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那你什么时候把皮娅带来

那是我的父母在长岛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拜访完戈登医生几周后的一天，我和父亲出门去散步。那天阳光灿烂，照得道路两边的白色冰迹上都泛着荧光。那年的雪来得很早，已经在人行道上化成了灰蒙蒙的蜂窝状。车道上的汽车都蒙上了一层霜。路面上的盐粒在我们脚下噼啪作响。

“你在这里绊倒过，还记得吗？”我指着人行道上某个凸起的地方说。

父亲点点头。他仍然是一个英俊的男人，留着精心修剪的花白八字胡，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20岁。那天下午，他在飞行员夹克里套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头上戴着一顶带耳罩的绿色帽子。“我当时正在跑步。”他回忆起被绊倒的那个短暂瞬间（其实他一直在走路），“天很黑。”所幸他并没有受伤。

“天黑以后你就不要出门了。”我告诫他，“我以前告诉过你。”

“我应该和皮娅一起走。”他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带她过来？”

“我上周末才带她来过。”

“没有。”他喊道。

“我带她来过了。”

“哦，那你应该多带她来。她是个可爱的孩子。”

我表示我会的，却不忍心告诉他，他心爱的孙女几乎不想再来看他了。他停下脚步，用手指捏住鼻子擤了擤，在湿漉漉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鼻涕。他说：“走吧，我们回去吧。”我们才走了大约一个街区的距离。

“你不想再走一段吗？”

“不想。我累了。”他转过身说，然后像是被按下了倒带键，“那你什么时候带皮娅过来？”

正如我们散步途中的对话所揭示的那样，父亲在那个冬天最严重的症状是短期记忆丧失。但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记忆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在大脑中编码的，又是什么导致了痴呆症的恶化？

对我来说，这些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我父亲的儿子，我觉得自己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大脑退化的科学来探索这些问题。我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这将帮助我理解他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在未来几个月、几年中可能要面对的事情。与此同时，我相信，面对他的失忆，将有益于我应对所爱之人变成了另一种人时在情感和实际中会遇到的困境。我将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如何尊重父亲对自身未来的期待等深刻问题，以及药物效用、新型疗法和护理策略之类的具体问题。我相信，知识不仅能带给我洞察力，还能让我对情况建立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赋予我同理心（尽管事情并非总是能按计划进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父亲的行为看起来随意、不可理解、毫无目的或毫无计划时，将是我作为监护人最沮丧的时刻。因此，弄清楚父亲病情的科学和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了解他的需求，也能让我更好地照顾自己。

那年冬天，我读到的第一篇有关失忆的描述讲的是一个人失去了形成记忆的能力的传奇案例。几年来，为了理解父亲的大脑在想些什么，以及他和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会反复地看这则故事。

亨利·莫莱森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曼斯菲尔德——哈特福德以东约10英里的一个小镇。在他于2008年去世之前，出于隐私考虑，他在科学文献中一直被称为H.M。作为电工和家庭主妇的独子，他的童年平平无奇，直到10岁时他开始遭受癫痫的折磨。他是在一次自行车事故后发病的（但人们认为，事故并不是癫痫发作的原因）。刚开始时，症状轻微。莫莱森会张开嘴巴，闭上眼睛，有时抓挠胳膊，或者像在做白日梦一样摇摆，直到他醒来，摇着头说“我必须摆脱这一切”。到了15岁那年，他的病情越发严重，出现咬舌头、小便失禁的症状，最严重时还会丧失意识。

莫莱森生性害羞，不善交际、独来独往，由于身体虚弱，性格更显孤僻。高中辍学后，他一直和父母同住（他最终在21岁时考取了文凭）。虽然他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却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哈特福德的安德伍德打字机厂修理电动机。一直以来，尽管服用了大剂量的抗癫痫药物，他的癫痫发作却越来越频繁。20岁出头时，他每天要发作10次左右。

1943年，他17岁那年，家庭医生推荐他去哈特福德医院找威廉·斯科维尔医生看诊。斯科维尔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擅长脑白质切除术。多年来，他为3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切除了不同占比的颞叶，以减轻他们的精神病症，只不过收效甚微。由于癫痫发作有时起源于颞叶（虽然当时的脑电波研究表明，莫莱森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斯科维尔考虑对他的这名青少年病人进行颞叶切除术。然而，因为莫莱森太年轻，而且针对癫痫发作原因的研究尚无定论，所以斯科维尔决定为他进行更多的药物治疗，并监测他的反应。十年来，斯科维尔试图用最高可耐受剂量的抗惊厥药狄兰汀、镇痫剂三甲双酮和巴比妥盐酸苯巴比妥来控制莫莱森的癫痫发作，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斯科维尔提出了他最初考虑过的手术：通过脑叶切断术切除几个重要的结构，包括调节嗅觉的嗅叶、控制情绪的杏仁核以及功能在当时尚未被正确认知的海马体。斯科维尔后来写道：“这项试验性手术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病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当时27岁的莫莱森精疲力竭，急需解脱，于是他和父母同意接受手术。

