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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宗猝卒白黄旗主争立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晚上十点左右，盛京（沈阳）皇宫内，夜深人静，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之皇九子六龄幼童福临，正在母亲庄妃的永福宫里安静、甜蜜地睡觉。忽然，从清宁宫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揪人心肝的哭声，白天还在临朝听政的五十二岁皇上驾崩了。福临虽不太知晓事体，但也肯定会为父皇永远离开他们弟兄而伤心，随着母亲、皇叔伯、皇兄弟而哭泣。但是，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小儿童，哪里知道这一突然事变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会给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带来多大的麻烦，哪里知道平时在他眼目中矜持高雅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几位皇叔正在绞尽脑汁，准备为争夺皇位大动干戈。
被尊谥为太宗的皇太极，死前没有留下关于继承人的遗命，因而没有立即拥立新君，八旗王公大臣一面办理丧仪，一面私下筹划继位之事。
八月初九晚太宗去世后，八旗及外藩蒙古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公主以下，固山格格以上；和硕福晋以下，奉国将军之妻以上，咸集清宁宫前，诣大行皇帝几筵，焚香跪哭奠酒。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等以下官员，齐集崇政殿前，其妻等命妇齐集大清门外，各按旗序立举哀。二日奉梓宫安放在崇政殿，王公贝勒大小群臣朝夕哭临三日，十三日内禁止屠宰。
如果按照中原地区明王朝的传统，皇上死后，自应由其皇子继位，无子，始于宗室亲王中近支者内择立，这样一来，对福临八弟兄（太宗共十一子，三子已殇）便不会带来太多的威胁，反正是自己亲弟兄之一继位为君。但是，此时以满洲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大清国，虽然经过太宗皇太极十七年的艰苦努力，取消了太祖努尔哈赤亲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抬高了君权，压抑了王威，太宗还亲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牢固地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以旗主为本旗之统治者的八旗制度仍然存在，正白、镶白、正红、镶红、镶蓝五旗之旗主多尔衮、多铎、代善、罗洛浑、济尔哈朗仍分系本旗之主，又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或多罗贝勒，饶余贝勒阿巴泰、武英郡王阿济格、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等也分辖若干牛录，八旗王、贝勒、贝子皆系统兵征伐久战沙场的统帅勇将，权势很大。因此，新君仍须由八旗王公大臣议立，而且并非只有皇子才能继位，其他亲王、郡王同样也有当皇帝的资格。
本来，按各旗之势力而言，太宗之皇子拥有很好的竞争条件。八旗之中，皇太极亲领三旗，人丁兵将战马之多，超过其他五旗之中任何一位旗主。特别是正黄、镶黄二旗，猛将如云，谋士众多，开国元勋中功劳最大、职位最高、子侄最勇，与太祖、太宗联姻婚娶的三位大帅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皆在正黄、镶黄二旗。
额亦都原系贫寒诸申，明万历十一年随太祖首举义旗，起兵攻图伦，此后转战四十年，屡克强敌，所向披靡，军功累累，任至众额真、固山额真、一等大臣、世袭一等总兵官，初娶努尔哈赤族妹，继“尚和硕公主”，死后追封弘毅公，其次子达启、第八子图尔格皆娶太祖之女和硕公主，其女嫁与太宗皇太极为元妃，其孙女嫁与太祖之孙尼堪为福晋。费英东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太祖誉为“万人敌”，封授一等大臣、众额真、固山额真，娶太祖之孙女，死后追封一等公和主义公。扬古利长年征战，勇猛异常，屡立大功，任至众额真、固山额真，娶太祖之女，封超品公，死后追封武勋王。
此时三位大帅虽已早逝，但其子、弟、侄、孙皆系分率正黄、镶黄二旗士卒南北征战军功卓著之勇将。额亦都有子十六，车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韩代、阿达海、谟海、索浑均系早年披甲厮杀，勇猛骁悍，韩代、谟海、阿达海及其子阿哈尼堪俱屡立军功战死沙场。图尔格幼从太祖征伐，积功授世职参将，太宗即位后擢固山额真、内大臣，屡败敌军，并曾为征明副帅，佐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深入明国，克府州县七十八，晋世职为总兵官，其子武尔格从征皮岛战死。车尔格、伊尔登、遏必隆此时分系承政、巴牙喇纛章京和侍卫。费英东之第七子图赖，从诸申披甲，勇猛善战，军功累累，被太宗连续擢升，任至巴牙喇纛章京，授三等总兵官世职。费英东之侄鳌拜，屡败明军，征皮岛时，身为前锋，渡海搏战，勇克坚岛，被太宗赐予“巴图鲁”称号，任至巴牙喇纛章京，授三等总兵官世职。扬古利之子塔瞻、从弟谭泰、族侄伊尔德，分为固山额真和巴牙喇纛章京。他们皆有职有权有威望。此外，黄旗还有希尔艮等一大批战将。文臣中如希福、范文程、刚林均是大学士，范文程更是智谋出众佐国有功历任四朝的老相。尤需一提的是希福之侄、一等侍卫巴克什索尼，精通满蒙汉文，久值内院，智勇双全，对帝忠贞不贰。两黄旗的确是人才济济，远逾他旗。他们当然要拥立皇子，既对先帝效忠，又可确保本旗之特殊地位和个人的富贵荣华。
此时现存的八位皇子中，四阿哥叶克舒、五阿哥硕塞，只有十四五岁，六阿哥高塞一下更小，皆是无禄少年或幼童，只有大阿哥豪格年长，三十五岁，且有文韬武略和军功。豪格十七八岁时即因进攻蒙古有功而被太祖封为贝勒。太宗即位后，他又因军功政绩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封和硕肃亲王，掌管户部，其功勋资历和威望都不亚于几位皇叔，本应是最有可能继承帝位之人。但是，豪格有三个弱点。其一，他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并非贝勒之千金，嫁与皇太极后不久即死去，没有正式封号，与嫡福晋、皇后等正宫不能相提并论。另一弱点是他并不为皇父喜爱，几次遭父谴责惩罚。崇德元年四月他封肃亲王后不久，即因与成亲王岳托结党，泄露太宗言语，对父有怨心，而被降为贝勒，崇德三年征明有功复封亲王，不久又因过降郡王，直到崇德七年松锦战中立功始复原封爵。三个弱点是，在太宗时期，豪格始终未能当上主宰一旗之旗主。太宗虽有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但一直亲自掌握，未授豪格为某旗之旗主，豪格只辖有若干牛录，与大伯礼亲王代善、十四叔睿亲王多尔衮、十五叔豫亲王多铎、侄贝勒罗洛浑分系一旗之旗主不同，这严重影响了他图谋大事的实力。
