人臣之礼也”。十二、在围场中，皇上正在逐射一鹿，席纳布库竟迎上争射，箭落皇上马前。十三、睿王曾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冷僧机、巩阿岱、锡翰商议，提出鳌拜、巴哈不宜留在皇上左右，当将他俩与博穆博果尔俱逐退。十四、睿王卒后，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等向帝奏称：“睿王下大臣十四员，俱披沥肝胆，愿来效力，皇上当破格优养。”既为臣子，各有职分，有何披沥肝胆之处，若不为皇上效力，又将何往？十五、夏猎时，巩阿岱、锡翰二人跟随护卫，竟身穿金黄号衣，骑射于皇上之前，“僭越已极”。十六、席纳布库回家时，竟不向皇上奏报，只告诉锡翰，锡翰亦不转奏，便擅自准其回家。锡翰也于应当值宿之日，未奉上命，私自回家。十七、太宗时，席纳布库即已归入旗下牛录，后忽引外藩蒙古王贝勒等例，欲永镇塞外，并向上奏请。十八、内侍大臣及侍卫之妻，例应侍候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命席纳布库之妻入侍皇后，席纳布库不愿，并于途中遇见皇太后之使者苏墨尔时，竟向前诘问说：“我妻因何拨侍皇后，此皆尔之谗言所致也。”“遂将苏墨尔捶楚几死。赖皇太后仁慈宽宥，记言苏墨尔坠马，令医调治，三日始愈”。十九、锡翰、席纳布库因巴哈日夕敬谨侍奉皇上，心怀嫉妒，欲议巴哈之罪，私自传集内大臣和侍卫。索尼质问说：今日所议何事，有旨？无旨？锡翰、席纳布库回答：无旨，乃我等传集。索尼愤愤地说：往日睿王在时，尔等任意妄为，今无旨，尚可私自聚众议罪耶！众人始散去。顺治帝问冷僧机：刚才诸臣因为何事聚集？冷僧机奏述上情。帝谕：在朕左右殷勤竭力之人，反欲议罪，若旷直偷安任意私行者，应该怎样办？冷僧机秘密泄露此谕于锡翰、席纳布库，二人始被迫罢休。
议政王大臣审勘核实后奏报，帝命将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内大臣、一等伯冷僧机正法，籍没家产，贝勒拜尹图免死禁锢狱中，连其弟、男、子侄皆革去宗室为民。席纳布库之子侄变革退侍卫为民。著刑部将此案刊刻告示，布告天下。
以上拜尹图等所犯之罪虽有十九条之多，但却集中在一点上，即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等人，背叛少年天子，投靠睿王，对君不敬不忠。顺治帝之所以在顺治八年正月二月亲政时未将这几人治罪，显然是因为他们是两黄旗主要大臣，过早惩治，会使两黄旗参加当年即位初盟誓效忠于幼主的二百多名大臣侍卫忐忑不安。在睿王淫威之下，有几个能像索尼这样敢于正面和睿王争执，忠贞不贰！两黄旗大多数人被迫向睿王低头，做过一些违心之事，说了一些违心之言，但其内心深处，仍在怀恋幼主，仍对睿王尤其是其党羽之专横十分不满，他们是福临亲政后的主要依靠力量，不能让他们产生疑虑。而且，亲政之一二月里，福临也没有坚强的后盾和雄厚的实力，不能操之过急，相反，利用拜尹图等身居贝勒、贝子、一等伯、内大臣的身份和前几年中得到的权势威望，来对付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睿王及其正白旗党羽，还是能起作用的，对于安定两黄旗大臣侍卫之心，也会有所裨益。因此，福临一亲政，不仅没有处治拜尹图等人，反而晋已封为镇国公的巩阿岱、锡翰为固山贝子，并授巩阿岱为议政大臣，不止一次地遣巩阿岱祭太庙，让诸人仍留原职。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顺治帝基础已很巩固，便要对巩阿岱等下手了。通过这次处死巩阿岱等人，顺治帝实际是向八旗王公大臣严正警告和劝诲：任何人，尤其是上三旗大臣，绝对不允许背叛帝君，投靠他王，绝对不许对皇上不忠不敬，绝对不许侵犯君权，否则严惩不贷！
以上事实表明，少年天子虽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摆脱了昔日仰叔鼻息，听任睿王多尔衮欺凌的羞辱困境，夺回了部分应属于他的权力，但是，诸王势力仍很强大，特别是郑王济尔哈朗一家四王，力图填补多尔衮死后留下的空白，且已取得很大成功，成为左右政局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福临及其母后对此十分警惕，竭力采取各种措施，抑王崇君，到了顺治九年初，终于达到了目标，此时福临才能说是真正的乾纲独断无比威严的圣尊天子。
