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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中国领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不能抵御侵略，对内却镇压爱国运动。已经觉醒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意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先推翻清政府。“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被广泛地运用。
1905 年，孙中山亲自组建了同盟会暗杀团，谋炸湖南巡抚端方。直到1911 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即黄兴），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1910 年，汪精卫与胡汉民通信。胡汉民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精卫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同年3 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精卫被捕，还很拉风地在监狱里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肃亲王因怕杀害汪精卫而引来更多杀手，使汪精卫逃过一死。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得以出狱。
中国当时的名人，如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陈炯明……都走上政治暗杀的道路，成为百年前中国的“刺客”。
在这些暗杀行动中，较著名的“刺杀事件”有：
1900 年，革命党人史坚如的暗杀小组挖地道进入两广总督府底下，内置炸药200 磅，谋刺总督德寿。一声巨响，督府坍塌，烈士被捕。史坚如就义前高呼：“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
1905 年9 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弹炸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以身殉国。他曾在《暗杀时代》中，写道：“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1907 年7 月，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毅然拔枪，连发七弹，射杀巡抚恩铭。次日，徐锡麟被斩首剖心。孙中山题曰：“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1912 年1 月26 日，革命党人彭家珍亲赴北京，到禁卫军头目良弼官邸，掷弹庭前，将其炸成重伤。
不幸的是，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回弹进彭家珍的后脑，彭当场牺牲。两天后，良弼也伤重而死。他临终前对家人说：“朝廷不识我，唯此人识我，真吾知己也！”
……
但暗杀毕竟不是民主共和的主流手段，单靠恐怖暗杀也不能使帝制崩溃，共和建立。而且，在民初时期，暗杀手段也并非革命党的专利。宋教仁、廖仲恺、陶成章等遭暗杀，也充分表明，暴力暗杀的“正义限度”是很脆弱和很容易被逾越的。
穿过历史的层层雾霭，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那蒸腾在中国大地上的缕缕杀气掩盖不了思想启蒙的生机萌发，昏天黑地的血雨腥风中又有温情流动、侠士风流。这其中，作为政治纷争工具之一的刺客，演绎了别样的精彩。透过这些散落在民国历史中的刺客，你可以看见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也可以看见骇人听闻的历史秘闻；可以看见蝇营狗苟的权力纷争，也可以看见生离死别、成败得失、恩怨情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