当然，如果代善等五位旗主或其他拥有牛录之英郡王阿济格等王公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或没有争夺皇位的势力，那么上述三个弱点并不妨碍豪格继位为君，因两黄旗大臣会拥立年长之皇子大阿哥豪格承嗣大统的。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王公之中不仅有想当新君之人，而且势力相当强大，足以与二黄旗抗衡，这就是白旗三王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
阿济格三王之母是太祖努尔哈赤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大福晋阿巴亥，即正宫娘娘，深受夫君宠爱，太祖也喜爱这三位皇子，曾明确宣布要使三人皆成为“全旗之主”，并在生前将亲辖之正黄、镶黄二旗分授予阿济格和多铎，赐多尔衮十五个牛录（相当于半个旗），且欲将汗位由这三子之一袭承。不料，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第二日八旗贝勒议立新汗时，大贝勒代善、贝勒岳托、萨哈廉决定立四贝勒皇太极，诸贝勒赞同，皇太极便继位为汗，诸贝勒又逼令大福晋阿巴亥殉葬，且在议定新的治国体制时，将身为旗主的阿济格、多铎贬低到非旗主的“小贝勒”地位，他俩的二黄旗改名正白、镶白二旗。皇太极原有之正白旗及此时新夺来的太祖预定要赐予多尔衮的镶白旗改名二黄旗。这一系列打击显然会使阿济格三兄弟万分气愤，但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三岁，多铎十二岁，无力反抗，只有被迫服从。阿济格勇猛鲁莽，时有怨气，于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被天聪汗（即太宗皇太极）找了一个借口，革除了旗主。多铎也因对汗兄不满，时被太宗训斥处罚。崇德元年他以镶白旗旗主、和硕贝勒的资格受封和硕豫亲王，崇德四年即被议罪降为多罗贝勒，罚银万两，籍没三分之一的包衣和牲畜，直到崇德七年因松锦之役中立了大功，才晋为郡王。只有多尔衮比较乖巧，虽怀有杀母夺旗之大恨，却深埋胸中，尽力讨好兄汗皇太极，并智勇双全，屡立军功，博得了太宗欢心，不断提拔，初让其接主阿济格的正白旗，成为真正的一旗之主，后又命其统摄吏部，几次统率八旗大军征明攻蒙，崇德元年封和硕睿亲王。到崇德八年八月太宗死之前，多尔衮已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为太宗信赖的左右手，威望甚高。
然而这位被太宗谕称“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赉予独厚，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的睿亲王，这位后来自己也回忆说“夫太宗恩育予躬，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也”的九王爷（多尔衮虽排行十四，但一般皆称其为九王、多铎为十王），此时却想夺回十七年前被太宗抢走的君位，想继位为帝，其兄阿济格、其弟多铎也竭力拥戴，于是白黄旗主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继位为君郑睿二王辅政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夜太宗皇太极逝世后，足足过了五天，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才齐集崇政殿，议立新君。
这一天，是年方六岁的皇九子福临的命运和地位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天。当然，他这个小小儿童对此毫不知晓，其母——聪睿过人的庄妃也不可能知道爱子竟会登上御座，因为，大家都认为新君非豪格便是多尔衮，双方在这几天里都在紧张地筹划。
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前往肃亲王豪格府中，“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当然十分高兴，遣固山额真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说：
“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加议。”这实际是希望和劝诱郑王支持。
豪格这样破例地选中郑王，而未去找其他亲王、郡王，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郑王是位很有影响的王爷，他是镶蓝旗旗主，是此时礼、睿、郑、肃四位亲王之一，且久受太宗宠信，与睿亲王多尔衮同为帝之左右手，在八旗王公大臣中有较高的威望，有他的支持，就增加了一个旗，在力量对比上就超过了两个白旗，争夺帝位就有更大的把握。同时，郑王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更准确一点说，郑王之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宗对他的栽培和宠信。济尔哈朗并非太祖之皇子，其父舒尔哈齐系太祖努尔哈赤同母之弟，按支派而言，他不能与礼、睿、豫等太祖之子相提并论，他只是近支宗室，而非嫡派皇室。他原来仅是镶蓝旗下的一位贝勒，旗主是其二哥阿敏。天聪四年，皇太极利用阿敏从永平撤退的过失，罗织罪状，革去其二大贝勒尊号和旗主资格，并幽禁，让其六弟济尔哈朗代为镶蓝旗主，并不断予以关照和宠信，济尔哈朗才能成为大清国声势显赫的王爷。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想来郑王是会同意的。
郑亲王济尔哈朗见多识广，在二十多年金国——大清国的激烈竞争中，基本上是顺利的，颇能应付复杂场面，此时也在密切注意白黄四旗的动向，考虑自己的对策。他当然愿意支持豪格继位为君，这不仅是由于曾受太宗厚恩，应予回报，而且支持太宗之子承嗣，便有拥戴之功，更能保持十几年来与君汗之间的特殊关系，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并继续发展，如若其他亲王郡王为帝，这个特殊关系和特殊地位便丧失了，对己不利。同时，他也深知白旗三王并非善良之辈。英王阿济格素来鲁莽，豫王多铎年轻气盛，多尔衮机警过人，他们掌权，焉有郑王之地位，所以他很乐意接受豪格的要求。但是他也敏锐地看出白旗王爷图谋帝位，白黄四旗真的厮杀起来，谁胜谁负，亦难预卜，还是需要留点后路。所以，郑王告诉来使说：“我意亦如此。”但睿亲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这是让豪格等人明白，多尔衮是个关键人物，他有可能自立，不同意立豪格，要做好思想准备。
