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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0年6月2日辰时，暴雨雷霆，天暗得像要沉下来。曹髦拔剑在手，登上天子的辇车，命令侍从敲响战鼓，带领不到300名僮仆侍从，迈上了讨伐——更确切说是声讨司马氏的死亡征程。
在皇城的东止车门，曹髦一行碰上了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军队。曹髦仗剑高声喝斥，司马伷和部下不敢与皇帝交战，吓得跑掉了。
曹髦一行继续前进，出了皇城东面的云龙门（据考，司马家掌控政权的大将军府，座落在洛阳城东，云龙门和洛阳城的耗门之间），又碰到司马昭派中护军（禁军司令）贾充率领、赶来截杀的数千精锐禁军。
贾充命令跟随他的骑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济兄弟二人说：“司马家事若败，你们也不会有活路，还不赶快出击！”
成倅、成济问：“应该杀？还是应该抓？”
贾充命令：“杀之。”贾充又催促道：“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日，还犹豫什么！”
成济持矛上前刺杀了曹髦，矛刃自前胸透过后背。
有评论认为曹髦不够韬晦待机。如《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胡三省注：“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还有人提出，曹髦要诛杀司马昭，何不埋伏勇士，等司马昭进宫时予以剪除，却偏要大张旗鼓去送死？
其实这是不察当时形势。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再聪明，再韬晦，也不是阴谋专家、掌握朝廷大权多年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对手。况且，他不过是司马家拣来“摆拍”一场禅代剧的道具，韬晦也好，不韬晦也罢，又有什么作用？
曹髦即位之初，以复兴夏朝的少康（大禹的玄孙）为榜样，想竭力挽救曹魏政权。他即位的第三天，便选派一批官员到全国巡视，访查民情和吏治，平反冤狱；又接连下诏，抚恤战争死伤，奖励仁德孝敬的人，力行勤俭，减税赈灾……以此来凝聚人心。
司马氏则步步勒紧绞索——让曹髦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听从司马家摆布、等候禅代的傀儡。只是曹髦继位不久，公元255年，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母丘俭就起兵讨伐司马氏，打乱了司马师的禅代计划。
司马师率大军镇压了母丘俭、文钦，但自己也暴毙于军中。留守洛阳的司马昭赶往许昌奔丧，似乎给了曹髦一个瞬息即逝的恢复政权的机会——他下诏让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军队先返回洛阳。
但司马昭立即率领大军赶回了洛阳。其实就算司马昭不在，也有一大群司马（司马懿兄弟8人，有9个儿子）及其亲信率领重兵镇守洛阳，曹髦也难以措手。双方的实力相差太大了！
司马昭一接掌政权，就派亲信到各地游说，要士民官将支持他做皇帝，同时再不让曹髦离开他的手掌心。镇守淮南的魏征东大将军诸葛涎（诸葛亮的堂弟，与夏侯玄齐名的名士）起兵反对，再次打乱了司马家的禅代计划。
司马昭率大军前去镇压，这次他将曹髦和郭太后绑架随军同行。
战事持续了一年多，诸葛涎兵败被杀。司马昭班师回洛阳，将举行禅代仪式，正式夺取曹魏江山。
难道曹髦没有剪除司马氏的办法吗？答案是：没有。
司马师、司马昭比乃父司马懿的“鹰视狼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吸取董卓进宫、被王允和吕布杀死的教训，绝不轻易进宫！而且到司马师时，大将军府已成为实际上的朝廷，即便是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也只是派人去宣布，要曹魏小朝廷服从而已。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司马师要废少帝曹芳，派手下一个官员郭芝进宫去传达他的旨意。
太后正和曹芳对坐。郭芝向曹芳宣布说：“大将军欲废陛下。”
曹芳只得顺从离开。
太后表示不悦。郭芝说：“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
太后说：“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
郭芝说：“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
太后只得屈服。
司马师的话已经称旨，在表面礼仪上都已高于皇帝太后。司马师废曹芳帝位后将他贬为齐王，也只是派“使者”代表大将军授给他齐王的印绶，监押出宫。
曹髦又怎么可能召跋扈更胜司马师的司马昭进宫来见！
此时，对于曹髦来说，作为曹魏皇帝，迫使司马氏“弑君”，是对得起祖先和魏国臣民的一个最好的选择；是一个皇帝的、高贵的选择；也无愧他最初和最后的封号“高贵乡公”。
从古至今的末代君主，未有壮烈如曹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