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 七十三岁

1 月 1日 和全家人一起在三〇一医院过新年。

2 月 3 日 康复出院。在叶剑英安排下，和全家住进北京西山中央军委二十五号楼。二十八日，把宽街的住处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

2 月 7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是经华国锋批准发表的。

2 月 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 接待陶铸 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听她们讲述陶铸的冤案和她们的遭遇。

2 月 、 3 月间 到叶剑英住处，同叶剑英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3 月 10 日 — 20 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五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一九七七年的工作任务。十三日，陈云 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产生了重要影响。十四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 月 14 日 同前来看望的胡耀邦 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

4 月 7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开始在全国出版发行。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

4 月 10 日 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又指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 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十四日晨，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这封信的有关情况。同日，华国锋在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这封信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的信转发至县团级。

4 月 10 日后 同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 谈中共中央转发他四月十日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明确向他们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5 月 12 日 上午，约方毅 、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指出：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还要搞规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大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现在各部门掌握的资料都不交流，保什么密？自己封锁自己。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 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5 月 14 日 到叶剑英家祝贺他八十寿辰，赞扬他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月 24 日 上午，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话中提到前些日子汪东兴、李鑫来看他的事情。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还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在谈到加强企业规章制度建设时指出：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上不去，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有的严格，有的不严格。在谈到在理论队伍中应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的说来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关于党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毛主席继承列宁，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时期那一套。在谈到“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 时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在谈到有些同志在一九七六年 讲了一些过头话时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里。又说：最近我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6 月 29 日 同张震 谈话，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情况。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还指出：要用五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7 月 1日 迁居北京东城区米粮库胡同五号。

7 月 16 日 — 21 日 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十七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还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全会还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7 月 22 日 审阅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六军委员会反映天津市揭批“四人帮”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我听到不少反映，天津的问题不小，揭批‘四人帮’基本未动，问题是在市委主要负责人身上，我建议议一下。”七月下旬，又在天津市轻工业机械厂干部反映解学恭 与江青关系密切的来信上批示：“解决天津问题似应列入日程。”

△ 阅许光达 夫人邹靖华反映许光达平反后有关情况的来信，作出批示：“送在京政治局同志、军委常委各同志阅，退存军委办公厅。”

7 月 23 日 上午，同中共长沙工学院 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指出：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我是总参谋长，当然也管军队。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中国人很聪明。有些中国人写的东西，我们自己不知道，外国人拿去用了。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七十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四人帮”不准这样做，他们开“帽子公司”、“棍子公司”、“钢铁公司”。现在到二十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了，你们要大胆干，绝对不会打你们的棍子。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当然，搞电视教学现在还没条件。要注意培养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是分不开的。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7 月 25 日 阅林伯渠 的女儿林利、林秉元的申诉信，就林伯渠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一事，函告华国锋、叶剑英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

7 月 26 日 阅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干部任用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党中央“把总后机关领导调整好”的信，作出批示：“后勤问题复杂，不解决不行了。”并将信批送华国锋、叶剑英。三十一日，华国锋批示：“请张震、曹思明 同志把情况查明向我们三人汇报。”八月三日，邓小平再次批示：“请张震、曹思明同志负责，照华主席批示办理。”

7 月 27 日 上午，同方毅、李昌谈科研工作。指出：一、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二、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三、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四、教育部已决定招研究生。要允许个人挑老师、老师挑学生。五、立即着手搞全国的科研规划。六、国外专家要求回来的，可以接收。七、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八、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要逐步解决。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专毕业生，工作不适合的要调整。九、科研经费可以解决，但要看用得对不对，适当不适当。

△ 听取张廷发 关于空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在得知飞行训练严重事故剧增时指出：你们停下来好好检查一下，要检查飞行员的原因、飞机的原因、指挥的原因，要好好进行整顿，不然风气搞坏了。飞机要普遍进行大检查，技术要普遍进行大检查。

7 月 29 日 听取方毅、刘西尧 等汇报教育工作。指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又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四十所到五十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7 月 30 日 晚，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群众场合露面。赛前，邓小平会见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在半场休息时同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可以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要培养国际裁判，提高裁判水平。

7 月 31 日 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7 月下旬 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稿《加速国防现代化——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在“怀念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贡献毕生精力，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贺龙 同志、陈毅 同志、罗荣桓同志、叶挺 同志和刘志丹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语旁，作出批示：“我同意加刘志丹、方志敏 两人的名字。”

7 月底 同意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贯彻叶副主席 、李副总理 的重要批示，调整对外援助支出计划的请示》报告。

8 月 1日 上午，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杨振宁 、李政道 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是真正爱国的，想把祖国搞好。他们不可能回来，但可以请他们回来讲学。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还指出：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我不能都参加，我主要是提点设想，鼓干劲。科研工作可以放开一些。科研要有个总的规划，把国防科委的一些设想也纳入到整个科研设想中。有些内容不怕重复，可以来一个比赛，不能搞封锁。

△ 晚，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出席国防部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招待会。

8 月 2 日 晚，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出席观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篮球表演赛。

8 月 3 日 下午，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撰写一篇关于三个世界的文章等问题。指出：我在这个会上想讲一讲，不要太长。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与作风。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次在全会 上未发挥。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讲作风，实际上是对延安作风的阐述。根据延安作风，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讲一个学风，一个党风，一个唯物主义认识论，一个民主集中制。“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吹只能骗自己。你不讲多少产量，但外国人一算就算出来了。这个稿子要写得生动些，要从实际出发。我讲过，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语录集中起来并不好，不要这样，我向来引用少。又指出：三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研室成立时，我就提出要写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需要。在谈到《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一书时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五十元工资加到一百元，加到两百元，也变不了资产阶级。在谈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问题时说：班子不能散，这个班子要存在。以后用什么名义再说，反正理论队伍不是多而是少了。

△ 阅英国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 六月四日同新华社记者谈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存在“八股调太重”、“缺少新鲜的思想”等问题的谈话记录，作出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作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十一月三日上午，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又指出：格林提的意见很好，已印发所有搞宣传的人，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

△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口七月三十日发出的《关于恢复发行有邓小平同志形象和言论的影片、图片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于过去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形象和言论而停止放映、展出和发行的影片、图片，我们意见做如下处理：一、有邓小平同志形象的影片、图片，凡适合目前上映和展出的，均恢复上映和展出。二、在影片、图片中，凡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词句的，应该将词句删去。三、恢复发行的影片、图片中，如有“四人帮”的镜头或名字，一律去掉。

8 月初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参加审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的各国政府全权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

8 月 4日 上午，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讲话中指出：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教育工作基本方针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教材要精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质量。现代自然科学一日千里，教材要做到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还指出：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随后，在听取与会者发言时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自己要谦虚一点，说老实话，吹不得牛。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必须搞科研，要承担相当多的科研项目，规划中要明确。大学不要办那么多厂，而是要多办些研究室，要出科研成果，这是大学的任务。

△ 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接见出席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全国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第二次全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长会议、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粮油工业会议等专业会议的代表，以及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体育表演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空军某部指战员。

8 月 5 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有人谈到科研教学仪器设备破坏严重的问题时指出：高等学校科研教学仪器设备损坏的，有的要修复，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购置。要不怎么教学？怎么提高？请你们回去后好好注意这个问题，要好好保护现有的仪器设备，再不能破坏了。在有人谈到业务人员改行的问题时指出：要进行大量调查，要克服“用非所长”，做到“各得其所”。在有人谈到吉林科技界问题很大时指出：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与王恩茂 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像吉林光机所 单奎章 动不动就把人送公安局那样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在有人谈到搞科研要全力以赴、保证时间时指出：你们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在有人谈到科研用的仪器设备的数量、质量都得不到保证时指出：凡不合格的就不要，要求生产部门按照所要求的水平去生产。凡是科研、教学需要的仪器设备，全国要指定几个重点厂子来生产。只要抓紧，问题就不难解决。要保证质量。科学院、教育部都要过问。在有人谈到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的问题时指出：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教师自己要提高。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