多尔衮果然想继位为君，他于八月十四日黎明，即匆匆忙忙赶到盛京皇宫中之三官庙，询问索尼册立之事。索尼斩钉截铁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索尼传》。这即使多尔衮第一次直接听到了两黄旗大臣反对他继位的意见，也促使两黄旗大臣立即开始争位行动。
两黄旗大臣便“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这显然是摆出誓死必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了。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列坐崇政殿东西庑，集议立君之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罗洛浑，贝子尼堪、博洛、硕托，镇国公艾度礼，辅国公满达海、费扬武、屯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等，共商大事。
这时，索尼和鳌拜首先倡言“立皇子”。这是一种破例的非常行动。二十几年来，任何军政大事都是由八旗王贝勒公商议决定的，侍卫、固山额真、巴牙喇纛章京、梅勒额真等官将，虽然也列席会议，可以发言，但必须在王贝勒尤其是八旗旗主讲完之后而且被君汗贝勒允许时才能陈述意见，且必须服从王贝勒的决定，像议立新君这样头等重要大事，过去从未允许也没有一个大臣敢出来讲话，更不用说是倡言了。
多尔衮立即根据惯例，喝令二人停止说话退出去。索尼、鳌拜虽暂时退下，但外有两黄旗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包围了宫殿，两黄旗大臣们又站在殿内，手扶剑柄，气势汹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情形，白旗三王未曾想到，他们可能后悔没有把两个白旗的巴牙喇兵也调至宫外，让黄旗占了上风。
但白旗三王并非胆怯之人，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公开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看到两黄旗大臣如此架势，犹豫不决。多铎等不得了，声称你若不做，“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反驳说，肃亲王之名也在遗诏上，不独你也，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多铎或豪格继位为君。多铎遂改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代善以年老推辞，建议立多尔衮或豪格。豪格见英、豫二王公开拥立睿王，礼王模棱两可，郑王沉默不语，心知难有胜算，便宣布我“福小德薄”，难当此任，而以退席相威胁。
这时，两黄旗大臣见形势在逆转，肃王豪格被白旗诸王反对而退席，睿、豫、礼王成了新君的候选人，再不制止这一趋势，先帝江山难保。于是，他们气势汹汹地“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礼亲王代善见此情形，声称年老不预朝政，离席而去，英王随即退出，豫王不发一言，郑王亦不吭声，会议处于紧张的僵局之中。
这时聪睿绝顶的睿亲王多尔衮迅速地思考对策。形势已很明显，自己若要坚持登基，白黄四旗必然火并。胜负很难预料，且即使侥幸战胜对方，四旗将士将大量死于血泊之中，八旗劲旅必然元气大伤，十几年来拼死厮杀争取到的即将进军中原的有利局面便会彻底丧失，代价太大了。但若屈服于黄旗大臣的压力，尊豪格为君，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地要夺回被兄长太宗抢走的君汗之位，就毁于一旦，又太可惜了。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不致引起白黄四旗火并，又不影响掌权的利益？他突然从“必立皇子”四字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立即宣布：黄旗大臣的建议，是正确的。肃王既然退让，“无继统之意”，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不过他年龄还小，“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待幼君年长之后，“当即归政”。众赞同，遂定议。右真王即郑亲王济尔哈朗，八高山系八固山，即八旗。
这个结局，表面上看来，是两黄旗获胜，白旗未曾达到目的。因为，从八月十四日黎明索尼回答多尔衮时开始，两黄旗大臣便一直坚持必立先帝之子，便坚决反对立白旗三王，而白旗睿、豫、英三王却力图夺回十七年前被太宗抢走的君位，英、豫二王当众跪请多尔衮即帝位，豫王多铎还迫不及待地毛遂自荐，要继位为君，现在，皇子之一当上了新君，白旗三王要向新君俯首称臣，这不是黄旗得胜白旗失利吗？何况虽然睿王当上了辅政王，而一向忠于先帝且表示支持皇子为君的郑王也是辅政王，且名列第一，这也可保幼君无虞吧！
不仅如此，当天八旗王公大臣还共立誓书，宣称务必同心翊戴新君，效忠幼主。礼、郑、睿、肃、英、豫六王及郡王、贝勒、贝子、公阿达礼等，共十九位王公昭告天地，誓称要遵守先帝定制，敬事幼主，不得徇私庇奸，私结党羽，挟仇害人，兄弟谗构，否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八旗大臣阿山等数十人也誓称要竭力事君，不谄资本主，不悖乱结党，否则，“天地谴之，即加湿戮”。郑、睿二王特立誓词，宣称如不秉公辅政，“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这也是维护两黄旗大臣争取到的立皇子之胜利的重要保证吧！
但是，设若冷静下来，潜心深思，被人像智多星一样看待的索尼及图尔格等几位黄旗骨干大臣，便会惊呼：上当了，中了睿王之计。回顾金国——大清国三十几年的历史，便可发现，所谓昭告天地的各种誓书，大都是一纸具文，并不能约束违誓者的手脚。十七年前皇太极被代善等“任置”为君时，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敬兄长，爱子弟”，不得因为诸贝勒“微有过失”，便将其贬降杀戮夺其旗分牛录，代善等诸贝勒也誓称共同拥戴皇太极“承父汗基业”，不得包藏祸心，欲加谋害。然而，曾几何时，二贝勒阿敏便因对汗不恭欲另主他处之罪名，被天聪汗夺旗幽禁死去，三贝勒莽古尔泰亦因所谓欲图谋逆，而在死后被追罪籍没，其正蓝旗归入汗下，就连让位拥君的大贝勒、和硕兄礼亲王代善及其子镶红旗旗主成亲王岳托，也多次遭受太宗斥责处治，代善只好归隐林下，岳托壮年即卒于军中。十五年前阿济格贝勒不也是因有小过而被太宗革去旗主吗？智谋过人的索尼怎能相信誓书誓词。