这一局面，并非所有王公大臣都能满意，尤其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此更为遗憾，尽管他的处境比任何一位王爷都好，也是他有生以来日子最好过的阶段。他是此时仅有的一位“叔王”，受到皇上的尊敬，他是四位和硕亲王之一，他是议政王之首，一家四王爷，在处理军国大事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群臣中是三朝老王，德高望重。但他显然对于年轻皇上如此集中大权于一身压抑诸王的方针，颇为不满，这从他三年后去世之前三月所上奏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福临谕诸王及大臣，言及亲政五年来，疆域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失，兵饷不足，“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诸王及大臣“皆亲见太祖、太宗创业垂统之艰难，年来辟地绥民之不易，必有长策以裨治安”，应“居则深思，进则敷奏”。郑亲王济尔哈朗遂于二月初七遵谕奏称：
“太祖武皇帝开创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吉等，讨论政务之得失，咨访兵民之疾苦，使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上合天心，下洽民志，扫靖群雄，肇兴大业。太宗文皇帝缵承大统，绍述前猷，亦时与诸王贝勒大臣讲论不辍”，“伏祈皇上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
清太祖努尔哈赤遇逢重大事情，必召集子侄诸贝勒台吉和额亦都等五大臣商议，晚年并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太宗皇太极在执政的前十年即天聪年间，基本上是遵照太祖遗制而行，直到后来才改变汗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并坐接受群臣朝拜之制，又创定诸王掌管六部制度。郑王如此引述太祖、太宗祖制，显然对其不满皇上顺治九年初的改革的心情有所流露，只不过因为他一向言辞谨慎，故未尽情泄露而已。
三、立后废后帝君无比威严
顺治帝福临关于皇后的册立和废除，也是判断其是否真正完全掌握军国大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顺治八年正月十七日，即十四岁的福临举行了亲政大典之后的第五日，他的亲舅舅和岳父蒙古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亲送帝先前聘订之女博尔济锦氏至京，理事三王亲王满达海，郡王博洛、尼堪，以及众内大臣，奏请于二月内举行大婚吉礼。
这位大漠公主，美丽聪慧，门第高贵。她的曾祖父莽古思贝勒之女系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她的姑姑是太宗之孝庄文皇后、当今皇上之亲生母亲，她是少年天子福临的亲表妹。有这样亲上加亲，门第高贵、美丽聪慧的蒙古公主为后，照说应是皇上的艳福，理应立即允王之议。不料福临却下了一道冷冰冰的谕旨：“大婚吉礼，此时未可遽议，所奏不准行。”
这个理由太勉强了，没有说服力。为什么此时不能议定大婚日期？是雷震三大殿，火烧五凤楼，灾异迭见，皇天示警？不是。是国有大丧，母后驾崩或病危？亦不是。是强敌入侵，兵临城下，大乱即起？也不是。或是皇上重病，转辗床榻，难以成亲？还不是。五天前刚举行亲政大典，大赦天下，蠲减钱粮，增加乡试中式举人名额，加恩文武大臣萌生入监，可说是帝与太后万分欢欣，普天同庆，在此时刻，举行定鼎中原以来第一位大清皇帝的大婚吉礼，岂不是大吉大利，喜上加喜，为什么不能议定时间筹办大事？显然帝未说出不允王奏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他对此婚事很不满意。
可是说来也怪，就在皇上下谕不允议办大婚之后五个月，顺治八年六月十八日，却制定了大婚礼品详细清单：
“定大婚礼物。行纳彩礼：马十匹，玲珑鞍十副，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银盆一。行大徵礼：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筒一，金盆一，银桶一，银茶筒一，银盆一，缎千匹，布两千匹，马二十匹，玲珑鞍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送皇后至时，赐后父母金百两，银五千两，缎五百匹，布千匹，金茶筒一，银桶一，银盆一，上等镀金玲珑鞍二副，常等玲珑鞍二副，漆鞍二副，马六匹，夏朝衣各一袭，夏衣各一袭，冬朝衣各一袭，冬衣各一袭，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刀一，撒袋一副，弓的全，甲胄一副。若后兄弟送至，赐漆鞍马各一，时衣一袭。从人受赏者，男妇限六十名，二十名蟒衣，二十名补缎衣，二十名缎衣，不分时候，概用夹衣。”
这些礼物，虽不能说是多么特殊和巨大，但也相当齐全了，在当时国库如洗的恶劣财经条件下，也可算是相当豪华了。
