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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穆棠自己的简历顶级豪华到可以亮瞎我的眼，我之前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看到过这样闪亮的简历，也正是这样的简历才符合真格的投资标准。
本硕毕业于清华计算机专业，和老婆在清华相识结婚，双双去了美国读博士，在美国待了十几年，在哈佛拿了个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还拿到了一个非常厉害、在美国学术圈非常吃香的奖，据说靠这个奖就可以随便挑工作ofer。
当时他在一众工作offer中翻了亚马逊的牌子，在亚马逊研究院做了半年研究，后来发现亚马逊的逼格不合他的胃口，于是愤然离职跳槽到Google，在Google北美研究院担任宗师级科学家超过十年，长期做高大上的也是投资人最近两年最爱的人工智能、大规模机器学习以及自然语言理解项目。然后他又想体验不同人生，于是跳出来去了硅谷的一家创业公司QSearch，出任搜索部门总监。
QSearch获得来自阿里领投5000万美元投资的时候，苏穆棠负责对接阿里的人，当时阿里出了个考验，需要QSearch一个月时间做出一款应用搜索，效果要超过豌豆荚
。
苏穆棠带着团队“吭哧吭哧”玩命干了一个月，最后两天的时候交了活儿。
苏穆棠每次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细节：时间只剩三天的时候，系统还没法运行，阿里的人腿都打战了，说马上就要见马云了，这可怎么办。苏穆棠爽朗地呵呵一笑：“别慌嘛，不是还有时间吗？”老练而胸有成竹的样子像极了我们村里的老支书。
果然，过了一天，系统能用了，效果完美超越豌豆荚。马云很满意，阿里痛快地投了钱。
苏穆棠自己琢磨：“拿钱既然这么容易，那干吗还打工，干脆自己拉投资自己搞才有意思。”
于是就有了轻鼎智能公司。
我自己的背景要逊色不少。我毕业于国内某工科很厉害的985院校，虽然我自己还算自豪，但是由于既不是TOP2（ 北大、清华 ）也不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所以在创业圈并不怎么受欢迎。最高学历只到硕士，离博士差一个档次。之前在某知名但不停走下坡路半死不活的硬件公司做高级架构师，搞的是操作系统，听起来也不够高大上。坦率来说，只以我的资历，其实够不到真格的门槛。
所以，我对苏穆棠心怀感激，要不是当初他邀请我加入，我不会有这份惊心动魄的创业经历，无法体验到这次创业的过山车之旅，也不会认识这么多卓越而且有趣的人。每天都在高速学习，都在增长见识，都在预测市场、预测未来、做出判断、做出决策，每天也都在体验奄奄一息，不停挣扎，这种感觉好自虐，好爽。
如果当初没有苏穆棠，也许我会找到并加入一个创业团队，但是可能无法成为第一联合创始人，也无法参与到很多核心决策中；也许我可以做到一个创业团队的高层，但是这个团队本身的逼格可能会差很多，只能在创业食物链的底层苦苦挣扎。
我必须老实地承认，我在公司的角色并不是一个关键先生。事实上如果苏穆棠没有找到我，他多花些时间，多出些股份，总能找到类似的人。我如果碰不到苏穆棠，可能还是一个苦逼外企的准中层码农，或者一个小型APP外包公司的CEO，这种公司八成还只能招一些在其他公司找不到工作的初级程序员，很难像轻鼎智能一样几乎全北大清华阵营。讲真，身处这个团队让人无比享受，里面都是些年轻人小朋友，但每个人都身怀绝技，都出手不凡，每天都可以和身边的人学到很多。
一份商业计划书仅仅是他想法的镜子，而二把手是他行动能力的镜子。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把想法成功地推销给其他人了，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人，他可以搭建一个优秀的团队，这说明他从想法到行动迈出了关键一步。只要这一步走得非常漂亮，找来一个精彩的二把手，那后面的事就不用管它了，它肯定一路走向胜利了。
——徐小平
后来偶然在一个访谈中看到徐老师的这个观点。忽然惊觉：妈的，原来我的作用其实还是挺关键的。然后不免觉得痛心疾首。
苏穆棠把老婆孩子扔在美国，自己一个人跑回来创业，其实也是极大地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他完全可以随意享受加州的阳光，享受Google研究院的高薪并且公务员强度的工作，享受举案齐眉、儿子绕膝的生活。而如今，可怜的苏穆棠两三个月回“美帝”一次，看望老婆孩子，每次回去两周，然后又马不停蹄赶回来。
他在北京租了一个很小气的一居室。房子在一个老小区，楼道里贴满了性病广告，楼下就是卖菜的和煎饼摊。方圆两公里最高档的消费场所是成都小吃。苏穆棠评价一份食物是不是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够不够快。他认为吃饭是浪费时间，不管什么食物，只要能吃得快就是好饭。衣服只穿各个IT公司发的免费T恤，冬天套个外套或者大衣。上下班全靠走路，出行全靠地铁。一句话，衣食住行完全没要求，和搬砖工保持同等生活水准就满意。
他的工作时间超过了996
，甚至007
。基本上就是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一周七天办公室，勤奋程度超越了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生。
苏穆棠拉我入伙时，我们吃了两三次饭，喝了三四次咖啡，打了四五通电话，发了很多封邮件。