再者，二王辅政亦非祖制，太祖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皇太极虽被诸贝勒“任置”为君，但仍系基本遵守太祖手定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与天聪汗皇太极四人共治国政，连朝贺时也是四人并坐，同受其他贝勒和八旗大臣叩拜，为什么此时就不能仿此办理，多加两三个辅政王？这并不是只求形似，而是有其必要性。白旗三王之厉害，索尼等人岂不知晓，此次之力图夺位称君，更是众所周知。郑王虽然忠于太宗，愿意辅佐皇子，但其生性软弱，善观风色，遇事不敢据理力争，容易屈服于压力而说违心之话，做违心之事，万一睿王抓权专断，包藏祸心，危害幼君，郑王岂能抗衡！此时一共只有四位和硕亲王，既然郑亲王、睿亲王可以辅政，那么礼亲王、肃亲王也可以当辅政王。四王辅政，郑王倾向于帝，礼王虽年老有病懒问国政，但其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为太子，佐父太祖掌管国政多年，德高望重，立有大功特勋，完全有力量对白旗三王之不轨行为施加约束，至少可以起到牵制的作用，在这样背景下，肃王就能与睿王抗衡，共保新君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索尼等人没有提出这一要求，就稀里糊涂地满足于“必立帝子”而同意了睿王的建议，铸成了大错。
当然，此时年方六岁的幼童福临完全不了解这些复杂关系，其母庄妃也可能因爱子意外地竟当上了皇帝而欢欣鼓舞，没有想到这些事，或者因原本无缘而突然获得这一特大幸福之果，觉得不该提出什么要求，以免被人视为贪得无厌、不识抬举。
总而言之，六龄童福临竟因白黄四旗之争、索尼等大臣的失误和睿王之巧计，而出乎众人意料，突然被议立为新君了。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大清国举行新主登基大典，八旗王公大臣和外藩蒙古王公齐集笃恭殿前，乳媪侍奉福临出宫。此时天气寒冷，侍臣奉上貂裘，请帝穿上，福临却拒绝穿裘。随从推来御辇，福临举步上辇，因才六岁，太小，乳媪怕他坐立不稳，欲上辇同坐，护持幼君，不料小小皇帝福临却不许她坐，直言相告：此辇不是你能坐的。然后，乘辇出东掖门，升殿就座。福临问侍臣：诸位伯伯叔叔兄长朝贺，应否答礼？或只坐受其拜？侍臣回答说，不应答礼。于是福临端坐于上，郑睿二王率诸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礼。从此，六龄童福临当上了大清国第二位皇帝，但实权则归辅政二王。
一、朝廷自居多尔衮称“皇父”
也许是索尼等两黄旗主要大臣也有些担心，怕睿王搞鬼，毁誓专权，不利幼主，或者是为了把大事弄得更稳妥一点，故而又采取了两个不寻常的破例的重大行动，即除了八旗王公大臣于八月十四日共同盟誓之外，索尼等又单独集会盟誓。
八月二十二日，即八旗王公大臣盟誓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劝诱睿王应自立为君，被礼、睿二王揭示于众而被处死之后的第六天，两黄旗大臣、侍卫图尔格、拜尹图、谭泰、塔瞻、锡翰、多尔济、伊尔登、额尔克戴青、巩阿岱、车尔格、图赖、鳌拜、希福、范文程、刚林、索尼、哈世屯、巴哈、陈泰、穆成格、伊尔德、谭布、遏必隆等两百零七人，焚香对天地盟誓，其词为：图赖等“谨慎告于天地：我等若以主上冲幼，不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逆，潜受赂遗，及与人朋比，仇陷无辜，娼嫉谗，蔽抑人善，徇隐人恶者，天地谴之，即加湿戮”。图赖、索尼、巩阿岱、锡翰、谭泰、鳌拜六人又共立盟誓于三官庙，“愿生死一处”，“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索尼、图赖等人力图使两黄旗大臣侍卫团结在一起，辅保幼主，这样，睿王便不敢有不轨行为。这一愿望，不能不说是良好的，两黄旗大臣侍卫真的能紧密团结，威力确系强大惊人，其他旗王公大臣和白旗三王便不敢肆意妄为，幼主可以牢保无虞，再过几年，长大成人，便可名正言顺地免去辅政，新主就可亲政治国了。
然而，人心难一，尤其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上，忠贞不贰，不屈于威武，不淫于富贵者太少，更多的人是只求保全身家性命官职庄园，少数人还因贪图富贵荣华而背叛故君，改事新主，哪能永远团结在一起去反对权大之人！顺治初年的政局，正是这样变化的。
图赖、索尼等人低估了睿亲王多尔衮的才干、抱负和野心。此人之聪睿机智果断，远逾其他任何一位王公。他十七岁时即以初次从征便身手不凡立下功勋，而被兄汗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之尊号。十七年来，他凭着非凡智谋和英勇，战胜各种困难，历经风险，屡建功勋，从一个普通的贝勒高升为一帝之下万人之上的和硕睿亲王，并于此时为多数王公大臣公认为是最好的皇位继承人，他能坐视此难遇良机一去不复返吗？他能因曾立誓而放弃多年以来的愿望甘心久居人下吗？当然不会。他是为了避免出现白黄四旗火并损害清国元气和两败俱伤的悲惨结局，而果断明智地采取了暂时后退或明退暗进以退为进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而这位号称至尊无上的新君福临，不过是一个衣食于乳媪的小小儿童，生活都不能自理，哪懂得什么治国平天下或争权夺利之事！多尔衮完全可以将幼君玩弄于股掌之上，借幼君这个招牌，来做成他想做的事。
而这位胆小易变的郑亲王虽名列多尔衮之前，怎经得住他的步步进逼和无敌之计，要不了多久，郑亲王就会甘拜下风，听任他的摆布。两黄旗二百多员大臣、侍卫气势汹汹的盟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三两月内，一两年间，就会分崩离析，一个一个地拜倒在多尔衮的脚下，任凭他驱使差遣！
这并不是笔者的随意编造，历史事实对此作出了无情的结论。郑睿二王立誓秉公辅政听从众议之后不到四个月，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郑睿二王已由辅政王变成了“摄政王”，并传集八旗王公大臣，先对各大臣宣告说：“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事，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我二人“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务。我等罢部事，而诸王仍留，亦属不便，今概行停止，止令贝子、公等代理部务，尔大臣以为何如？”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形式上虽是用的询问方式、征求意见的方式，但倾向性很明确，结论早就提出来了，要取消两位辅政王“听从众议”的誓言，军国大政不由八旗王贝勒贝子公集议，而由郑睿二王独断，并且还要改变已实行十余年太宗手定诸王分管部院的祖制，各部大臣直接听命于摄政王。照此做去，大清国就是郑、睿二摄政王的天下，各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这样违背誓言变更祖制的做法，本来应当受到八旗王公大臣的反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各大臣却完全接受了，恭敬地回答说：“王所虑诚是。”于是，郑、睿二王又将此意谕告肃王豪格、豫王多铎及其他贝勒，王贝勒虽然很不满意，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只好答称：“伏思皇上冲年，初登帝位，我等正当各勤部务，宣力国家，以尽臣职。今王等之言若此，演出万全，岂不筹维至当而为此言乎！众皆定议以为然，我等无不遵者。”不满、勉强之意溢于言词。然而多尔衮不管这些，只要你们同意，达到了目的就行了。于是就此定议，并进一步取消了贝子、公对部务的管理。