过了近两个月，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大清皇帝册立皇后的大婚礼。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摘录如下：
“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是日质明，设皇后仪仗于卓礼克图亲王邸，设黄案，一于院中，一于东侧，以受册宝，置中黄案。皇上卤簿，全设太和殿前，设黄案一于殿中，置册宝彩亭二于太和门外阶下。内院、礼部官俱朝服，以次捧册宝，由中国入，置殿中黄案上。上朝服，出御太和殿，视册宝毕，内院官捧册宝，授册封使臣。……册封使臣既至皇后邸，卓礼克图亲王等朝服出迎，……皇后跪受，……皇后降辇，由中国入宫。和硕亲王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悉朝服集朝会所。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一品命妇以上，悉集宫内。……上率诸王入宫，于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上复御中和殿，诸王出立殿外阶上。皇后率诸王妃朝见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诸王妃入侍皇太后。上出御太和殿，赐诸王及察哈尔额驸阿布鼐亲王、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等并贝勒、文武群臣宴。宴毕，上回宫。皇太后乘辇还宫。”
皇后册文全文如下：
“朕惟乘乾御极，首奠坤维，弘业凝庥，必资内辅，义取作嫔于京室，礼宜正位于中宫。咨尔博尔济锦氏，乃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也，毓秀懿门，钟灵王室，言容纯备，行符图史之规，矩度悠闲，动合安贞之德。兹仰承皇太后懿命，册尔为皇后，其益崇范，肃正母仪，彩色养于慈闱，懋本支于奕也。钦哉！”
皇后之宝文为“皇后之宝”。
第二日，八月十四日，福临谕礼部，以册立皇后，感谢母后，加圣母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十五日，又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诏中说道：“迩者昭圣慈寿皇太后特简内德，用式宫闱，仰遵睿慈，谨昭告天地、太庙，于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过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又以恭上圣母尊号礼成而特颁恩诏，大赦天下，普施皇恩，共有恩款三十一条，对王公大臣、内外官员、八旗士卒、罪犯、秀才、黎民，皆有恩惠，如：亲王以下至宗室三等辅国将军、外藩诸王、内外公主以下格格以上，“各加恩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公爵以下，拖沙喇哈番以上，各升一级；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免议；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省先加城工钱粮（即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谕加九省赋银二百五十万两以修避暑城），准抵八年正额；等等。这是几年以来的一次大赦特恩。
如此隆重的大婚吉礼和由此而尊圣母徽号大赦天下，与半年前冷如冰霜之少年天子谕旨，简直是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有天渊之别。是福临因见皇后倾国之貌而顿改初衷吗？显然不是。是他了解到皇后真是贤惠贞德而以德为贵，撤销前议？也不是。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他迫于顶挡不住的强大压力，无可奈何。
这种压力，来自何方，何人所施，史未明言，但若联系政局与国情，也不难知其大概。这一变化主要是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对政局有很大影响的王贝勒等联合起来，对帝施加压力而成。孝庄后之所以会赞同册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有其公私两方面的因素。就私而言，皇后系己侄女，立她为后，既是对娘家的又一特大恩宠，为父兄弟侄的荣华富贵，为本家族高居于其他部王公贝勒之特殊地位提供又一新的有力保证，也为妥善处理太后与皇后之间的婆媳关系，甚至太后与少帝之母子关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姑姑与亲侄女的婆媳关系，总比与外来的皇后媳妇要好处理得多，媳妇若与婆婆不和，势必要影响太后与少君之间的母子关系。聪明绝顶的孝庄太后，自然会极力主张册立侄女为皇后。