△ 审阅中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委员会副书记沙洪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张子意 住院治病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个老同志应予照顾，可安排住三〇一〔 〕治病。”随后，将信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8 月 6 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有人谈到学制等问题时说：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在有人谈到现在科技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跑器材时说：去年不是批我们“三套马车”的意见吗？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条件没有，资料没有，又不努力创造条件，科研怎么能搞上去？搞好生活管理也很重要。在有人谈到有些人、有些单位搞技术封锁时说：相互封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表现之一。借口保密，搞技术封锁，结果是封锁了自己。这种学风一定要改变！这个问题不光在知识分子中存在，在其他行业之间也存在。在有人谈到“两个估计” 问题时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在与会者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指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在有人谈到“以学为主”的问题时说：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教育部要抓好重点学校，其他的放手让地方上抓。重点学校太少了，要再增加一些，好多专业院校也应当列为重点学校。现在办得不算好的学校要加强，搞几条腿走路。重点学校不要提半工半读。

△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

8 月 7 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有人谈到开展学术交流的问题时指出：要先选几个重点学会，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之，学术空气要活跃起来。在谈到引进先进技术问题时指出：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嘛！在谈到科研工作时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厂、中厂，甚至小厂都要有科研机构、科研队伍。不要只看到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还要看到生产中的科研人员，这是大量的。例如鞍钢有十多万人，自动化搞起来，生产人员可以减到五万，有万把人搞科学研究完全应该，要为整个钢铁工业服务。不管什么行业都得搞科学研究。产品质量不稳定，过不了质量关，这里面有生产管理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人造卫星上的零件，有的这次成功了，下次却不行了。小小零件，影响整个导弹发射成败。要研究一下，有什么束缚科学发展的紧箍咒，要消灭它。科学研究应当允许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这不要紧。搞不出成果就批评，探索不成功就批评，弄得大家不敢讲、不敢做，那怎么行！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中间科研成果报废。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动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

△ 下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是“三落三起”。现在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又出来工作了。我今年七十三岁，自然规律不饶人，但是心情舒畅，想做点工作。

△ 同意中国科学院《关于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的请示报告》，并将《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余秋里、王震、谷牧。

8 月 8 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结束时讲话，指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接着，讲了六点意见。一、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指出：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指出：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学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总之，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三、关于体制、机构问题。指出：要统一规划。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科研、教育部门都有一个调整问题，希望搞得快一些。调整当中，第一位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重点大学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四、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专院校。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树立好的风气，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这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学风。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要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五、关于后勤工作问题。指出：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现在国家还有困难，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六、关于学风问题。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三日，就这次讲话的传达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此件请予审阅。如无大错，拟同意发给有关单位，免得随意传达。”九月八日，审改这个讲话整理稿清样，并在方毅关于印发讲话整理稿的报告上批示：“请方毅 、刘西尧同志照修改的印发。”十日，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8 月 9 日 阅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沈其益 教授等关于原北京农业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搬迁中的遭遇，以及对今后的办学设想等问题的联名信。并致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聂荣臻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教职工建议将学校从河北涿县搬回北京，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的信上批示：“我认为比较妥当。”并对信中“办好一所重点农业大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一句话加以批注：“这很对”。九月二十四日，再阅聂荣臻关于农业大学搬迁问题的来信，并批送方毅阅，要他转交农林部处理。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 ，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

△ 阅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八室科技人员的来信，就其中反映地球物理所完全归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利于地球物理许多基础理论的发展，要求将非地震项目及人员仍旧归科学院直接领导，并恢复原来的组织形式和业务工作等问题，作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酌处。”“请科学院党委研究解决。”

8 月 10 日 在万毅 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作出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十一月，万毅得到平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 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王光美 的审查，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酌处。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8 月上旬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印度籍副署长访华问题的请示》报告。

8 月 11 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

8 月 12 日 — 18 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日下午，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十三日下午，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六日晚，邓小平在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发表意见，指出：我个人看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许多同志的共同看法，整个名单是好的，是一个好的中央委员会。当然，在一个名单里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完全、周到，所以我建议，我们主席团通过这个名单。下面讨论当中还会有些意见，应该让代表在讨论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主席团赞成这个名单，我希望大家下去做点工作。至于选举的时候，谁要画〇，谁要打×，那是代表的神圣的职责，没有任何人能够干预，他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十八日下午，在大会上致闭幕词。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同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次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8 月 13 日 就老舍 夫人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结论一事，作出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北京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送了花圈。

8 月 16 日 会见美籍华人牛满江 教授和夫人张葆英。在谈话中说：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的人民、干部、党员是有觉悟的。尽管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我们在科学发展上损失了一些时间，但只要方向对头，努力赶超，损失的时间可以抢回来。

8 月 17 日 上午，在会见美籍华人丁肇中 教授和夫人前同方毅、吴有训 、刘华清 、张文裕等谈话。指出：我们先派几个人去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室学习。要用外国的条件，来培养我们的科研人员。以后，可以根据他们的接纳能力，再多派人去。对派出去的人要选好。我相信，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可以学好的。在方毅谈到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的建设由于被认为对城市有污染，至今尚未开工时，指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不仅使高能物理的研究受影响，半导体、电子学的研究也上不去。前年我到法国去，参观了他们的原子能发电站，干净得很，不存在什么污染问题。这件事现在不要再拖了。我们下命令，立即开工，限期完成。你们赶快写报告。在谈到科学院的整顿时指出：研究所领导班子的整顿动作要快一些。你们干部有困难，可以向军队要。可找梁必业 同志谈一谈。他们有很多干部没有工作做。半导体所的房子要另外找地方，赶快解决。没有房子如何做研究工作呢？房子可以请军队来帮助盖嘛！

△ 会见丁肇中和夫人。在丁肇中谈到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情况时说：一九七五年，我过问了一下科学院的工作，搞了一个《汇报提纲》，但“四人帮”说是一株大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汇报提纲》对一些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写得很委婉。“四人帮”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指出：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要先学，学得好，才能赶超。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承认落后，就有希望。真正的爬行主义是不吸收世界先进成果。对科技工作，要想得远一些，看得宽一些。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不但科研机构要这样，企业也要这样。现在对企业的科研没有抓，在发达国家企业科研比重很大。总之，要注意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事，一点不能弄虚作假。还表示希望丁肇中多回来指导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中午，设宴招待丁肇中和夫人。

△ 为广西百色“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题名。

8 月 18 日 审阅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 ，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8 月 19 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 阅《来信摘要》 ，就北京市基本建设指挥部一位干部反映北京市十一大代表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一事，作出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来信摘要》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吴德、倪志福 。

△ 就《信访摘报》 刊登的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第一设计部部分工作人员反映该部科研工作存在的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些意见 都很重要。特别是：（一）不要多动耽误时间；（二）必须给科研人员以充分的研究时间，政治活动要大大减少。”同时，交代在中央军委常委阅看后退国防科委处理。

8 月 20 日 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等接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8 月 23 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在讲话中指出：我对军队怎么搞有些设想，跟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议了一下，跟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都交换过意见，目标是准备大体用五年时间，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把军队整顿好、建设好，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接着，谈了对军队建设的设想。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内的纲；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一九七五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会议提出的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贯彻的。下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这些问题要加以肯定。又指出：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在讲话中，还重申他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出：一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同时，对办军队院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 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当聂荣臻 讲话谈到弹药问题时插话：我在北京了解情况时说，首先抓两件事，一个工事、一个弹药，特别是弹药。弹药的基数太少了，那怎么打仗呀，一打就光了。有弹药，就是现有这些武器也可以打仗。

8 月 24 日 下午，会见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战略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 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基辛格博士承认了的历史渊源和真实情况，是美国欠了中国的账，而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账。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就好解决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是有耐心的。我们申明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更从容、更恰当一些，有利于我们在全球战略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点。但我们希望不要误解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无期限拖延下去。

△ 将一份关于两个归国留学生要求落实政策、安排适当工作的《人民来信摘报》，批交教育部酌处。

△ 对汪德昭 来信中提出的立即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加强声学研究等问题，作出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不久，声学研究所恢复。

8 月 25 日 对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二处部分干警来信反映的该处揭批“四人帮”运动开展不得力，某些主要领导一直捂盖子、压群众，知情人不揭发问题，没有发动群众一事，作出批示：“我认为北京市这类问题不少，市公安局的问题，市委是有责任的。”

△ 将刊登外交部外语训练班一位英语教授关于设立科学技术翻译局建议的《人民来信摘报》，批送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 、方毅，并请方毅考虑。

8 月 26 日 同意刘西尧签发的教育部《关于周荣鑫 同志追悼会的请示报告》，并将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余秋里、王震 、纪登奎、谷牧。二十八日，出席周荣鑫的追悼会。