过了两天，十二月十七日，郑、睿二摄政王又谕都察院各官：尔等俱系朝廷风纪之官。向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办理国政及朝谒勤惰，原属吏部稽核，今官员听吏部，“王贝勒等应听尔衙门稽查，有事应纠参者，须据实奏闻，方为称职”，不得瞻徇隐匿。两位摄政王与诸王贝勒之间又拉开了一段距离，摄政王地位又高了一些，权力又大了一些。
过了三十几天，顺治元年正月二十日，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传集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告他们说：“今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这样，离太宗去世不到半年，多尔衮已成为大清国主持国务之首席摄政王了，与当初诸王贝勒公议以郑睿二王“辅政”，差距何其悬殊。但事情并未了结，多尔衮还在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向独掌大权迈进。
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因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于摄政二王，八旗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审此案。何洛会等所告之事有七：其一，豪格对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说：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睿王乃多病之人，“岂能终摄政之事”。杨善对称：“此皆图赖诡计也，若得亲视其寸磔，死亦无恨。”豪格说：“尔等受我之恩，当为我效力，可善伺其动静。”杨善、伊成格表示，要杀死图赖，使王晏然无事。其二，豪格说：睿王将五牛录人给予硕塞阿哥，其意何在？其三，豪格以被派即将征明，对何洛会、杨普及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说：我未曾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置我于死乎！”其四，豪格说：睿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其五，豪格说：豫王多铎曾向我讲：郑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其六，豪格说：“塔瞻公，乃我母姨之子，图尔格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其七，豪格召硕兑说：尔与固山额真谭泰是郎舅，“尔可说令（彼）附我”。我前曾给侍卫穆成格（扬古利之亲侄、谭泰之堂侄）妻，乃我对其厚爱。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等“会鞫俱实，遂幽和硕肃亲王。既而以其罪过多端，岂能悉数，姑置不究，遂释之，夺所属七牛录入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固山额真俄莫克图、护军统领内大臣杨善（费英东之侄）及其子内国史院学士甲喇章京罗硕和甲喇章京伊成格，“坐附王为乱，不行出首”，处死。籍没杨善、罗硕家产，赏与“为国效力”的图赖，籍没俄莫克图、伊成格家产给予何洛会，“以谭泰、图赖、索尼为国尽忠，致为恶党所仇怨”，予以嘉奖，并各赏一副金副玲珑鞍辔、马一匹及银二百两。
这件大案表明了五个问题。一，肃亲王豪格怨气冲天，对睿王极为不满，一而再再而三地诅咒睿王多病，非有福之人，而系有病之人，不久即将夭折短命。二，肃王心犹未死，对失去帝位悔恨不已，多次与亲信近臣密议，欲图结交大臣。三，豪格用人无方，识人不明，索尼、图赖对先帝太宗和幼君福临忠贞不贰，图尔格、塔瞻亦能固守盟誓效忠新君，豪格却辱骂他们背叛故主，投靠睿王，而对何洛会这样的变色虫则信赖无疑，多次对其泄露内心愿望，人妖颠倒，忠奸不分，岂能不败。四，轻过重惩，睿王权势激增。何洛会等人的讦告，最多只能说明肃王有怨言，不满睿王，谈不上密谋为乱，而八旗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却给其加上“乱政”“悖乱”“为乱”“罪过多端”的大罪，将其幽禁，后虽释放，又夺其牛录，废为庶人，实为过甚。这既表明睿王想借此机会除掉最有威胁的政敌，也反映出此时多尔衮势力已大大超过八个月前议立新君之时，能够迫使其他王、贝勒、贝子、公附和己意，其结果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五，睿王善于乘虚而入，争取臣将，区别对待。他重赏背叛故主的何洛会，后又多方关照重用，擢内大臣、盛京总管，授定西大将军，封三等子，使其成为自己的亲信。对曾参与六大臣盟誓的图赖、索尼、谭泰，嘉其“为国尽忠”、“为国效力”，赏赐鞍马，后还将因罪革职入狱的谭泰释放复官，且晋授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使其完全背叛了幼君，成为己之亲信大臣。五点集中为一，睿王多尔衮现在已成了实际主持朝政的第一摄政王。
此后，多尔衮利用统军入关，定鼎中原的特大功勋，并多次压抑惩处忠于少帝的两黄旗大臣，革图赖之子辉寒所袭亡父的一等公爵，革三等公图尔格之子科布梭所袭父之爵职，削索尼官职，籍没其家，将其充发盛京，降护军统领巴图鲁鳌拜之一等子世职为一等男，论死赎身。他一再超擢己之亲信，曾系拥立肃王之六大臣成员锡翰、巩阿岱及其兄拜尹图，因背叛故君谄媚睿王，分别从闲散宗室晋封至多罗贝勒和固山贝子。正黄旗一等侍卫冷僧机背主媚己，授内大臣，从三等男晋至一等伯。对本旗正白旗之大臣罗什、博尔辉、锡图库等亲近大臣，亦宠信擢赏，委以要任。他还将迎合自己的宗室贝子尼堪、博洛晋封至亲王，并委任二人及礼烈亲王代善之子和硕亲王满达海为理政三王。他对亲弟豫亲王多铎十分赞赏，封其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并收其子多尔博为己之嗣子。对政敌肃亲王豪格，则罗织罪名，将其削爵籍没幽禁至死。对支持肃王豪格的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亦多方排斥，罢其摄政辅政，给其定上悖乱之罪名，一度降为郡王。这样一来，仅仅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多尔衮已完全达到排除异己，委任亲信，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的目的，并一再增上尊号，顺治元年晋“叔父摄政王”，二年晋“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为大清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真正的皇帝。
