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下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策略

新形势下，中国要坚持挂钩不脱钩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促进企业出海突围。

撰文|张燕生

新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中国推动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全球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列强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优势在全球展开了对工业原料矿产、市场和劳动力的争夺。西方列强为世界提供工业品，为殖民体系提供原材料，形成了“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工关系，财富由“外围”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

1870至1913年人类社会进入第一次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当时守成大国英法由盛而衰、新兴大国美德由弱而强，国际格局变化最终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当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阵营。然而，东亚经济体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并取得显赫增长业绩。

到20世纪80年代，自由贸易和市场化改革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普遍选择，推动了世界经济走向“超级全球化时代”。9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和IT革命的影响深度广度和波及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形成了美欧提供市场和技术、东亚提供工业制成品、资源富集国提供能矿资源的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然而在这个全球开放时期，美国却坐享了90年代的IT科技泡沫红利和00年代的金融泡沫红利，陷入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安全助理沙利文在关于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讲中，对美国80年代以来倡导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贸易自由化作为目的的政策主张，导致美国陷入工业空心化，进行了全面清算。

问题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为什么基于规则的全球化从来就走不远？应承认，全球化存在着三个难以克服的深层次缺陷：一是全球化打造了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却无法建立全球政府或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无法建立全球经济失衡走向再平衡的多边调整机制，其结果必然是全球化失衡的矛盾日益积累最终走向危机清算。二是全球化打造了基于市场化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却无法解决资本和技术跨境流动所造成的开放损益不平衡矛盾，无法建立全球化的安全网和多边补偿机制，其结果必然是推动全球化的力量陷入反全球化陷阱。三是全球化造就了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期，却无法解决全球化造就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无法解决大国实力变化引发地缘政治冲突的矛盾，无法建立多边政治经济协调机制，上一次全球化的终结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全球化必有一战吗？

当前，西方推动的新全球化本质上是地缘政治化或“去中国化”。

一是美国担心霸权转移。即使美国相信中国永不称霸，美国也担心总有一天霸权会转移到中国，如果中国经济体量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中国会做什么？会清算历史旧账，会承担大国责任，会割西方的韭菜？为此，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就是要阻遏、打压和制裁中华复兴，甚至不惜挑起代理人战争。中国如何增强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综合能力，是需要评估、纠偏和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美国担心中国AI、量子信息、微电子等领域技术能力占先。按照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据，1820年是人类社会发生大转折的一年，当时中国GDP（按照国际元）占世界GDP的32.9%，美国占1.8%。美国综合实力由弱而强的重要时期，就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时代。英国人后悔在这个时期没能阻遏美国的崛起。因此，中美技术能力竞争的关键，是不能让中国有AI技术占先的任何机会和可能性。美国《纽约时报》2023年7月13日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把芯片竞争看作是决定中国国运和美国存亡之战。当年美苏技术能力竞争，美国迫使苏联关起门来搞科技和忽视民生搞军备竞赛，最终赢得这场竞争。中国从本国综合优势出发，不和美国比它技术能力最强的，而是比中国应用场景多的优势赛道，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逐步缩小中美技术能力差距。

三是美国担心中国赢得世界民心。中国的文化，是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儒释道三教合一，儒治世、释治心、道治身。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将形成新影响力。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就表现在为世界发展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减少全球失衡的大国担当。为此，美国要建立基于“去中国化”的最广泛的盟国体系和国际伙伴关系，全方位孤立中国。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少数推动脱钩的极端分子，团结希望合作的大多数，是中国新时期必须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脱钩是严峻现实，要直面挑战和推动挂钩不脱钩战略

2010年以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政策环境。美国倡导新华盛顿共识，对1980年以来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美国贸易政策要为劳动人民、环境和小企业服务，这恰恰是过去40年美国忽视了的。日本也转向新资本主义，要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和与所谓专制体制作斗争。

第一，制定新产业政策引导或干预产业发展正成为普遍实践。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进行的国际产业政策研究发现，2010年仅观察到产业政策34项，2018年达705项，2021年达1594项，后续各国的产业政策的出台有增无减。同期，保护政策占比也从8%升至48%。从图1可以看到，德国出台的产业政策数量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瑞士、沙特、澳大利亚，中国排在第11位。各国制定新产业政策与过去产业政策重视产业筛选和扶持不同，更侧重于安全、绿色、科技、能源、社会等方面目标，欧美日韩都在复活产业政策。

第二，全球跨境投资正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普遍干扰。PIIE研究员Martin Chorzempa研究2016—2021年CFIUS的审查数据发现，尽管中国并购交易仅占整个样本的4%，但受审查的比例却达15%。而法德加英等国平均审查指数不足0.5倍，日韩审查指数平均为1.5倍，中国审查指数接近4倍。另一项IMF的研究发现，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较近国家间的FDI流量占比升到52%，已远高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间的FDI占比。另外，美国对ODI限制已经从半导体和微电子、AI、量子信息技术延伸到新能源发电、生物科技、医疗器械制造、新材料、储能技术、航天航空器制造等，尤其是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站电网、通信信息网络、数据计算和存储中心、水务等设施行业投资。