△ 将反映全国人大代表李何林 对学制、招生制度和方法、院系调整等问题所提意见的《来信摘要》，批送方毅、刘西尧参酌。

△ 听取罗瑞卿 、杨成武 、梁必业、徐立清 汇报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小组讨论情况。在谈到自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传达问题时，指出：关于五年内仗打不起来的问题，在大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可以传达，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已经讲过，问题不大。同时还要讲提高警惕。讲话记录稿修改后，给我看一下，印出来各单位带一份回去。传达范围不要广了。将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过后，一切以军委的决定为准。在有人提出要发个文件撤销一九七六年三号文件 时，指出：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应该肯定，但不要再发文件了。在听取政治工作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现在就搞出个政治工作条例来，由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共同搞。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在一九七五年讲话中就讲过这件事。又说：我考虑每个军都应有个机械化师，当然这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才行。还要考虑搞个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强调干部调动要服从分配，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民兵要恢复老传统，把民兵指挥部的牌子去掉，即恢复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体制。

8 月 27 日 傍晚，和华国锋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在谈话时说：你对中国科技发展所提出的意见都很好。关于恢复“臭老九”名誉的问题，我们正在做。当然要做许多工作，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只讲恢复名誉，不给工作条件是不行的。随后，出席招待宴会。席间，在杨振宁谈到有的科学家被“四人帮”压了一下就糊涂时说：这不要紧，是小事。那个时候讲违心话的人不少，这也难怪。

8 月 28 日 对《来信摘要》刊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子明等九人关于办好中国科技大学的来信 ，作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后中国科学院召开科技大学工作会议，对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起草了上报国务院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九月八日，邓小平将李昌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来信，批送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8 月 30 日 — 9 月 3 日 参加接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八月三十日上午，和华国锋、李先念到机场欢迎铁托。晚，出席欢迎宴会。三十一日上午和九月一日下午、三日上午，出席华国锋同铁托举行的三次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三日下午，和华国锋等到机场为铁托一行赴杭州参观访问送行。

8 月 31 日 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文件送审程序问题的请示上批示：“建议以后专送叶副主席 批送请华主席 批准。如叶副主席不在京时，可送我批。”“再：过去参加专委会议人数太多，以后要简化。”

8 月下旬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塞内加尔政府工业代表团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

△ 审阅罗瑞卿关于下发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请示信，批示：“同意。同时送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各同志审阅。”

8 月底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拟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商谈承办一些多边援助项目的请示》报告。

9 月 1日 对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 恢复名誉的申诉信，作出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七八年初，胡耀邦 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 审阅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意见的报告》，指示由张爱萍 处理组建学校的有关事宜。随即将《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罗瑞卿、张爱萍。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长沙工学院改称国防科技大学，列入军队序列。

9 月 2 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关于教育训练小组（委员会）组成的建议》，作出批示：“军委常委各同志核阅后，请华主席批准。”并在《建议》提出的教育训练小组十一名组成人员后加写“宋时轮 为组长”。十六日，又指示，教育训练小组正式名称叫教育训练委员会，宋为主任。十九日，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

9 月初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同朝鲜和一些亚非拉国家科技合作往来项目的请示》报告。

9 月 4日 审阅李昌、胡克实 关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问题致方毅并转邓小平的报告，作出批示：“对单奎章这样有严重血案和罪行的人，理应追究。”同时，建议由中央办公厅将中国科学院调查后整理的《关于光机所的情况》和李昌、胡克实的报告以及有关批示转吉林省委处理。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在杨刚毅 、王大珩 反映光机所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工作组工作不得力和单奎章的问题没有给予认真处理的信上批示：“请吉林省委对工作组和单奎章问题严肃对待。”

△ 审阅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委员会《关于保留驻厂军事代表制度的报告》，作出批示：“军代表制度应该保留。由总后商同国防工办拟一正式决议（对原规定进行审查，加以修改），提交军委扩大会议通过。”

9 月 5 日 同方毅等商谈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问题，并要中国科学院起草一个书面报告，提出国家科委的领导人选，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六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我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来恢复国家科委势在必行。”“原拟在国务院设科教组的方案，拟取消。”“大学科研由科学院统一规划。”“国防科研由国家科委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统一规划。”并附中国科学院《关于全国科技工作管理体制的变革情况》和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计划组一干部《关于恢复国家科委的建议》。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9 月 6 日 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并附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

△ 阅北京大学部分教师反映北京大学党委对揭批“四人帮”运动领导不力，北京市委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来信，作出批示：“看来北京市委无力解决北大问题，我已告刘西尧同志，商同市委重新配备干部。北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以后要有教育部的双重领导才行。”建议交吴德、倪志福解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阅后表示同意。

△ 下午，会见基恩·富勒 为团长的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生学习质量降低，教材水平大大降低，使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相当大损失。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要提高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了。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教育路线真正实践起来，真正能够造就人才，就是不上大学的，也要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是实行低工资政策，要实行好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资。我们采取低工资政策还因为有个城乡关系问题，如果工资过高，农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会吸引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对外贸易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在谈到万斯访华时指出：万斯访华有一个成果，就是万斯来了，这是你们美国现政府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来中国。但是他带来的中美建交的方案，是一个后退的方案，就是“倒联络处”的方案。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三个条件，“撤军、废约、断交”的前提，但还要在台湾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我们还是重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有立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在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指出：我们历来的态度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贸易还是可以发展的，但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解决，总有限度。在回答被打倒后的处境时说：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我被罢了官后，毛主席为了不让“四人帮”掌握主要的权力，把华国锋主席提到主要的领导岗位。这以后，“四人帮”搞得更厉害了，这就创造了解决问题的条件。现在人们总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早一点解决？早一点解决不可能，因为“四人帮”的问题要有一个暴露过程，等他们暴露更充分后，才能解决。毛主席一去世，“四人帮”就跳出来，这样解决的条件就成熟了。

9 月 7 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宣传小组送审的祝贺朝鲜国庆的社论稿《热烈祝贺朝鲜人民的光辉节日》，批示“可用”。八日，社论发表。

9 月 8 日 同意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新华通讯社《关于贯彻对印度工作方针具体建议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9 月 9 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举行的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和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并献花圈。

△ 对《来信摘要》反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研究人员建议恢复和重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一事，作出批示：“照转请华主席审示。我个人意见，提得对，但目前还来不及处理，待一些时候再说。”

△ 审阅中国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并就会议讨论的国际海底开发等问题作出批示：“这是一个长远的国际斗争问题。拟同意，请在京政治局同志批示。”

9 月 10 日 上午，会见滨野清吾 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在谈到万斯访华及中美关系问题时，说：最近，我同美国美联社的人的谈话引起一场风波，甚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就此发表谈话。我们欢迎万斯来，谈不拢也没关系，我们都是欢迎的，都用很好的礼遇接待他。但是，他带来的所谓方案实际上比福特 、基辛格时代后退了。后来，他向你们日本政府通报，向台湾通报，回去发表声明说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访问很有成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要不然就让他欺骗了世界人民，也欺骗了美国人民。我对美联社的人说，确实有成果，那就是万斯来了。其他有什么成果？当然我们注意到万斯答应继续研究我们的立场，要继续会谈。我们说好。我们的立场，大家都知道，是公开的，没什么秘密。同我们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的立场一样清楚。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现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玩，那怎么行？在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指出：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9 月 13 日 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 。指出：对于朝鲜问题，美国总想把我们牵进去，我们表示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一贯主张朝鲜问题应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9 月 14 日 上午，会见河野洋平 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在谈到“四人帮”的问题时指出：“四人帮”的政治纲领是要把一批老干部打倒。他们的理由是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绝大多数是坏人、反革命，就要打倒。“四人帮”还提倡不劳动、不读书。“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蠢，好像不可理解，实际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要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都搞乱，特别是把生产搞乱，把国家搞得不像样子，好在乱中夺权。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还说：国际间的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历来声明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起码我们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二十三年就是到二十世纪末。那时，我们要达到一个先进水平，不说超过，至少赶上、接近世界当时的水平。世界在前进，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那时我们可能有个别领域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更多的可能是接近，所以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打世界大战只有两家有资格，即苏联和美国。苏联更具冒险性。但是苏联有两方面的弱点，一个是战略布局遭到挫败，一个是经济上的弱点，粮食不足，设备、技术落后。它拼命引进新技术，来弥补自己的弱点。在谈到自己被打倒的经历时说：人们都说我是“两落两起”，实际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当秘书长，还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那时红军的队伍很少。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 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 。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 审改《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在《通知》中加写一句话：“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还批示：“我看可以，改了几处”。