就公而言，孝庄后更有理由这样办，因为，笼络住科尔沁国蒙古王公，对巩固大清国的统治，对捍卫爱新觉罗王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就制定了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太祖千方百计拉拢漠南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等部，尤其是科尔沁部，因为科尔沁部的一些贝勒、台吉很早就与太祖联系，联姻盟誓。太祖娶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及孔果尔贝勒之女为妃，其第八子皇太极、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亦分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孔果尔、桑阿尔寨之女，其第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十子德格类分娶扎鲁特部钟嫩、纳齐、额尔济格之女，太祖又以皇女嫁与科尔沁部奥巴贝勒。太祖于天命四年遣使与喀尔喀五部杜棱等二十七位贝勒台吉会盟，立誓共与明国为敌。太祖又以两位皇女和一位族女嫁与喀尔喀五部恩格德尔、古尔布什、莽果尔三位台吉，并娶大赛贝勒之女为次子代善之妻。
清太宗皇太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国策。他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分别系科尔沁莽古思贝勒之女和孙女，他的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分系阿霸垓郡王、塔布囊之女，他还有一位侧妃是扎鲁特部之格格。他又将皇妹莽古济嫁与敖汉部台吉琐诺木，以皇长女下嫁琐诺木之侄班第台吉，皇二女嫁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亲王，皇三女嫁科尔沁部奇塔特郡王（乃孝庄后之侄），皇四女嫁科尔沁部弼尔塔哈尔（亦孝庄后之侄），皇六女下嫁科尔沁达尔汉郡王满珠习礼。多尔衮摄政时期，又以太宗之皇五女下嫁巴林郡王，皇八女嫁科尔沁巴雅斯护朗亲王，皇九女下嫁哈尚。
清太祖、太宗、摄政王多尔衮这一建立、巩固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起了很大作用。漠南蒙古各部，尤其是科尔沁部王贝勒，多次派兵随从太宗攻朝征明，跟随摄政王入关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及南明权利，为金国、大清国之扩展和清帝之入主中原建立了不朽功勋。此时科尔沁部之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扎萨克图郡王拜斯噶勒，既系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外戚，又屡次领兵从征，“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功冠其他部王贝勒，故“荷国恩独厚”，四王俸禄及赏赐，皆较他王“独优”。其他各部蒙古王公亦唯此四王马首是瞻。
当此少年天子亲政内忧外患甚急之时，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自然要对科尔沁四王特别是吴克善亲王、满珠习礼亲王（皆孝庄后之亲兄）寄以重望，希望上万蒙古劲骑忠于少君，忠于大清，为巩固皇上统治而全力以赴拼死相战，成为皇上的坚强后盾，他们当然不愿因为退婚而开罪于科尔沁部王公，自毁长城。故尽管顺治帝福临对此婚事极为不满，极端厌恶，但最后也只能被迫成亲，举行隆重的大婚吉礼。这次婚礼的举行，清楚地表明了此时十四岁的福临虽已亲政，但仍未完全掌握军国大权，仍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听从母后及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旨意。