二、兄王冤死亲嫂被叔霸占
六龄幼君福临的安危，在顺治初年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叔王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三是兄王豪格的威权。其中，豪格权势的消长，对政局和少年天子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多尔衮对豪格也就特别防范和压抑。
就在顺治元年四月出兵攻明之前夕，豪格被多尔衮罗织罪名，削爵，籍没七牛录，废为庶人。然而多尔衮此时还不能任意诛戮，还不好命令豪格留居盛京闭门思过，豪格得以随军从征，为入主中原立下了军功。
顺治元年十月，幼主福临从盛京迁居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封赏功臣，大赦天下。登极恩诏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对“佐命开国，济世安民”立有大勋的亲王，要加以殊礼，对亲王、郡王之子孙弟侄要赐予封爵。据此，晋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为和硕亲王，晋贝勒罗洛浑为郡王，封太宗之第五子硕塞为郡王。在这样形势下，多尔衮也不得不对豪格有所表示，遂下帝谕，复封豪格为肃亲王。顺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册封豪格之册文说：
“我太祖武皇帝肇基立业，垂裕后昆，太宗文皇帝缵承洪绪，奄有蒙古诸国，平定朝鲜，拓土开疆，弥敦典礼。及朕绍服，尔和硕肃亲王前以引罪削封，后随叔父摄政王入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遂定中原，厥功懋焉。朕诞登大位，特加昭雪，授以册宝，复封为和硕肃亲王，永存带砺，与国咸休。”
豪格虽然复爵，但他心里自然十分清楚，前途仍是凶多吉少，因而做事小心翼翼，尽力效劳。顺治三年，他被多尔衮派去四川攻打大西农民军时，率军猛烈冲杀，利用农民军叛徒刘进忠的归顺和引导，疾驰数百里，乘大西军不备，突袭西充，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连陷州县，夺据了四川。然而，功勋再大，也改变不了摄政王的看法，且为陷害肃王提供了个借口。顺治五年正月，豪格从四川返京，三月初六就被下狱惩治。
罪状只有两条，一是三等梅勒章京希尔艮与护军统领阿尔津、苏拜争功，豪格未予审理；二是豪格欲将机赛升补护军统领。于是八旗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审理后奏称：豪格隐蔽希尔艮冒功事，“旧念未除”，“因杨善为伊而死，欲升其弟，乱念不忘”，虽皇上三降谕旨斥其不应升补机赛，“犹不引咎”。因此，“诸王贝勒人人愤怒”，豪格“如此怙恶不悛，仇抗不已，不可复留”，应处死。多尔衮谕令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
这两条罪状都不能成立。希尔艮并非胆怯无能之辈。他系正黄旗人，行伍出身，入关前即屡立军功，任至护军参领，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进攻大顺农民军，又立大功，晋世职为三等梅勒章京，他怎会无缘无故去争功？何况被争之人乃阿尔津、苏拜，苏拜乃多尔衮的亲信大臣，希尔艮如无真凭实据，敢去争吗？退一步讲，就算希尔艮争功，豪格一时未审理，也不过是“失察”，哪能定上“旧念不忘”，即欲谋为君之不赦大罪！至于机赛之升补护军统领，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不管是太祖时或太宗时，还是多尔衮执政之日，罪人之亲属官居原职或因功升迁者，大有人在。太祖杀其亲弟舒尔哈齐贝勒而以其子阿敏继主其旗，荣为四大贝勒之一。太祖诛长子褚英贝勒，而以褚英之长子杜度为贝勒，统辖一旗。太祖杀扎尔固齐噶盖后，授其子武善为牛录额真，后成为镶红旗佐理大臣，其弟布善在太宗时任署护军统领和议政大臣。太宗诛阿达海，而对其亲兄阿山仍宠用如故，初任其为佐理大臣，后晋固山额真，封至三等公，还以皇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其子夸扎。机赛仅系杨善之弟，为什么就不能升官授职？显然，这两条罪状是太缺乏根据了。豪格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崇德八年八月欲图与多尔衮争夺君位，这是在四天前三月初二给郑亲王济尔哈朗定罪时列举出来的。
荣为和硕亲王及帝之皇兄的豪格，就凭这莫须有的两件小事，被削爵籍没幽禁，可见摄政王多尔衮之专横势大及八旗王公大臣之软弱，一切听从摄政王的支配。
豪格遭此不白之冤，怒气冲天，看守人役又对他百般凌辱，甚至很可能是谋害，豪格很快就含恨而死，享年不过四十岁。豪格之嫡福晋博尔济锦氏系多尔衮元妃之妹，也难逃灾难。顺治六年十二月多尔衮之元妃去世，第二月即顺治七年正月，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逼纳为妃。
兄王之冤死及亲嫂被多尔衮霸占，必然会使少年天子福临震惊不已，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亲王，就这样一瞬间被废为庶人，下狱致死，他这位十一岁的小皇帝能平安无祸吗？何况就在兄王冤死的这一年，又发生了所谓“太后下嫁”和多尔衮称“皇父”这两件大事！
三、“太后下嫁”额娘向谁诉苦
清朝初年，蒙古有一个“一门四皇后”的极其显赫和古今中外少有的大贵族家庭。这四皇后之一，就是少年天子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孝庄文皇后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其亲姑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嫁与太祖之子皇太极贝勒，后尊称孝端文皇后，顺治六年去世。孝庄后之亲姐于天聪八年入宫，崇德元年封关雎宫宸妃，特受太宗宠爱，崇德六年卒，追封敏惠恭和元妃。孝庄后比姐入宫更早，十三岁时于天命十年二月初二由其兄乌克善台吉陪伴送来，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其祖父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被追封为和硕福亲王，其父塞桑贝勒追封和硕忠亲王。孝庄的两个侄女皆嫁与世祖，一为皇后，因故被废，降封静妃，一为淑惠妃。孝庄的侄孙女亦嫁与世祖，后封孝惠章皇后。