9 月 15 日 阅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理科教材会议代表的来信，作出批示：“退教育部统筹安排。”信中针对师范教育的现状极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建议：一、教育部要重视师范教育，要有专门的部门来具体抓；二、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所重点师范大学；三、当务之急是明确重点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向全国重点中学和师范院校输送合格的师资。

9 月 16 日 — 20 日 接待顺访中国的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十六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吴奈温，并陪同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十七日上午，同吴奈温举行会谈，通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中日关系和中国国内的情况。在谈到铁托访华问题时说：铁托这次访问很成功。过去我们吵过架，现在双方都说过去的事算了。我们谈得很好，双方的关系有较好的发展。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在日本促进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力量发展很快，现在就剩下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问题。日本政府没有理由反对把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有的条款写到中日友好条约中去。看来福田下决心也难，如果他真的下决心，我们欢迎。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们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破坏了的恢复起来，要花不少力气。晚，主持国务院欢迎宴会并致祝酒词。十九日晚，出席吴奈温举行的答谢宴会并讲话。二十日下午，到机场为吴奈温离京赴朝鲜访问送行。

9 月 17 日 在本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上批示：“每次试验，照样讲一次，是否必要，值得今后研究。这次的公报，拟同意。华主席、先念同志批阅。”

9 月 18 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科学技术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确定科学研究机构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认为应该恢复研究人员和教师的职称评定。

9 月 19 日 上午，和方毅 同刘西尧、雍文涛 、李琦 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一九七一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教育部要把重点大学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9 月中旬 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了解毛泽东生前同她们谈教育问题的情况。得知毛泽东说过，对十七年教育工作不能估计过低。

9 月 22 日 阅《来信摘要》，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反映该院有关负责人的问题，作出批示：“社会科学院处于无人负责领导的状况，应考虑。”并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9 月 24 日 和杨勇 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谈话，就加强卫戍区部队建设、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发表意见。

9 月 25 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韦尔纳一行。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我们不相信有持久和平，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样就可以延缓战争。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要同欧洲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要建立在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我们对美国人说，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恐怕也可以说，美国人也不要把欧洲当作一张牌来使用。中国的战略还是毛主席的战略，即人民战争。现有武器即使落后也可以打，当然还要加强军队现代化。我们不会像苏联、美国那样花那么多钱搞核武器，但我们也要有准备。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当然，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业方面搞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革新，在农业方面搞机械化。根本上还是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着手。

△ 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大学科研规划、教材等会议，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等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全军摄影展览和全军美术展览的文艺工作者等。

9 月 26 日 上午，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约翰·伯特拉姆·阿达姆斯和该研究中心加速器部主任克雷·米林。指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是，在二十世纪末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这样才能向前迈进。我们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

△ 阅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教师和干部关于建议由郭影秋 组织筹备委员会，拟订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具体方案的来信，并批转教育部处理。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责成成仿吾 、郭影秋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筹备工作。七月七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在一九七一年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确定该校仍为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

△ 下午，会见美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教授。

△ 审阅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关于该所业务用房紧张问题的报告，并批送李先念、纪登奎交国务院办公室了解情况，提出解决办法。

9 月 27 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在得知布什一行将去西藏时说：西藏是我在西南地区工作时派一个军的部队去后和平解放的。除了台湾以外，中国最后解放的地方就是西藏。西藏解放前是农奴制度。你们到西藏后可以了解到，现在西藏人民心情舒畅，同达赖喇嘛 统治时不同了。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总的认为，战争总要来的，没有什么持久和平，但战争可以延缓。延缓战争的办法就是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搞绥靖主义。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从上次见面到现在相距不到两年，其中有一年我没有工作，但天天看《参考资料》。总的国际形势没有什么变化。很遗憾的是中美关系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的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这不是外交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是从战略角度来看问题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经济问题都同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关。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问题。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我们说过，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毛主席树立的一个风气。

9 月 28 日 上午，会见菲律宾军事代表团团长罗米欧·埃斯皮诺 上将。在谈到中苏边界问题时指出：世界上有些人说中国想把沙俄占领的土地都拿回来，没有这回事。中苏边界长达七千多公里。如果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边界问题就容易解决，但苏联说都是它的。苏联霸权主义不改变，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善。在谈到加强中国军备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发展海军，但是是为了防御，不是为了扩张。我们不仅要发展海军，还要发展空军、陆军，但都是着眼于防御，做好反侵略准备。还指出：我们认为，日本有权利加强自己的防御，但我们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一样，要防止日本搞军国主义。

△ 下午，和华国锋等到机场迎接波尔布特 率领的柬埔寨党政代表团。晚，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欢迎宴会。二十九日下午、三十日下午，出席华国锋同波尔布特的会谈。十月二日晚，出席波尔布特举行的告别宴会。四日下午，到机场为波尔布特一行送行。

9 月 29 日 上午，和邓颖超 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谈到“四人帮”的问题时指出：“四人帮”把老干部都叫“民主派”，说“民主派”必然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是反革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个纲领。他们还有第二个纲领，即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以上两种人加起来为数就不少了。还有别的帽子，打击面就更宽了。“四人帮”带给我们的真是一场灾难！在谈到评《水浒》的情况时指出：毛主席并不是针对任何问题讲的。那时他眼睛不好，找人读书，有一次找人读《水浒》，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 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毛主席评《水浒》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并不是针对哪个人的。后来，“四人帮”歪曲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以批《水浒》为名，实际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资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义转移会议方向。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说：简直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听她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制止了。“四人帮”就是干这种事情。他们说宋江夺权把晁盖架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说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后来又说我把毛主席架空。这完全是“四人帮”自己制造的。在谈到科研问题时指出：“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六十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的集中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我们的设备能力不小，但生产落后，这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会见后，和邓颖超设午宴招待韩素音。

△ 下午，会见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指出：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要花更大的精力。这个领域我们损失很大，这是教育一代人的事，培养一代人至少十五至二十年。现在教学质量、教师质量都下降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也不敢知道。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但要谦虚一点，合情合理一点，合乎实际一点。世界那个时候就不是今天七十年代的样子。讲多数领域接近国际水平，相当一部分领域赶上去，个别领域超过，恐怕比较实际。把我们的目标定低一点，如果我们赶超做得很好，那不是更好嘛！总之，要比较实际一些。又指出：海外侨胞、台湾同胞的事情，过去都有机构管，后来统统没有了。不仅国内遭灾，你们也受难。现在，侨务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我们的政策还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外国的，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也不能强迫。加入外国国籍的也可以为祖籍国服务，还有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加深两国的关系。不愿意的也不勉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过去侨务工作的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定的，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有些需要改正，有些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前不久，恢复了中央统战部。过去，“四人帮”破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都没有了。现在，把“庙”建立起来，有个“菩萨”在里面管事，要把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等都更好地团结起来。

△ 晚，出席国务院办公室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举行的招待会。在致祝酒词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还指出：广大海外侨胞长期以来同侨居国人民一道，对发展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同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遵守侨居国的法律。我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我们赞成华侨自愿选择居住国的国籍，已经自愿加入和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朋友，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亲戚，我们希望他们为所在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近几年来，有不少侨胞和朋友来华参观访问，对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欢迎更多的侨胞、朋友回来看一看，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 对《情况汇编》 反映的深圳口岸站对外接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进出境人数不断增加，对外接待工作日益繁忙等问题，作出批示：“先念、登奎同志：这样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

9 月 30 日 审阅《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 阅《人民来信摘报》，就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 一干部建议恢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一事，作出批示：“这个学院应由农林部主管起来。此件似可送交农林部党组研究处理。”并将《摘报》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又在华北农机学院五名教授请求批准华北农机学院搬回北京的《来信摘要》上批示：“由教育部商同有关单位处理。”一九七九年七月国务院决定该校迁回北京原址办学，并恢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名称。

△ 晚，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0 月 1日 下午，参加国庆游园联欢。晚，出席焰火晚会。在观看焰火期间，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会见罗马尼亚、联邦德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客人。

△ 阅反映湖北天门县谎报棉花产量的《情况报告》，作出批示：“听说河北邯郸专区魏县由于县委虚报粮食产量，农民分的粮食很少，县委采取压制手段，也请永贵 同志派人查查。”二十六日，在反映魏县虚报产量、浮夸风严重一事的材料上批示：“这是我听到传说后，要来的一个书面材料。建议中办查查这个县的情况。浮夸风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又听说省委曾派检查组去魏县，为县委所欺骗，不知是否属实。”十一月十七日，在农业部报送的《关于河北魏县一九七六年虚报粮食产量的调查报告》上批示：“估计这类事情，全国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建议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报到县，引起警惕。”