然而，福临毕竟还是福临，他是少年天子，不是儿皇帝，虽因受到难以抵挡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他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时机成熟，他就会冲破各种障碍，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天，并不太久，刚过两年，他就做出了震惊朝野的废后之事。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谕命礼部、内三院查阅前代废后事例，上奏。此谕使内三院大学士们大为震惊。他们虽知这位皇上性格倔强，龙颜易怒，稍有不适，便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仍因事关社稷安危，也不得不上疏奏谏。就在这一天，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奏称：“今日礼部诸臣至内院恭传上谕，察前代废后事例见闻，臣等不胜悚惧。窃惟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奏章措辞虽极慎重委婉，但含意也表述得相当明白，前代贤主皆因废后而为后人讥笑，那么今日之十六岁皇帝更不应做此愚蠢谬误之事，否则将为万世之笑柄。
少年天子深知此乃大战之序幕，若不迎头痛击，势必引来反对巨波，立即降旨批驳说：“据奏皇后母仪天下，关系至重，宜慎举动，果如所言，皇后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尔等身为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著严饬行。”
福临之欲废后，原因何在？评述此事时，解释为帝后性格不合，说什么“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此言欠妥，皇后是否爱好奢侈，妒心太甚，常与帝争吵，史无明文，难以结论，但如果说是福临乃生性简朴之君，则与事实大有出入，这位少年天子可不是节俭惜财的汉文帝，而是很爱铺张浪费讲究享受的风流天子。他在第三天的谕旨中，对此举之原因作了解释。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谕礼部：
“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冲幼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意志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陛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侧妃，改居侧宫。”
此谕讲道，废后的原因和理由是两条，一是睿王专横独断为帝“因亲订婚，未经选择”，二系与此相连，册立之日，后即与帝“意志不协”，因而已分居三载。一条理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皇后之册立，关系到社稷宗庙，当然要多方挑选，慎重行事，内而八旗文武大臣皇亲国戚勋旧世家之千金，外而科尔沁、察哈尔、扎鲁特、巴林等漠南蒙古各部亲王郡王贝勒的格格，美女才女淑女何止成百上千，从中细心品评严格挑选，自能选上可以母仪天下的才德品貌皆优的皇后，怎能“因亲订婚”，不加选择。但仅因此故就要废后，也不妥当，前代因亲订婚年幼订婚者，比比皆是。二条理由十分勉强，皇后乃一国之母，若非有重大失德之举，不能动辄废罢，性格不合，情意不洽，才貌欠佳，以及幼年因亲订婚之弊，皆可设法补救，皇帝尽可置其于不顾，听其独守孤灯，而另纳妃嫔，临幸他宫，不能因此而废后。因此，按当时封建帝君之帝后关系和立后废后之标准来看，福临此谕，说服力不强。群臣纷纷上疏谏阻。
礼部尚书胡世安及侍郎吕崇烈、高衍三人，于奉谕之次日即八月二十七日奏称：“夫妇乃王化之首，自古帝王必慎始敬终”，今突接上谕废后为妃，昔日立后之时，曾告天地宗庙布告天下，现谕未言及与诸王大臣公议及告天地宗庙之事，请求皇上慎重详审，“以全始终，以笃恩礼”。
胡世安系明朝旧臣，崇祯元年进士，任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顺治五年八月已升至礼部侍郎，九年三月再升为礼部尚书。这样一位久游宦海历事二代的明朝翰林公清朝礼部尚书、侍郎，自然是熟谙礼法，深知帝君性格，言行谨慎，不敢轻举妄动。此事着实使他为难，不谏，将此谕宣传中外，则有失臣职，将来难免被追罪和招致同僚讥讽，若谏阻，前明之臣怎敢批龙鳞犯龙颜引来灭门之祸。幸亏他久读诗书，谙悉为官之道和事君之术，从废后谕中找到了保身固位之法。他们三人之疏，简要地讲了三点，一是呈言帝之于后，要慎始敬终，二系指出谕中未言与诸王及大臣公议，三为未言恭告天地、宗庙，总的含意是请将此事交王公大臣议拟，最好不颁此谕，但他们又未直截谏阻。这样，既不致首当其冲，照传谕旨，成君之过，又将此重任推诿于议政王大臣，以免遭帝斥责。果然，此计生效，顺治帝批示：下此疏于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