我和苏穆棠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都喜欢编程；都认为技术管理者应该是编码最多的那个人；都鄙视那些只动嘴的CTO（ 首席 技术官 ）；都认为对于一家技术公司来说，CEO必须奋战在代码第一线；我们对于软件如何进行设计架构，对于测试驱动开发核心作用的认识经常会惊人的一致。
苏穆棠也不是随便的人，他委婉地试了下我的技术能力。苏穆棠说，我这里有一个输入法，但是现在有个bug，有时会崩溃，现在找不到原因。如果我们拿这样的代码去真格，演示的时候如果出了这个问题，首先会显得很不靠谱，其次会给拿钱带来很大风险，你可不可以看一下，把这个bug解掉。
我吃了一惊，嘴上说好的。心想，这个分分钟的事情难不倒我的，然后开始认真地改bug。过了一天后，我还没有复现，更谈不上搞定了。当天晚上苏穆棠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出了一身的汗，说还没搞定，快了快了。苏穆棠显得有点不耐烦：“你要实在觉得难，还是我来吧。”
我当天晚上几乎没睡，终于找到问题，搞定。第二天一说，苏穆棠很高兴。真格演示的时候果然也顺利通过。
两年后回看，这是唯一一次演示顺利的。后来碰到关键时刻演示准掉链子，屡试不爽。
苏穆棠和我说过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们做合伙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相互之间做到诚恳，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我倒不是说你会故意骗我，我就是担心你如果想让我去做一件事，不直接说。你去猜我的反应，包装一下说辞，通过其他的说辞来达到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比如你和一个员工发生了矛盾，你想让我裁了他，但是你不说这个矛盾本身，你只是说这个员工能力不符合公司标准。最后虽然实现了裁掉他的这个目标，但是你真实的原因隐藏在后面了。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这样，那我们公司离死掉也就不远了。”
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晚上回家说给老婆听。老婆说：“我一直就是这样啊，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你为啥这么有感触，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我？”当晚我被要求坦白，一直到很晚才睡觉。
总之，我越来越心动，觉得四十多岁的苏穆棠成熟稳重，足以托付，是一个可以做成大事的人。
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我用什么样的姿势加入比较合适？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一个团队让每个人把自认为对团队的贡献度用百分比写在小纸条上，小纸条收上来以后，累加计算出总的贡献度大约是300%。
人性如此，凡人皆不可免。
所以令我们纠结的问题在于，我应该占多少股份。
由于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和大部分我国人民一样，我有个核心价值观是希望周围人对我的评价是多做事少说话。我尤其不擅长谈论自己的价值，这个特点后来真是要了命。其实在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里，每个人都努力争取自己的价值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惜我被传统教育毒害颇深，每当需要谈利益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负罪感，表现出来就是对自己价值的不自信。
后来轻鼎智能出现变故，我单独拿一个项目去聊投资的时候，苏穆棠对我说：“你要学会激情演讲，你自己说的你自己都不信，你让VC（ 风险投资人 ）怎么信，VC不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自己去表现这种气势。”
有VC对我的美女FA（ 财务顾问，帮助创业者介绍投资人 ）蜜蜡反馈说：“项目不错，不过CEO没什么自信，我们还是观望一下吧。”
总而言之，我很不擅长去争取利益。因此，当苏穆棠问我加入的条件是什么时，我支支吾吾慌张得不知道该怎么说。
苏穆棠推荐我去看一本书，书名叫“Slicing Pie”（ 切蛋糕 ）。
我花了三天时间啃完这本全英文的原版书。这本书主要讲创业公司应该如何分配股份，核心思想是要按照实际贡献来分配，并且建立一套大家都认可的算法作为执行政策。股份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和每个人贡献度的不同而调整。
姑且不论这本书提供的方法可行性如何，至少我心里觉得苏穆棠是在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他在试图做到公平。很多江湖骗子只是将股份当作挂在驴嘴前的草料袋子，诱惑员工只讲贡献，不论回报。
苏穆棠不像他们那样只是把股份作为一个诱饵，草草给一个数字。
经济学上有个“海盗分金”模型。现实中，分金的核心在于妥协，只有创业海盗们对内都抱着可以妥协的态度，然后一致对外，团队才能继续向前走。
把伙伴扔海里喂鲨鱼的海盗不是好的创始人。
股份的问题来回太极了几次，谁都没有提那个数字。