△ 审阅蔡啸 、林丽韫 《关于注意招收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给邓副主席的请示》报告，对在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文件上增写“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入学”一事，作出批示：“应写这一句。请刘西尧同志参酌。”十二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

10 月 2 日 会见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和夫人。在谈话时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10 月 3 日 审阅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并致函华国锋：“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 ）一并讨论”。五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问题和教育部撰写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发表意见时说：现在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办教育要以最新成果为基础，否则就是爬行主义。发达国家的小学课程就有代数、简单的几何。景山学校就有这样的经验，学生能接受。这样，中学水平才能高。

10 月 4日 召集王震、罗瑞卿、杨勇、张爱萍、张震 、洪学智 等开会，讨论军队装备和科研问题。在讲话中指出：科学研究有四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科学院。第二方面军是大专院校。第三方面军是生产部门的研究机构，这是最大的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是科学普及机构。国家科委要管这四个方面军的事情。大学里要加重科研的任务。重要的工厂应该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个方面军主要是搞应用研究，也会出理论，从实践中产生理论。还指出：要成立科技装备委员会 。权力要集中到科技装备委员会，由张爱萍同志负责。军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军事方面要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实施。要从战略着眼，提出对装备的要求，提出科研和生产的任务，从而指导我们的科研和生产。要加强所有军事工业的生产单位，要建立科研队伍，并且予以监督指导。科研和生产都要服从战略的要求。自甘落后是不行的。生产不少落后的装备不顶用，是一个很大的浪费。总之，一定要确定战略要求，没有确定的要确定，确定以后就不要动摇，按照战略要求指导科研和生产。又指出：抓科研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配成套。要搞好整顿。重点企业一定要搞双重领导，以部为主，包括有的重点配套的小厂。规章制度要严格，军工企业更要严格。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制度要恢复起来，军工企业先搞。国家的投资不可能有那么多，因此要有重点。当前对装备的中心要求是质量。最后强调：一、要很快把科技装备委员会定下来，确定它的成员，明确它的任务。二、要提出一个装备战略要求的目标，分清先后缓急。这样，科研和生产就有了方向。三、国防工办 要整顿。必须把军工口各部的工作管起来。四、各军工部要由国防工办领导起来。五、规划要研究，分三年、八年、二十三年。第一步是三年之内的，要把国防工业整顿好，关键是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抓好干部的配备。要配备内行的有事业心的人来抓工作，包括技术人员。学校一定要有校长，研究所要有所长。一个单位要配好三个人，一个是书记，一个是主管业务的，一个是管后勤的。国防工业的企业也有一个班子的问题，要注意把班子配好。要深入到基层企业去看一看，有符合条件的同志就应该提起来。

10 月 7 日 上午，会见以日本退役陆军将领三冈健次郎为团长的日本三冈访华团。指出：中国人民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我们看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应从历史的长期的眼光来看问题。又指出：我们对战争的态度，首先是反对，我们希望战争晚一点来。第二是不怕。早打不怕，大打也不怕，就是使用现有的装备打也不怕。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装备更好些，那就更不怕了。最重要的是使人民都知道，要加强战备，人民要有精神准备。对战争有了准备，就有可能延缓战争。还指出：能否实现国防现代化，决定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上不去，科学技术上不去，国防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现在我们在努力抓工业，抓科学技术，抓教育。我们相信可以比较快地见效。我们要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所讲的赶超世界水平，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谁晓得那时是什么面貌。科学进步很快，发展很快。现在人民群众、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只要方向正确，又有具体的有效措施，就有希望。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在谈到对邻国的政策时指出：我们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政策。我们对朝鲜、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

△ 审阅教育部按照十月五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修改的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并在刘西尧关于文件修改问题所做说明的信上批示：“我看可以。”“退教育部办。”

△ 对《人民来信摘报》反映的美国俄亥俄州州立白乐蒙技术学院院长田树培来信要求自费短期回国，研讨中国高等教育和技术训练问题一事，作出批示：“方毅、西尧 同志：请你们了解一下，酌情处理。”

10 月 8 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 、袁家骝 夫妇。在客人谈到在大庆参观的情况时指出：大庆有个特点，尽管“四人帮”干扰破坏，他们仍然坚持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工业越现代化，越要有严格的管理。所以大庆这面红旗没有倒。在谈到教育和科技工作时说：我自告奋勇抓这方面的工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方针是从教育和科学着手。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正在创造条件，从各方面着手。一是请在国外的一些科学家回来工作，再就是派人出去，有的是短期考察，有的是学习几年，把经验带回来。总之，方针已经定了，按确定的方针扎扎实实去做，搞五年、十年，总可以见效的。我们的厂矿、企业，包括大工厂没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不行。科学院的研究系统是搞科研的一个方面，今后大学要加强科学研究，要造就一大批科研人员。随后，宴请吴健雄、袁家骝。席间谈到，我们的科学研究所，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抓全面工作，一个内行当所长，一个副所长管后勤，不仅管衣食住行，还要管科技资料的交流。

10 月 9 日 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前，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同全校学员、教师、工作人员和干部合影留念。

10 月 10 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前，同方毅、吴有训、钱三强 等谈话。在听到邓昌黎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广播器材厂后，认为这些机构水平高但面窄时，说：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采取具体措施，创造条件，抓住了问题就解决，没有具体措施，说了没用。在谈到派科研人员到邓昌黎那里学习时说：可以尽快派人去，学习回来后搞我们的建设。去过一次的，以后还可以去。去的人不在年龄大小，而是要有点水平有点基础的，这样容易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拿回来。

△ 上午，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在谈话时说：我们认为，在高能加速器领域要花时间，应该早动手。我是一个外行，只是当吹鼓手，帮助他们解决后勤问题。如果后勤方面有了问题，要打我的屁股，如果科学研究搞不出成果，要打他们两位副院长 的屁股。这也是岗位责任制。我们可以派几个人到你那里去学习一年，时间不够可以学一年半到二年。他们学习回来马上可以参加加速器的建设。如果有什么问题，再出去学。可以带着问题去学。开始去可以学得广一些，再去时间可以短一些，学得专一些。建造加速器很花钱，又费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应及早着手。可以通过加速器的研究带动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工业生产。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从现在起开始办重点中学，过了五年，教学质量就可转好。十年后，重点小学的学生也可以升入大学。这样，研究人才的来源才有保证。我对科学教育想管十年，条件是马克思不要召见。我管军队，又管科教，一个武，一个文。我们发展科学的方针已经定了，现在需要的是各项具体措施。我们希望科教方面的整顿五年见初步成效，十年见到中效，十五年见到大效。十五年以后还要不断进步。现在我们是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现在重要的是把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搞好，把各种措施一一落实。

10 月上旬 审阅宋时轮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问题的报告。

△ 审阅教育部《关于调整和加强我部组织机构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审阅教育部《关于召开全国教育事业计划座谈会的请示》，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

△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中保 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十五届例会和延长中保科技合作协定有效期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中阿 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方案的请示》报告。

10 月 13 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宣传小组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耿飚 、方毅。二十一日，社论发表。

10 月 14 日 上午，会见日本众议院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谈话中表示欣赏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执政期间为恢复中日邦交所下的决心，指出：现在越来越看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入反霸权条款的必要性。这是鉴别我们的政治家是不是有长远的战略观点、中日必须友好的信念是不是坚定的一个试金石。在谈到二百海里渔业专管区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我们有权宣布。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宣布、什么时候宣布，我们要考虑。请日本朋友放心，就是我们宣布二百海里，中日渔业协定既然已经签订了，还是有效的，将作为单个问题来处理。这个协定会不会有变化，要根据情况的发展来决定。总之，要搞得合情合理，中国方面不会做不符合情理的事情。

10 月 15 日 上午，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在谈到公、检、法问题时指出：林彪、“四人帮”要砸烂公、检、法，他们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专无产阶级的政。我们的很多制度都要恢复起来，但中心问题还是党内的集体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是把党搞好。在谈到“四人帮”的问题时指出：“四人帮”有个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们也有个认识过程。毛主席早就觉察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在世时，“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比较隐蔽，不敢过于放肆。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不让他们占据重要地位。周总理病重后，毛主席让我主持中央工作。我批了他们几个月，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毛主席那时已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讲：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总之，要解决。毛主席病危时，他们急于夺权，矛盾激化。解决问题的条件成熟了。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反对他们搞“大树特树”，真理是在实践中为大家所接受并运用的。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四人帮”搞的那套上层建筑，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很重要。“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 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在谈到学术交流时说：要加强学术交流，我们已决定派十个人到丁肇中的研究所去学习。方针定了，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确定后，还得有措施。如果没有措施，方针政策也是空的。我们这么落后，应该拿世界最先进的成果做起点，努力奋斗，才能谈得上赶超。会见后，设午宴招待林达光夫妇。