1953年8月25日，也就是乔纳斯 的洞，位置就在眼眶上方。为了避免损伤大血管，他小心翼翼地从莫莱森的颞叶内侧各吸出一小杯组织，包括双侧的大部分杏仁核、海马体和两侧的前颞叶皮层。

手术后，莫莱森的癫痫发作确实减轻了（但余生还是无法摆脱轻度的癫痫发作）。不过他现在有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无论被介绍过多少次，他都无法记住医院里照顾他的人是谁；不管别人告诉他多少次洗手间在哪里，他还是会迷路。和我的父亲一样，日常琐事几乎一发生就会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一个故事，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讲过了。他会反复阅读同一本杂志，却不知道自己已经看过了。斯科维尔和他的同事、神经心理学家布兰达米·尔纳在一篇描述这一不寻常病例的论文中写道：“他似乎不记得住院期间的日常生活。”

莫莱森的工作记忆还不错。工作记忆是短期记忆的一种形式，它会筛选我们的感觉与感知，保留当下对我们最有用的记忆。工作记忆的持续时间很短，正常的成年人平均约为15~20秒。因此，我们的大脑能够暂时储存和管理执行日常任务所需的信息 。事实上，莫莱森能在信息呈现后的半分钟左右记住其内容（如果积极地重复练习，记忆时间会更长），因此不会在交谈或用餐时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一旦任务完成，他的记忆就会像涂鸦画板上的画一样被抹去，再也想不起来。这种情况被称为“顺行性遗忘症” 。

出人意料的是，莫莱森的其他大部分认知功能都完好无损，智力和语言能力仍然高于平均水平，已有的记忆也基本得以保存。他仍然记得和父母一起度假、十几岁时做过的工作、和父亲一起去打靶以及童年的其他事情。但和许多痴呆症患者一样，他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新的经历会像沙粒一样，从他的指缝溜走，再也触碰不到。没有了新的记忆，他永远活在当下，与过去（或者至少是手术后的过去）和未来脱节。他表示，这种感觉“就像是从梦中醒来，每一天都是孤独的”。

米尔纳和斯科维尔展开了一项深入研究，以调查莫莱森的脑部手术和记忆缺失之间的联系。米尔纳曾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接受过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的培训。1957年，他们在《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和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题为《双侧海马体病变后的近期记忆缺失》，第一次报告了患者“惊人的、完全出乎意料的”记忆缺失。尽管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记忆功能广泛分布在大脑各处，但斯科维尔和米尔纳的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研究人员将他们对莫莱森的观察结果与九名接受过类似手术的精神病患者的数据相关联，发现记忆缺失的程度与切除内侧颞叶的体积成正比。这表明，内侧颞叶中的一个结构“与当前经历的保留密切相关”。经过详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这种结构是海马状的海马体（以及邻近的海马旁回）。此外，由于莫莱森保留了术前的记忆，他们推断海马体不是长期记忆的最终存储地点——该地点位于斯科维尔的手术刀没有触碰到的大脑部位。

米尔纳和另一位神经心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苏珊娜·科金对莫莱森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虽然长期保持联系，但每次莫莱森拜访他们时，都表现得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们一样。）研究人员了解到，病人的记忆缺失仅限于新的个人经历（比如他那天是否吃过午餐）和有关世界的新事实（比如现任总统的名字）。如今的认知心理学家将这类记忆称为显性记忆或陈述性记忆（因为人们可以谈论记忆的内容）。

不过，显性记忆只是长期记忆的一种。关于做事的方法，我们还拥有隐性记忆（“肌肉记忆”）。1945年，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在伦敦亚里士多德学会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讲中对“知道”（例如，知道钢琴是一种有键的乐器）和“知道如何”（演奏奏鸣曲）进行了区分。“知道”针对的是某一特定事物的显性记忆；“知道如何”则是无意识的程序性知识，不一定能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因此被称为隐性记忆或程序性记忆）。例如，你可能知道如何骑自行车，但你无法描述在两个移动的车轮上保持平衡所需的每一个单独的动作。