苏穆棠来回试探我很多次，我都不动声色。我当时心里想要的是20个点，但我不知道苏穆棠怎么想，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没有摸清苏穆棠底牌的时候，我还不想因为我报的数字和他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而出现什么波折。
苏穆棠有一次问我：“如果我们拿不到投资，你愿意也出点钱先做起来吗？”
我的回答毫不犹豫：“没问题。”当时的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拿到投资的一年后，会被苏穆棠问同样的问题。
不过总是要有先开口的人。
有一天，苏穆棠和我在星巴克忽悠一个叫斯干泥的北大信息科学专业大四男生一起创业。等斯干泥走后，苏穆棠给我摊牌了。
“我计划给你3到4个点，怎么样？”
“哦。”我心里一颤，这么少啊。
“你的期望是什么呢？没关系，我们可以很open地来谈这个问题。”苏穆棠满眼真诚地望着我。
“我原本期望8个点，团队还这么小，作为第一个加入的，我觉得5个点以上还是合适的。”
“我很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其实你要那么多股份没有用，我们以后会做很大，可以对标百度。你算算百度的估值是多少，3个点的钱这辈子花不了，6个点的钱这辈子也花不了，其实是一样的。”
我一下就激动了，百度！然后进入自high模式，认真算起百度的估值。
苏穆棠接着说道：“我现在给你的这个点数是不shrink（ 压缩 ）的，当然，我可以给你分十几二十个点，但是那样的话，如果有新加入的人的话就需要shrink（ 压缩 ）。当然那样的分配方法也行，你来定，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分配方法比较好，这样你心里会有个底，你的就是这么多，别人永远抢不走，永远不会再shrink（ 压缩 ）了。”
苏穆棠继续滔滔不绝：“点数没有用，重要的是估值。我们要留尽可能多的期权池，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厉害的人加入，这样总的蛋糕才能越来越大。你要盯着的是蛋糕有多大，而不是你的份额是多少。如果你想要double value，你应该去double蛋糕，做大一倍蛋糕很容易，而不是去double那个百分比，别把眼睛只盯在那个数字上，没有用，很鱼虫（ 愚蠢 ）！”
“哦，”我觉得苏穆棠说的也很有道理，想了想，然后问，“你给自己留多少？”
“你看，我就不像你这样，我只留了50个点”，苏穆棠真挚而慷慨激昂地说，“我就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太在意那个点数。而且我留了35个点的期权池，这个在创业公司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现在估值差不多4400万人民币，比较正常的话，明年这个时候应该翻10倍，达到4.4亿人民币。如果明年有人收购，我们会把期权池里没有分的股份再分一次，这样你估计会有6到8个点，我们就算6个点的股份，一年后你应该可以挣到2600万左右人民币，其实已经不少了。对了，如果这样的话，你愿意一年就卖吗？”
“我愿意！”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心里嘀咕：我嘞个乖乖，一年两千多万，干吗不同意。
苏穆棠对我露出鄙夷的目光：“哎，你太看重钱了。”
那天回去后，我四处打听，然后意识到，四个点在创业公司里其实已经不算少了。后来我自己独立，出去招人的时候给人家两个点心里都会感到肉疼。而且，创业公司股份还是集中的好，集中不一定没问题，但是分散必然打起来，基本上必死。CEO表面上留了很多股份，但他可能终生都很难退出，基本上也就是纸面价值，而其他小股东却可以很方便地无风险套利。
这样想，苏穆棠给出的条件算是很厚道了。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又感激一次。
那天晚上，双方怀着友好的态度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最终的数字还是没有确定下来。
我有自己的想法，当时的情况，再扯皮也没有用。主要因为我和苏穆棠之间还不甚了解。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我现在提出一个比较高的点数，苏穆棠肯定会觉得我是骗子；而如果我现在答应一个心理接受度比较低的点数，首先自己会觉得失望，然后去和老婆沟通时会觉得没面子，最后去和狐朋狗友吹牛的时候又会显得底气不足。我认为我如果想谈一个好的点数，需要先展现自己的价值，展现价值需要用实力说话，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会比较好。
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和苏穆棠在微软食堂一边打饭，一边讨论一个哈佛教授级别的人加入应该给多少股份。
“我觉得应该给10个点，毕竟人家是哈佛教授。”苏穆棠说。
“10个点没问题，他同意的话其实是我们赚到了。”我说。
“嗯，不过，他10个点，你4个，这样的话我们的期权池就出去大半了”。苏穆棠说。
“对了，我想要5个点可以吗？”我问道，满怀期待。
苏穆棠沉默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像是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然后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笑容。
“5个就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