10 月 17 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古拉·格夫里列斯库。在谈话中指出：我们中罗两党两国的关系都很好，既是同志又是朋友。现在我们党又解决了同南斯拉夫党的关系问题，同南斯拉夫党的关系，是毛主席生前就考虑好了的。这次我们主动提出恢复两党关系。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同志有这个愿望，但不好提出，怕遭到拒绝。又指出：我们的科学技术很落后，不承认落后不行。六十年代初，同世界先进水平比，我们在科技方面有差距，但不很大。一九六四年爆炸了原子弹，一九六七年爆炸了氢弹。我们还开始了激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都是毛主席亲自听取汇报，周总理亲自组织，聂元帅 亲自领导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 的结果，为我国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在科技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许多领域踏步不前，有些领域甚至是后退了。而最近十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日千里，进步是以天计算而不是以年来计算的。现在我们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工业学大庆会议，还准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们正在抓整风。所谓整风，主要是整顿党风，有三个方面，都是毛主席谈过的。第一是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夸，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是群众路线。第三是民主集中制。现在这些优良传统应该得到恢复和发扬。整风问题，有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文风，但核心是党风。我说这些，是想说明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问题很多，但要像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地吃。

10 月 19 日 下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话中指出：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要足够地认识战争的危险。如果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晚，出席欢迎希思一行的宴会。

△ 将反映天津大学揭批“四人帮”中存在的问题的《人民来信摘报》，批转教育部党组参阅。

△ 对《人民来信摘报》刊登的南开大学一干部反映该校领导班子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件可转天津市委注意。”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方毅。

△ 在中央宣传口《关于文汇报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似可转上海市委注意。”

10 月 20 日 上午，约见刘西尧、周林 、高铁 ，谈毛泽东对十七年教育工作的估计和北京大学的工作问题。指出：现在看了主席的讲话 ，问题更加明确了。毛主席真正的对十七年的估计，被“四人帮”、迟群等人封锁了。十七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各条战线的技术骨干是十七年培养的。又指出：重点大学要实行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重点的重点。要利用北大、清华的经验。最近有人说我们只重视自然科学，文科没人研究。北大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文科也不要丢掉。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基础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现在许多科学家提出要“回炉”的问题，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只学了一两年，有些人想“回炉”，要办“回炉”班（进修班）。凡是要求“回炉”的，说明他们觉得需要，是有进取心的表现。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不打好基础，搞专业也不行。要引进一些研究手段，更新研究手段。还指出：北京大学一是批“四人帮”，抓运动；一是搞好招生工作，筹备开学，不能耽误开学。要抓“梁效” 的问题。因为抓了“梁效”，就可能把问题解决得彻底一些。是非要搞清楚，人的处理要慎重，处理放在最后。学校工作要由党领导，具体体现为党委领导。但党委领导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要允许人家提意见嘛。

10 月中旬 审阅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制定<外国留学生政治活动管理的暂行规定>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

△ 阅李先念批送的关于澳大利亚公民苏珊继续要求与中国一公民结婚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很赞成。”李先念的批示是：“我意可批准结婚。”

△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财政部、外交部《关于参加联合国多边援助机构一九七八年度认捐会议和捐款方案的请示》报告。

10 月 21 日 上午，会见法新社社长兼总经理克洛德·鲁赛尔及法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德·戴维斯。在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工资，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先后两次提出要调整，但都没有调整，这都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差不多十年以上没有调整工资了。这次调整面比较大，重点是让大量低工资的人收入有所增加。以后可以每隔一两年调一次。又指出：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不仅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很长一个时间里指导我们外交路线的根据。

10 月 22 日 上午，会见由具一善 率领的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指出：“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都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际上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掌握、控制了全部宣传工具，他们篡改、封锁了毛主席许多指示。“四人帮”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都是“黑线”，讲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吗？他们搞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份发出的，就在这年六月，毛主席对“四人帮”谈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七年的问题。现在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了：毛主席说，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但他们篡改了，把十七年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改过来，十七年还是以毛主席的红线为主。就在这个谈话里，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尽管毛主席有这样的指示，但被他们封锁起来，所以过去谁也不知道。其实毛主席就是在那次座谈会期间发表的这些指示。还指出：“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都造成很大的破坏，受破坏最大的是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受到的破坏就是不读书，使科研队伍后继乏人。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没有来源，很多科学研究机关没有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人。这个年龄段恰恰是科学研究出成果、思想活跃的时候。要承认自己落后，特别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闭着眼睛连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镜子不行。总之，要老老实实，还是毛主席说的要实事求是。

△ 阅王诤 的信，就其提出将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稍加改造，建成一所规模比较齐全的电子对抗雷达工程学院一事，批转刘西尧：“此事请教育部党组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再行决定（我意如对清华无大妨碍，似可同意）。”

10 月 23 日 上午，会见查尔斯·约斯特 为团长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在谈话中指出：过去“四人帮”指责我们搞现代化，一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就说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我们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不这样干才真正叫爬行主义。又指出：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如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但林彪、“四人帮”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坏了。现在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好的要改进。在谈到大学招生问题时说：今年开始，可以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但比例不能很大，原因是中学水平低，完全从中学直接招生不能保证质量，还需要从社会上招收努力自学的青年。今后随着中小学教育的加强，还要增加从中学直升大学的比例。

10 月 23 日 、 24 日 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一九七八年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0 月 24 日 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各方面人员的代表和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全国科学普及工作规划座谈会、全国教育事业计划座谈会、全国高等学校工科基础课教材编写座谈会、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全国外贸计划会议等专业会议的代表。

△ 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方毅。《请示报告》提出，可以尽早宣布撤出学校工宣队。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

10 月 26 日 上午，会见让-雅克·基洛茨 为团长的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在谈话中指出：中国政府反对霸权主义，有三个办法：第一，有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破坏它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它的战争时间表。第三，不搞绥靖主义。又指出：由于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还要发展，我们不仅同法国而且同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会逐步发展。我们想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统统拿到手，但我们历来考虑到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接受延期付款的方式。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发动战争，中国是没有资格的，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如果那时我们发动战争，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所以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是永远不称霸。在回答对劫持飞机和绑架问题的看法时强调：我们从来不赞成。不但我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都是反对这点的。这不是革命，不是马列主义。我们总是谴责这种行动的。

10 月 27 日 上午，会见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在谈话中说：过去中国人是被看不起的，但在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世界上才认识到中国人也还可以。美国人承认我们，还是在打败蒋介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以后。中国人第一说话算数，第二不是那么容易被轻视的。建国二十八年，做了一些事，但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很落后。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那时候大家才会相信中国真正是可以的。这次你们看到我们某些好的方面，但总的看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四人帮”干扰了许多年，要抢时间。你们如实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就如实地讲中国。

△ 阅王一知 关于要求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和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来信，并批转汪东兴：“王一知是个老同志，她想到党校工作，请考虑一下。她想到广州一次，似可同意，如你也同意，请由中办或中组部答复她。”二十八日，汪东兴批：“同意，由中央办公厅办理。”

10 月 28 日 就《来信摘要》刊登的云南林学院 教授陈陆圻等十二人反映林业教育工作及该院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交教育部研处。”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方毅、陈永贵。来信建议以原北京林学院为主，适当充实调整，扩建为华北林学院，仍属农林部领导，列为教育部重点院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国家林业总局、教育部恢复北京林学院。

10 月 29 日 同意《关于全国科研成果展览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谷牧。

10 月 30 日 审阅刘西尧的信和周林关于北京大学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周林等同志宜早去北大，此件请各同志早些审阅，拟同意”。对报告中请示的问题分别作出批示：关于同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见面问题，“请方毅同志去，我在以后可去北大参观一次，时间要晚一点”；关于增强北大领导力量问题，“请东兴同志、吴德同志考虑”；关于北大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任命周培源 为校长、建立校务委员会问题，“我非常同意，这是一个重要改变”；关于对“四人帮”在北大的代理人进行处理问题，“应请市委迅速批复”；关于建议中央考虑解除中央报刊不登北大署名批判文章的规定问题，“可以同意”。并将信和请示报告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方毅、吴德、倪志福。一九七八年，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改名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