“知识的进步不仅在于发现真理的积累，”赖尔写道，“而且主要在于方法的累积掌握。”换言之，显性记忆（陈述性记忆）和隐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它们是否也会在大脑的不同部位处理信息呢？

事实上，米尔纳曾在1962年发现，虽然这位名声显赫的病人无法形成新的陈述性记忆，但他仍然可以学习新的运动技能。在一项关键研究中，她训练他完成了一项复杂的程序性任务：一边看着自己的手和镜子里的星星，一边画出一颗五角星的轮廓。这是一项任何人都会感到困难的任务。莫莱森一开始也很吃力。不过，虽然他无法明确记得自己以前做过这件事情，但随着练习的深入，他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这太奇怪了。”他说，“我原以为会很难，但看起来我做得很好。”因此，莫莱森虽然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但他的程序性记忆似乎基本完好无损。

其他类型的隐性记忆也没有受损。例如，他先是被要求讨论单词“episode”的含义，然后在几分钟后的单词补全任务中，他比较有可能用词干“epi”来填充“episode”，而不是“epic”或“epilepsy”。即使他对之前的对话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这种创造记忆的方式被称为“启动效应”，调动的是莫莱森大脑中保持完好的皮层区域。

正如斯科维尔和米尔纳在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知道，显性长期记忆是由海马体及其相关结构形成的。这种解剖学上的关联至关重要，因为海马体通常是阿尔茨海默病中第一个受损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像我父亲这样的患者经常记不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午餐吃了什么，却可能还保留有童年或成年时期早期的记忆。

另一方面，隐性长期记忆是由不同的大脑结构提供服务的。例如，程序性记忆依赖于小脑和基底神经节，这两部分会因帕金森症受损，但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直到晚期才会受损。这可能就是我的母亲为什么能够记住她买了一件衣服，却不记得该怎么穿（我的父亲则相反）。后来我了解到，晚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也可以参加一些依赖具体化程序性记忆的活动，比如散步、跳舞或唱歌。他们甚至有可能记得如何弹钢琴或骑自行车。在这些患者中，知道如何做某事情的能力比知道这件事情本身的能力持续得更久。

由于特殊的记忆缺失，莫莱森术后的生活十分艰难。他失去了打字机厂的工作，最终在哈特福德附近的一个工作中心找到了一份差事，从事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把气球装进小袋子里（但他永远记不住到底应该装多少只气球）。他很难交到朋友，因为他很快就会忘记自己遇到的任何人。在家里，他会忘记某个家庭成员已经去世，每次被提醒时都会感到震惊和悲伤。（他只好随身携带一张纸，提醒自己父亲已经去世。）每眨一下眼睛，他此刻的生活似乎就会被抹除得一干二净，再也不会出现。1992年，一位研究人员问他：“记忆缺失的问题困扰你多久了？”“我没法告诉你，”莫莱森回答，“因为我记不得了。”

到了晚年，莫莱森才逐渐获得零星奇怪的新知识，例如识别某些人物——比方说肯尼迪总统或雷·查尔斯。这些人都是在他手术后成名的，可能是因为他会在喜欢阅读的周刊杂志上反复看到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保留了童年记忆的要点，却没有留下能够赋予这些记忆生命的生动细节。这表明，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案例中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见解：海马体可能不仅对编码不可或缺，对个体记忆的检索与维系也十分重要。

莫莱森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余生中一直在接受记忆测试，从不厌倦，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永远是新鲜的。“这很有意思。”他曾对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在活着，你在学习。”

2008年，莫莱森在康涅狄格州一家长期护理机构中因呼吸衰竭去世，享年82岁。他的大脑被固定、冷冻，切成了2000多片。照片显示，除了海马体及其周围结构原来所在的地方存在5厘米的空隙之外，大脑的整体形状相对正常。

手术给外科医生斯科维尔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他对手术的结果感到遗憾，并在1974年的一次演讲中哀叹这场手术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尽管如此，斯科维尔的错误对于神经科学来说是一份礼物，为人类记忆的本质和丧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见解。它表明，人类（大概还有其他灵长类动物）拥有多重记忆系统，并证实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是截然不同的，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于1890年提出的那样。它证明了内侧颞叶——特别是海马体——对于显性长期记忆的编码至关重要，但这些记忆形成后会留存在大脑的其他部位。最重要的是，它表明语言和智力是不同于记忆的大脑功能。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仍然可以是聪明的。虽然记忆遭到了破坏，但莫莱森仍然保持着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直到晚年患上了痴呆症。 ziV81tMZPniAwDhzf7W04rhXHHB3djdGaP5lJTjOOFmYB+DqywI66HxWn7+1LE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