孝庄文皇后才高貌美，聪睿机警，深受夫君宠爱。由于崇德八年八月多尔衮议立福临为君，而没有立豪格，也没有立地位高于庄妃的麟趾宫贵妃之子博穆博果尔，因此引起了不少传闻。一些野史载述了所谓的“太后下嫁”，声称孝庄后曾下嫁与多尔衮，举行了下嫁大典。
民国八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之《太后下嫁》条称：世祖福临年幼，“军政大权实在多尔衮一人之手，倘怀异志，莫敢谁何，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知非有以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则“涎太后之色”，“时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奏事既毕，辄纵谈市鄙事以尝试之”。孝庄后遂提出，若尔（多尔衮）“诚意见爱”，“务的赤心，为国驰驱，卫我母子，待天下统一之日，即我二人因缘成就之日”。多尔衮悚然敬服，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从此，多尔衮果然“奋勉图功，精勤倍常，以冀媚于太后”，间有劝其自立为君者，“多尔衮皆以念及血书而止”。后天下大定，多尔衮屡求太后实践盟誓，且以死为要挟。“太后鉴其诚悃，不忍背之”，遂召幼帝，告诉事情始末，但如践约，则碍于体制，若背约，“则国基未固，祸不旋踵”，乃秘密设策，数日后宫中忽传太后驾崩，隆重办理丧仪，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于摄政王，命满汉大学士为媒，襄办婚礼，嫁妆之多，空前罕有，自宫门到王府，绵延数里，彩舆所经，沿途皆设锦障，禁止窥探。多尔衮在门前恭候，引入正殿，先叩拜，然后行交拜之礼，空前之太后下嫁大典，至此告终，“于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这段叙述，谬误甚多，不合情理，不符事实，姑举其三。一，摄政之时，太后无权也从未公开过问国政，摄政王全权代行帝权，不需也从未向太后奏呈诸事，请后裁决，所谓多尔衮以陈奏机密为由入宫调情之说，不能成立。二，多尔衮摄政之日，孝庄太后康健如常，并未驾崩，直到多尔衮死后三十七年，即孝庄后之孙圣祖玄烨的康熙二十六年，太后才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才隆重办理丧仪。可见，多尔衮在世之日太后驾崩之说，不攻自破。三，所谓将后扮作帝之乳母指婚睿王，大办婚礼，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后下嫁，查遍实录等官书，无此记载，大臣文人学士之文集笔记，亦无片言只字，显系《轶事》作者杜撰。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即：《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这三条载称：多尔衮诚心拥戴福临即位，满朝王公大臣深有歉意，欲报答其恩。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后，使范倡议于众说：摄政王功高望重，皇上应予报答，王乃帝之叔父，视帝为子，“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认王为父，可否？众人议定如此办理。范文程又说：今闻王之福晋刚逝，“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以王为父，“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又赞同其言。于是颁发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其诏大意是：“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已”。“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备办”。到了乾隆朝，“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世以彰其丑乎，遂请于高宗削之，是后遂鲜有知者”。明臣张煌言作满洲宫词，有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咏此事云”。“闻当时百官贺表，出钱蒙叟笔，藏虞山瞿良耜大令处”。
这三条记述，似乎颇有根据，一则言范文程与群臣商议决定，二则言有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其诏尚存至乾隆朝，三又说百官有贺表，乃钱蒙叟即钱谦益所撰，藏于瞿良耜处，四则说明遗臣张煌言写了满洲宫词，其中有专讲太后下嫁之内容。有人有物有词有表，似乎果真举办了太后下嫁之大典了。
然而，细加分析，上述诸据颇嫌不足。其一，摄政王多尔衮之福晋卒于顺治六年十二月，第二年正月举行了纳肃王豪格福晋为妃的典礼，史有明证，在此情形下，太后怎能下嫁与多尔衮！其二，所谓下嫁恩诏，辞文俚俗，显非真诏，且言睿王乃“中国第一人”，更有违规制，查遍清朝诸帝诏书，言及中国，皆称我“大清国”、“我大清”，不会用“中国”之词。其三，既有恩诏，宣示天下，而且过了顺康雍三朝，到乾隆时，纪昀还见到此诏，纪昀是乾隆十九年进士，乾隆二十余年任侍读，三十八年编《四库全书》，距所谓下嫁大典，已逾百年，他都能目睹此诏，那么，见过此诏之人当然不少，为什么不仅《清实录》等官书未记此事，这一百余年里成千上万的大臣文人学士的著述也未谈到这一大事？
如果说清帝之臣仆不敢触讳，那些明朝遗臣如顾炎武、黄羲之、王夫之等一大批反清志士，怎么也不对此猛烈抨击？须知，堂堂一国之母后竟下嫁臣王，弟弟竟娶亲嫂，这可是空前罕有的人伦大变，是大丑特丑之丑闻，故明遗臣完全可以利用此事痛加谴责，并以此作为清朝无道理该灭亡之证据，广泛宣扬，激起人们对它的蔑视，进行抗清活动。像多尔衮死后被帝追罪之原诏，至今仍然保存，多尔衮死后被焚骨扬灰，顺治帝剃掉头发欲图出家，这类不为官书记载之秘闻，文人学士僧道之著作也都一一记述，为什么却偏偏未见一条当时人们对此大事之载录？设若说人们害怕因此惹上灭门大祸不敢写，或者虽然写了被当做禁书烧毁了，那么，远在鸭绿江彼岸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朝鲜国，对此大事理应有所叙述，何况此时朝鲜国仍然忠于故明，仍视清为夷狄，虽然表面上被迫上贡颂扬，但其国内官书和文人著作，多称清为“胡”为“虏”，称明为“大明”，对清帝及摄政王的言行十分注意，常予贬斥。比如顺治九年五月朝鲜国王孝宗与臣言及清军时说：“予曾见虏人治兵之术：练整军务，惯习兵法，行阵肃然，弓镞劲利”，“胡骑则如烈风骤雨，仓促不可当矣”。
简而言之，迄至今日，未发现一条叙述太后下嫁大典的材料，可见这一“大典”根本就没有举行。