10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七年四十二号文件：中共中央八号文件通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现在，中央决定，增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编委会副主任。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为编委会委员。

△ 对《来信摘要》反映的四川维尼纶厂工程建设延期等问题，作出批示：“先念、秋里、谷牧同志：这样的事，计委、建委和主管的部要亲自过问，单靠省是不行的，如何，请考虑。”

△ 同意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就胡克实、黄昆 从英国发回的特急电中，建议批准中国科研人员在国外可以同以色列科研人员在一起工作、联名发表科研成果一事所写的答复意见。

10 月下旬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农林部、外交部《关于向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托尔伯特的农场提供援助的请示》报告，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常设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请示》报告，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体委、外交部《关于拟承担援利比里亚综合体育场项目的请示》报告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向马耳他提供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项目的请示》报告。

△ 将四川矿业学院 部分党员反映该院严重问题的信，批转教育部处理。

△ 同意教育部《关于在年内在京召开两个专业会议 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关于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

11 月 1日 听取洪学智、叶正大 、郑汉涛 的汇报。在谈话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要建立岗位责任制，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物质奖励还是要的，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搞计时工资，也搞计件工资。唐山煤矿 的经验是好的，他们一直坚持总工程师制度，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他们的奖金没有取消，一直照发。整顿国防工业，岗位责任制要赶快建立起来。没有岗位责任制，什么事都找党委，党委哪能管得这么多！工程师不顶事了，车间主任也没有责任了，总工程师也不签字了。质量问题那么严重，老出事故怎么行？以后飞机出厂，总工程师要签字，技术上要负责任。不建立岗位责任制，出了事故找负责的也找不到。有些质量事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判刑。在恢复制度方面，特别是岗位责任制方面，军事工业部门应该走在前面。工厂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研究所里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要恢复各种制度，恢复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责任制。要从工作需要出发，要很好研究，哪一些是需要的，赶快恢复起来。没有岗位就没有责任。现在质量那么差，总得有人负责，关键在建立制度。质量没有搞好，党委有责任，但总工程师管技术，应该把责任加在他身上，有职有权，出了技术问题就找他，惟他是问。要把制度恢复起来。要有人负责，要有必要的奖励。按劳取酬，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往往是青年出的成果多，发明创造多。要有奖惩制度，出了质量大事故要给刑事处分。好的工程师要放在重要岗位上，当得好，称职，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提级嘛！提级就涨工资。科学院把陈景润提为研究员，还提了两个副研究员，这在国外反应很强烈。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大家是一致的。不从制度着手，产品质量搞不好，事故消灭不了。你们国防工办要找各个部好好研究管理制度，特别是岗位责任制。要搞出一套制度来，彻底改变质量事故多的局面。

△ 审阅《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的修改稿，作出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先念、东兴、方毅同志审改后送请华主席审定。”十八日，文章以教育部大批判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1 月 2 日 在原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要求平反的信上批示：“如所述属实，没有其他问题，应予甄别作出结论。请中组部处理。”一九七八年十月，成安玉恢复原任职务。

11 月 3 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王浩 教授。在谈话中肯定他提出的《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并指出：一定要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政治学习的内容要精简，特别要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高等院校招考新生，除了一般考题外，还可出些较深较难的题目，只要他答得出，就不一定上一年级，可以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的甚至可以当研究生。科学领域总是后来居上，否则人类不能进步。过去我们有些方法有缺陷，不容易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有的人才甚至是外国发现了我们才注意到，有的是国内同行知道了，其他方面还不知道，没有给他创造条件。要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发现有前途的，要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早出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四人帮”也是形而上学，一进口什么东西，就说是“洋奴哲学”，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形而上学猖獗。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发展科学的方针，我们已经定了，即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们赶超的起点。但我们还要有具体的方法，要采取具体措施，不能光说空话。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又指出：按劳分配问题过去解决不了。现在看来还得按劳分配，必要的物质鼓励还是得要。今后全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

11 月初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关于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起草的《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送审稿）》和《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送审稿）》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看可以。”

11 月 4日 在原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要求分配工作的来信上批示：“戎的历史和入党后的情况都是清楚的，在政治上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入党时对他在阎锡山 处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有些缺点，但作了长期的财经工作。我建议他可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七八年二月，戎子和任全国政协委员。五月，任财政部顾问。

△ 同意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试验中心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

11 月 8 日 乘专列去广州。途中，同华楠 等谈叶剑英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

11 月 11 日 抵达广州。

11 月 14 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宣传小组报送的根据反映“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真相的内部情况改写的报道 和评论员文章 ，作出批示：“两件可用，但评论员文章与教育部文章内容重复太多，似可大大缩短。改后请华主席审查，我不看了。”

11 月 17 日 下午，和苏振华 、罗瑞卿等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 、王首道 等汇报。在谈话中说：现在肥料贵，农机贵，农民买不起，增产不增收，有时还要减收。用什么手段使生产成本降低？农业靠工业，工业要降低成本。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在谈到农村政策时指出：民主评分不能普及，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 ，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在谈到外汇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前，全国侨汇才三亿美元，现在广东就有四亿多。所以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把情况作个分析，如实反映情况，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比如，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又说：有位华侨对旅游事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说到广州，说我们的建筑大而无当，还说住房里不能放痰盂、不要设蚊帐，外国人不搞这一套。他说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用这些外汇进口大中型设备有什么不好？“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用旅游养旅游，无非是进口一些材料，盖点旅馆、餐厅，一二年就赚回来了。当然还要搞些飞机、汽车，修点道路，还要保障安全，也不那么简单。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农村没有财务制度，工厂同样没有。工厂没有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岗位责任制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了。这些制度是必须有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合格，检验员要签字。有的事是总工程师签字，有的事是总会计师签字，签了字就要负责任。开滦煤矿一直搞得很好，为什么？中央了解了一下，原来就是按劳分配制度一直没有变，奖励制度一直没有废除。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都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这些想法，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谈到口岸工作问题时说：你们是第一个口岸，然后才是上海、天津等地方。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三千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广东、福建还有个侨务政策问题，中央侨委建立后还要研究。在听完汇报后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11 月 18 日 上午，和苏振华、罗瑞卿等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 、向仲华 等汇报。指出：清查工作要好好抓一下，你们这里不是清水衙门。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 等好几个与林彪有牵连的人，问题比其他单位多，不能低估。跟着林彪犯错误的人，有的改变了立场，有的没有改变。清查工作要搞好，不注意会留下后患，也不能教育帮助干部。现在有错误的还可以改，滑过去了，至少少了一个改错的机会。“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很重要，但还要用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活人活事来教育人，从运动中可以了解干部、发现干部，可以看出干部思想作风的表现。运动没有搞透的要补课，有阻力的要冲破它。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军区党委要再好好抓一下，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先把问题都揭露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区别，才能按政策去办。在这个问题上，军区党委要注意打破顾虑。在谈到落实政策问题时指出：我收到金敬迈 的一封信，有人说他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至今不让他搞创作。你们要查一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 下午，和叶剑英等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局级以上干部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

11 月 20 日 回到北京。

11 月 22 日 审阅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科研津贴的请示》，作出批示：“拟同意。对他们还可以在住房等方面加以帮助。”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

11 月 23 日 就北京外语学校外国专家鲍勃·詹金斯反映该校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教学中的问题一事，批示刘西尧：“请你过问一下此事，或商同市委共同处理，看来主要还是从调整领导班子着手。”

11 月 23 日 、 25 日 和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在发言中指出：搞经济建设，我们的弱点是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低。要重视经济管理，要有一批管理干部，要在实践中选拔管理干部。管理干部不懂技术就不能管理。我们人才不够。从长远来说，要抓紧培养人才，善于发现人才，要选些中青年人。还指出：引进外国的东西，还是“一用二批三改四创”，首先是学会用。日本就是这样，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对质量问题还要提高认识，强调质量可以提高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粗制滥造，障碍我们前进，障碍技术进步。企业管理得好不好，产品质量应该是主要标准。从长远来讲，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将来要考虑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这个计划还有一点要注意，工业有这样的速度，农业速度不高，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的情况，但是农业达到百分之四的速度也不简单。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

11 月 24 日 审阅中国科学院《关于研制科学卫星、开展空间研究工作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我看是需要的。”并批送李先念。