也就在这同一天，孔子后裔礼部礼制司员外郎孔允樾上疏切谏，着重批评以无能而废后之谕。他引古为鉴，强调指出，“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淳朴俭素，皆能的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均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着，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乎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帝亦批示下诸臣议。
御史宗教一、潘朝选、张、杜果、聂玠、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白尚登、祖建明等亦合疏谏阻。福临批示：宗教一等明知有旨会议，却渎奏沽名，命所司议处。
尽管皇上旨意甚明，坚主废后，谏者要受惩处，但此事关系太大，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故郑亲王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内院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最后仍予谏阻，在九月初一奏称：礼部尚书胡世安及员外郎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皇上册立皇后之时，恭告天地、宗庙，加上母后徽号，并诏告天下，“不难轻易”，请勿废休，另行选立东西两宫，“则本支日茂，圣德益光，可为万世法矣”。
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之奏疏，是相当巧妙的。它撇开了睿王代为订婚及皇后无能与帝参商诸理由不谈，因为，如若否定皇上所云，未免使天子难堪，会恼羞成怒，坚拒忠谏；如若言及需要借重内属蒙古尤其是科尔沁部王公，亦难启齿，堂堂大清皇帝，焉有求于外藩王公。不谈谕述废后之由，而只以册后事关重大，已告天地加尊号诏告天下，不宜轻易改变，既保存了皇帝脸面，实即承认其所举理由皆对，但又不让其废改，设法以选立东宫西宫贵妃来补充，皇后虽仍居正宫，但实已与帝分居。这样，既不惊动朝野，造成废后失德之过，又满足了皇上讨厌皇后不与同居另找新的意中人之要求，两全其美，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但是，顺治帝却拒绝让步，下旨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著议事诸王、贝勒、大臣及会议各官再议具奏。”此旨话虽不多，也还客气，但分量太重。顺治帝对王公大臣之谏辞，针锋相对，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你们不是说要选东西二宫妃子，使“本支日茂”，即要有众多的皇子，好吧，我就明确告诉你们，册后之时，洞房花烛之夜，就是帝后分居之日，我已独居侧宫三载，让后冷守正宫三年，照此下去，哪有皇子出世，就算召幸妃嫔，得生龙子，亦非嫡出，常人尚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堂堂四海之君，竟因不能废后而长期孤身而眠，或只有庶妃所生之皇子，那又应立何子为太子？事关国本，你们能沽名渎奏担此大罪？你们不是说废后之事是失德之举，好吧，我就愿意留下恶名，愿被人们视为有失大德之君，但我也决不退让，一定要废掉皇后。
在如此严谕之下，再行集议，还有什么说头，要么是仿照明朝世宗大礼之例，宁愿丢掉王冠和乌纱帽，冒着被廷杖打死或监毙狱中，满门抄斩的危险，拼死谏阻，要么就完全屈服于帝之威力，照旨办理。郑亲王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是不再阻挡了。过了四天，九月初五，叔王济尔哈朗等会议废后之事，奏称：“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毋庸更议。”帝谕：“废后之事，朕非乐为，但容忍已久，实难终已，故有此举，诸王大臣及会议各官既共以为是，著遵前旨行。”叔王等将责任推与皇上，是帝要废后，我们只是奉旨而行，顺治帝却以其人之法对付其人之身，偏要讲你们“既共以为是”，那就废后。于是皇后博尔济锦氏就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了。
废后之争及了结，是少年天子提高君威抑压王权的又一大胜利，不管是百官之首的大学士，或是拥有参劾之权的言官，还是权势赫赫议处国政的王爷，甚至是国母皇太后，都不能不遵循皇帝的谕旨，都不能阻挡皇上决心想做之事，都无力勉强皇上做其不愿做之事，军国大政的最后决定权操之于少年天子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