然而，虽无下嫁大典，并不能说明孝庄后与多尔衮全无瓜葛。这些野史传闻固然不能作为信证，可是，无风不起浪，何况他们谈到的多尔衮专权，太后害怕摄政王篡位，故予笼络，等等，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多尔衮素怀称帝之心，摄政以后，尤其是入主中原尊称“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以后，独揽大权，势焰熏天，人皆知有摄政王，不知有幼君，如若太后对此视而不见，不予笼络，废帝之举难说必无，聪睿绝顶之孝庄后当然会设计以对。入关之前，女真——满洲旧习，允许弟妻其嫂，尤其是遇逢问罪或家庭败落之时，更有这种行为。太宗时，莽古尔泰贝勒死后，其妻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一妻被阿济格带走。因此，孝庄后有可能与多尔衮有暧昧关系。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载述顺治八年二月世祖福临颁诏斥责多尔衮的罪状中，有一条是多尔衮“又亲到皇宫内院”，朝鲜《孝宗实录》记录此诏时，也有“又亲到皇宫内院”这一罪状，可是卷五十三载述此诏时，却删去了这一句话，显有为尊者讳之意。多尔衮为何要亲到皇宫内院，而且此事被列为其谋逆的罪状之一，并于《实录》中删掉，答案是不难得出的，那就是他很可能进宫与太后幽会。若他仅是与其他妃嫔幽会，实录就不必删去这一句话，就可以明确写道他是调戏妃嫔。
如果认为此说合理，孝庄后与多尔衮之间可能有暧昧关系，那也只是太后为谋巩固帝基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所谓寡居不欢。说得更明显一些，孝庄后之举，是迫于无奈，此中苦辛，向谁诉说！身为号称至尊无上的天子福临，对此能不痛心疾首！但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不也是危在旦夕吗！
四、仰叔鼻息幼君危如累卵
顺治七年七月初十这一天，对年方十二岁半的幼君福临来说，是一个令他极为愤恨、极端惊骇、万分不安的大凶之日。当他正安坐宫中之时，突然族叔固山贝子锡翰、内大臣二等子冷僧机、内大臣席纳布库等摄政王多尔衮的亲信，匆匆进入殿内，不容细说，便拥着幼帝出宫，“驾幸”摄政王府，并让帝恭问皇父摄政王安康，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原来，此事系由“皇父”所引起的。
这一日，锡翰等前往王府，摄政王大发怨言，说什么“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幼主“宜循家人礼”来府探望。王又指责锡翰等亲近大臣，皇上虽年幼，尔等岂不知应该如何做？因此，锡翰等立即进宫，带帝往王府慰问“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可能觉得此举过为鲁莽，有损其谦谦成王、周公之形象，曾补充说，不让锡翰等奉君来府，今见帝已至府，便大发雷霆，斥责锡翰等人，命议政王大会议处锡翰，又以巴哈、鳌拜等目睹锡翰之罪，不即执鞫，命一并治罪。议政王大臣等拟议锡翰、冷僧机等论死籍没，鳌拜亦论死。多尔衮心知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系己之亲信，此举是讨好于己，故仅轻议其罪，略降爵职，不久即予恢复，而对不附于己之鳌拜，则降其一等子为一等男。
十二岁半的福临回宫之后，必然会静坐苦思，心乱如麻，无比愤怒，又胆战心惊。今日之事，欺人太甚。多尔衮权势再大，哪怕又有“皇父”之尊号，但毕竟还是皇帝之臣，按道理说，无权也不应该随意暗示，要帝去探问，而且要行“家人礼”，即要行父子之礼，要号称至尊无上之天子以子事父之礼慰问“皇父”。这未免太狂妄太僭越了。何况，多尔衮之借口又太缺乏根据，所谓“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不过是指其元妃于去年十二月病故之事，可是，妻骨未寒，多尔衮即于次年正月纳肃亲王豪格之嫡福晋为妃，而且于八旗广选美女，向新附之喀尔喀索取有夫之妇，又迫令朝鲜国王送公主来京，于五月连仪式也来不及举行，就和公主同了房，这正是他姬妾成群日夜狂欢之时，哪能说什么“莫大之忧”！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借此来显显“皇父”之威风，来威慑幼君而已！这样完全仰于“皇父”鼻息的儿皇帝，有什么当头！
不仅如此，福临必然会回想起七八年来的遭遇，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心酸、惊恐、胆寒之事，必会情不自禁地涌上心来。七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废为庶人，后才复爵，而且正当他这位六龄幼君入主中原，再次举行登极大典，被尊为九州共主之时，皇十二叔英亲王阿济格竟敢称他为无知幼童，且犯下这样大不敬之罪，却未受重惩。两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削爵籍没，冤死狱中，嫡福晋被摄政王霸占。母后处境艰难，有苦无处诉说，母子分居，一月之中，只能相见一次。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叛臣锡翰、巩阿岱忘了先帝洪恩，背叛幼主，投靠睿王，为其爪牙，竟敢对幼帝肆意讥讽，讥帝懦怯不习骑射，毫无人臣之礼。尤其是随着多尔衮的称“皇父”，完全以朝廷自居，令群臣伺候府前，调兵信符及赏功册皆驻王府，天下只知有摄政王，哪知有帝。此时，多尔衮既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己嗣子，又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子劳亲为养子，兼之姬妾成群，若生一男，未见得就不会废帝自立。帝之处境怎能不险！有一次，福临被迫前往摄政王府，按规定，皇上出宫，警卫森严，扈从众多，应有前引大臣十员、后扈大臣二员、豹尾班侍卫二十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一二三等侍卫数百员，以及亲军、护军、前锋、步军数千名，还有浩大的仪仗队，可是，这次“随驾内大臣及侍卫等，不及二十人”，连一个四五品官员之公子都不如，这些公子出门，随从也有二三十人。这不仅是大损威严，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危险了，万一摄政王起了歹意，或于府中谋害幼主，或派爪牙伪扮响马途中行刺，岂不酿成大祸。据卷七十七记载，就是在这次临幸王府时，二等侍卫喀兰图得悉此事，“惧有叵测”，急忙归家携带弓矢追去，“密为防卫”。又有一次，睿王以避痘为名，带福临“远幸边外西喇塔喇地方，侍卫不及百人，又乏扈从之兵，时经长夏，势甚孤危”。不要说多尔衮于此时下手弑帝国如反掌，就是各部蒙古王公，若有图谋不轨者，这岂不也是天赐良机于彼！
回想这七八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令人胆战心寒的往事，看看今日多尔衮独掌大权，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多为睿王收买和威慑，寡母幼儿谁来保驾，十二岁多的福临真是危如累卵了。出路何在？绝境何时能完？弑君夺位大祸何日突然降临？福临对此是既不敢想又无法不想，他只有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