△ 将《来信摘要》刊登的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第七〇八研究所一干部关于在大学里增设船舶建筑学专业和船舶经济专业的建议，批交教育部参酌。

△ 就《来信摘要》反映的原云南省副省长刘披云请求到教育部门工作一事，作出批示：“教育部党组酌处。”以后，刘披云担任云南大学革委会主任。

△ 同意于光远 在来信中提出的关于在科学技术协会恢复活动后选举中国科协领导机构的建议。

11 月 28 日 上午，和李先念听取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商谈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问题。针对有人提议将国务院政研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并一事，提出国务院政研室还是单独保留下来好，负责人可以兼两个单位的职。指出：名称就叫国务院研究室。还是你们这个班子。写文章，出资料。不适当的人淘汰掉一些，还可以吸收年轻一点的人，加以培养。现在能写作的多数人岁数都已经比较大了，要注意培养年轻人。政研室调来的年轻人也可以和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挂钩，研究所的有些活动他们也可以参加，扩大知识面。研究室的同志还可以和国务院各部委联系，搞调查研究。在谈到写文章时说：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他们讲上层建筑也是只强调“专政”的一面，只讲“专政”问题，但人民内部存在的极大量的问题不是专政，例如管理就不是专政。

11 月下旬 审阅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届大学生的学习年限问题》和《关于全教会 的筹备工作》的请示报告。

12 月 2 日 审阅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委员会关于应彻底清查林彪、邱会作 一伙在总后勤部大整中央领导人黑材料和大搞法西斯专政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我已电话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 ，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并将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还叮嘱秘书给张震打电话，要求“先这样办”。一九七八年二月，审阅总后勤部党委关于贯彻邓小平批示精神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的报告，并批送华国锋、中央军委常委各同志。

△ 晚，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八十寿辰举行的宴会。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路易·艾黎表示祝贺。在致祝酒词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宴会前，会见艾黎。

12 月 4日 审阅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关于清华大学今明两年招生的报告》，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 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 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席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 月 6 日 和王震、罗瑞卿、张爱萍、洪学智听取第三、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主要负责人吕东 、李成芳 、张珍 、柴树藩 汇报。在谈话中指出：有两个问题可能拖我们的后腿，一个是管理水平、技术水平问题，另一个是农业问题。我们管理水平低，技术力量不够，科学跟不上，原材料过不了关，这怎么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做到“红”不难，但做到“专”很难。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要解决农业问题，就有一个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机械工业要武装农业。农业机械要质量好、价格便宜，要有配件。发展工业、农业都要有具体措施，光讲空话不行，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要承认自己不行，有些人专搞形而上学，什么都自己第一。二十年代我出国就是坐的五万吨邮轮。风庆轮一万吨还没过关就吹起来了。江青责问我，我就和她辩论 。我们工业潜在能力很大，就是没有组织好，科学研究跟不上。要进行专业协作，要组织好。各地不要搞全能厂，哪些技术要引进，要研究。在解决领导班子和抓运动的同时，要结合任务考虑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要以民养军，电子工业也应如此。管理人员太多，多余的人员可以到生产第一线去。外国的工厂人员构成是七八个技术人员、一两个工人。我们有的工厂八个工人，只有一个技术人员。技术人员队伍要扩大。有些军工厂可以接受一些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抓质量问题。使用部门有军代表制，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不合格的产品是最大的浪费。

△ 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作出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12 月 7 日 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干部问题、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报告稿的修改问题。

△ 晚，和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听取刘光涛 、杨易辰 、张林池 等汇报黑龙江情况，并就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等问题发表谈话。

12 月 10 日 同赵紫阳 谈话。指出：只有政策才能管得长、管得宽。要把现有政策，特别是农村政策理一下。

△ 将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书记邓旭初、副书记张寿关于想来京汇报该校体制等问题的来信，批转刘西尧：“请教育部一位负责同志同他们一谈”。

△ 将分配在辽宁的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届学生代表就“回炉”问题遇到的阻力及问题的来信，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研究。

12 月上旬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第五机械工业部、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接待巴基斯坦军工代表团的请示》报告。

12 月 16 日 — 18 日 接待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就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与邻国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十八日上午，在会谈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的战争不断，说明战争不可避免。这是由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规定，我们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包括第二世界的力量，反对两霸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能把战争推迟一点有好处。如果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搞好了，战争就可以延缓。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战略上有绥靖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有绥靖主义。要延缓战争爆发，就不能搞绥靖主义。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对日本是有利的，可以改变日本的形象。

12 月 19 日 下午，和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参观全国农业机械化展览，先后观看农机操作表演和农林牧副渔业机械、小水电站设备等展品。参观前，在听取农机产品的介绍时指出：农机产品的质量要好一些，消耗要少一些，成本要低一些。搞大生产不一定是大厂，而是许多厂协作，又快又省。参观中指出：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机器造出来，两三年就坏了，那怎么搞机械化呢？在陪同人员汇报根据邓小平指示正在整顿水稻插秧机的型号时说：我说水稻插秧机是举个例子，其他机器都要这样。不搞“三化” ，就不能大批量生产，不能降低成本。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产品批量还小，要大批量生产，可以组织起来，搞专业化协作，能降低生产成本。在参观耕作机械部分时说：资本主义国家拖拉机配了很多农具，我们拖拉机搞运输多，说明搞耕作的利用率低。资本主义国家配套农具对我们适用的可以引进仿造。

12 月 20 日前夕 和李先念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指出：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集中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少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纠缠历史问题，算历史旧账，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

12 月 20 日 在一封申请去美国投亲的来信上批示：“这类事今后会多起来，特别是华侨，要求家属出国，我倾向放宽政策，利多弊少。”

12 月中旬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李懋之关于创办国防科技大学问题的信，作出批示：“瑞卿、杨勇、爱萍同志阅。请爱萍参考。”

12 月 23 日 阅北京市第八中学介绍该校提出的新校风草案的来信，作出批示：“请教育部研究，可以征求一些人（或学校）的意见。能规定几条当然好，但要恰当。”

△ 就北京航空学院一副教授来信反映高考数学题过易一事，作出批示：“我也有所闻。请教育部协同北京市调查一下，如何补救。”

△ 上午，阅中共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简报后，觉得对文件的讨论不甚集中，委托秘书告罗瑞卿：会议的九个文件，要好好讨论。

12 月 25 日 阅王其梅 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作出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 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为王其梅平反并落实政策。

△ 将反映国家海洋局第五研究所揭批“四人帮”运动和科研生产中的问题的《人民来信摘报》，批转方毅、李昌酌处。

12 月 26 日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在谈话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家劲头都来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还指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毛主席考虑、观察了几年。过去是讲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有个中间地带——亚非拉。后来，看到一个中间地带不够，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即发达国家。这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它的对外政策变了，不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了。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西欧、日本有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这年四月间，毛主席决定让我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主要是让我去宣布三个世界的思想。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新的战略规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 阅哈尔滨工业大学部分工作人员的来信，就信中建议迅速配备新的领导班子一事作出批示：“请教育部了解，必要时，可将此件转请黑龙江省委协同处理。”

12 月 27 日 — 29 日 出席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于一九七八年春在北京召开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2 月 28 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全体会议 并讲话。在讲到整顿领导班子问题时指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今后配备领导班子，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国际形势是好的。战争可能延缓爆发，我们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还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考虑到战士复员到地方工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战士的教育训练就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谈到纪律问题时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在谈到团结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致函罗瑞卿：“关于军办工厂问题，同意保持原文 ，不作更动（多年证明军办工厂害处不小）。关于办教导队问题，宋时轮同志同我谈过。他说如办教导队，在校人员会增加二十多万，此点值得注意，是否改活一点。”“如何，请同大家再研究一下。改好后，请送叶副主席 最后定稿。”

12 月下旬 同意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全国技工学校计划、管理工作划归国家劳动总局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外交部《关于邀请外国语言学者、教师来华短期工作的请示》报告。

12 月 31 日 同意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示报告》。

△ 晚，出席国务院办公室为外国专家举行的元旦招待会，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来自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和夫人致以新年祝贺和问候，并致祝酒词：各位专家和朋友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各位专家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希望你们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同时我们欢迎朋友们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坦率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中国同志一定要努力学习外国专家们的好的经验和长处。 ZXO3ubNvL7AnX5o6S0f3dT72fbWn0pjg8ExkVrfcegd77hCWxPiX6dOEFHRNka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