第三，2008年以来，美国推动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战略，推动了与我贸易脱钩、技术脱钩、产业脱钩。那么，全球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3年11月份所做的一项调查（见表1）发现，日本海外投资企业2024和2025年扩大业务的地域分布：扩大业务占55%—75%的，主要是西方“近岸制造”的板块，如印度、巴西、南非、越南、墨西哥；扩大业务占44%—55%的，主要是西方“友岸制造”的板块，如德、韩、阿联酋、法、荷、美、印尼、英；业务扩大在43%以下的，主要包括泰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占27%）、中国香港（占20%）、俄罗斯。

第四，美商务部公布2023年中国不再是最重要贸易伙伴（由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牛津经济学研究院的研究发现，全球供应链仍在继续扩大，但中美日贸易在脱钩。贸易品可分为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中间品包括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2023年我国中间品进出口达25.53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61.1%。其中，出口中间品11.24万亿元，占出口47.3%。2018至2022年美国从中国中间品进口的比重从18.5%降至14.1%，2023年上半年降至11.4%。2018至2022年日本从中国中间品进口的比重也从26.5%降至24%。但中国在德国中间品进口的比重从11.1%升至15.9%，在英国的比重从10.3%增加到15.1%，在中国台湾的比重从12.2%升至14%，在巴西的比重从22.2%增至26.4%，在澳大利亚的比重从29.5%增至33.1%（见图2）。

第五，新国际环境中经济安全保障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显著上升，一个相互依存的浪漫时代结束了。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陷入停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供应链重塑，造成了发展要安全的战略、结构和成本的调整。破坏力主要体现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部分势力推动技术脱钩、产业脱钩、贸易脱钩的态势，正在形成对全球化的破坏。如美国要与我国战略竞争推动脱钩，欧盟要去风险化，日本要经济安保推动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把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化或“去中国化”。中国会继续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建设。

新形势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促进企业出海突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显著业绩。从表2可以看到，1990至2021年中日德GDP相当于美国GDP的比重，日本下降了31个百分点，德国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中国上升了71个百分点。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做对了什么？一是把握了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推动了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三是提升了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主要是坚持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坚持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了开放开窍、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启动干中学动态效应。下一步主要是向“三新一高”，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政治的转型。

未来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践行“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的着力点。其中，提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是重点。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TFP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表3描述了中美相对TFP增长的预期。过去40年，美国TFP年均增长1%左右，中国年均增长3%左右，但近10年中美TFP都出现了大幅减速。关键是接下来中国相对美国的TFP增长前景，能否在2035年前达到美国的60%以上。

要推动中国相对TFP增长，就必须在六大影响因素上协同发力。1）提升资源再配置效率，尤其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建设和新市民化发展。2）推动开放开窍，尤其是开放促进干中学动态效应。3）发展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技能。4）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5）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6）形成规模优势，支撑新发展格局和双循环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解决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周期律；必须以制度创新引领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解决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必须以产业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是新形势下的突围之路。一是中国企业主动出海突围。1）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动了“回岸制造”战略。甚至以十年期补贴为诱饵吸引中国光伏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并且高中低端产业通吃，试图解决过去40年美国产业脱实向虚出现的工业空心化问题。中国企业要稳住美欧市场，就要产能出海进入美欧体系。2）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后，美国推动了“近岸制造”战略，将成本驱动型直接投资资本吸引到墨西哥、越南、印度、中东欧等地。中国企业也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把核心技术和工序留在中国，把中间品出口到这些地区，加工组装后出口到欧美市场。3）拜登上台后又推行“友岸制造”战略，商品、服务和技术有了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出海进入美国盟国体系。二是中国企业被动出海。美国试图用时间来瓦解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用各种制裁手段、长臂管辖迫使外资企业产业外迁。同时，以订单转移、供应链外迁、核心资产转移为诱饵，迫使中国企业出海。三是中国企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创新“海外仓”、体验店、配送网店等境外零售模式。

中国企业出海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一是借鉴日本经验，形成综合商社“走出去”模式。首先是贸易机构走出去，建立商业资讯网络。其次是金融机构走出去，建立投融资网络。再次是实业机构走出去，建立开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借鉴渣打银行走出去战略。渣打银行创立于1853年，业务网络遍及全球60个最有活力的市场，为来自145个市场的客户提供服务。渣打网络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重合度达到近75%。三是借鉴中国台湾企业走出去模式。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四是借鉴联想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的经验，实现走出去的本地化。五是借鉴开行、口行的经验，实施一揽子走出去战略。

（责任编辑：钟龙军） D8nfWq2a4614JOmkZpLSGoBtilj0NMwHKK4rK2FYh9qNAl1PRj+AIy/P5QRigM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