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草原和海洋

考古、文献和神话，各自揭示出我们历史认知的一部分来源。但考古告诉我们的知识过于晚近，很多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而文献和神话又都不完全可靠。那么东亚历史发展有什么可被信赖和理解的模式吗？我想提出一个视角，是从东亚的地理出发去理解。

海洋、陆地、河流、高山等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昭示着一个地区可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东亚世界的经济生态，是受其地理形态影响的：东边是宽广的太平洋，西部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南部的高山丘陵通向中南半岛，北部土地则连通寒冷的西伯利亚。其中，和我们最为相关的三个地理要素，是平原、草原和海洋。

东亚三国传统上都以农业为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关注点都在平原地带。20世纪30年代，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发现，中国的人口和疆域的分布，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不均衡状态。如果从东北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连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线的东南，约占中国疆域40%的部分，集中了中国96%的人口；而它的西北，约占中国60%的土地上，只分布了4%的人口。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

这条线的解释其实不只是人口分布。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是适合农垦的平原地带（也包括东北地区的森林、南部的山地丘陵）；以西，则主要是草原、高原和沙漠地带。东部人口稠密，城市集中，交通网络发达，商品经济也更为繁荣；西部人烟稀少，生产方式也以游牧为主。

无独有偶，在和胡焕庸差不多同时，一位美国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界线理论。只不过他提出的分界线，是长城。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演进，就是农业区与游牧区的长期互动与争夺，这种互动是沿着长城线展开的，北部是游牧草原区，南部是农业平原区。

两种理论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启发性，即多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东亚大陆多元的生产、生活模式，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族群，各自发展出适应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政治组织方式。其实，各个族群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拉铁摩尔曾长期考察长城沿线，他就发现，在农耕和游牧交错的地带，人们的身份也会调整变化，有时农耕人群会转而游牧，有时游牧人群又会转而农耕。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大陆上的族群，往往不是血缘或者宗教性的团体，其包容性和灵活性，要大于其排斥性。

如果我们把视野更扩大一些，扩大到西太平洋，就会发现，东亚大陆外沿和其他大陆很不一样：一连串的半岛和岛屿包裹着大陆东岸，它们与陆地的距离不算太长。从北部的库页岛、千岛群岛，到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再到东南方的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再到南方的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爪哇，以及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第一岛链”，这个更多用于军事地理的名词，其实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东亚世界频密的海上交流。从黄海、东海到南海，东亚世界的居民，尤其是沿海地带的居民，从来就不缺乏探索海洋的热情，其商贸网络，很早就把海岛、半岛和大陆上的人与物有机串联了起来。东亚海洋网络，日后又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与印度洋商贸网络融合在一起，成就了沟通欧亚非的海上丝绸之路。

把平原、草原和海洋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东亚如此多元的环境和社会状况，为什么会产生出许多共享的文化产品和精神价值。而不同的文化和精神，又在各自的环境和社会中，生发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变体。

举例来说，中原地区的政治地理构想，与依靠山川河流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极密切的关系。所谓“九州”的理想政区想象，最早产生于《尚书·禹贡》。同时，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度，又设想出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差序格局。这些制度实践，到了秦实现大一统、汉独尊儒术、郡县制度逐渐取代封建制度之后，衍生出中原王朝强调九州一统、崇尚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到了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时候，统一新罗也在疆域内划分九州。

再比如，产生于南亚的佛教自输入中原后，逐渐与儒家和道家相互吸纳，演化出汉传佛教的几大宗派，逐渐本地化了。而在西藏，佛教又吸收本地的苯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逐渐形成藏传佛教，它后来与草原政权深度结合，在13世纪之后成为对内亚草原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同时，汉传佛教又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于新罗和高丽时代，成为朝鲜半岛的主导信仰，催生出璀璨的佛教文化，产生了以佛国寺、石窟庵、《高丽大藏经》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等流派，一方面吸纳中国影响，同时也深入到日本社会的每个层面，更与贵族政治集团深度融合，是中世到近世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所以，平原、草原和海洋之间，是紧密沟通的，不但物产上互通有无（比如农产品、铁器、马匹、食盐），而且产生于一个地域的理念、实践和价值，也会传导到另外的地域，又在当地生成更适应本地情况的新的理念、实践和价值。比如，儒家典籍流布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科举制度和皇权观念，也就被朝鲜半岛和日本有选择地接受并改造。中原地方的科举，自隋唐时代产生，到明清达到成熟，成了选拔官员的重要手段。朝鲜半岛的高丽和朝鲜王朝，也借鉴了科举制度，但又和中国的科举很不相同，它严格规定了应试者的社会阶层，在科目上也有所创新。日本则在奈良和平安时代借鉴过唐代的科举制度，但时间不长，就因为贵族势力过于强大，而废止了。

蒙古帝国时代，平原、草原和海洋，都发生了巨大的震荡。欧亚大陆两端，通过陆上交通线和跨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物质、思想、宗教、艺术，甚至疾病，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在元朝，来自欧洲的旅行家和商人、来自阿拉伯的学者和官员、来自中亚草原地带的僧侣，共同塑造了全新的世界想象。正是马可·波罗对这个时代中国的描述，刺激了欧洲人对东方财富的求索，导引出后来的大航海时代。

在东亚世界，半岛上的高丽王朝遭受蒙古入侵而臣服，成为元朝属国，高丽贵族和蒙古贵族之间相互通婚，文化上也有蒙古化的趋向。为了东进日本，忽必烈在1280年设征东行省于高丽。但他的两次进攻，均因为遭遇台风而失败。日本经过此役，认为国家受“神风”的保护，后来在二战中，美国的军队进攻日本本土时，日本还把执行自杀任务的飞行员，命名为“神风”。

蒙古东侵日本，给日本沿海一带的岛民带来巨大损失。这些失去生活依靠的岛民于是组织起来，劫掠大陆沿海一带，这也是困扰明代的倭寇的起源之一。

明朝将元逐出中原后，与退居草原的蒙古政权既有战争，也有贸易。平原和草原之间的互动再度沿着长城线展开。而在半岛，祖上曾经几代担任过元朝达鲁花赤的望族之后李子春，归附了高丽王朝，其子李成桂为高丽击败过北元、女真、红巾军和倭寇，战功显赫。但因为反对高丽禑王以明朝为敌的政策，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新政权，国号朝鲜。明代东亚的世界格局，也就基本成型了。

十分笼统地说，这个世界格局，是一个以中原的明王朝为“中华”的“天下”秩序。这个秩序在理想上，是以儒家等级建构的：统一的明朝是域内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市场和财富集散地。周边出于各种需要，不同程度地承认差序格局，并在朝贡制度安排下，以各种名义从事多边交往和贸易。和清朝不同，明朝中央的直接行政统治区域，并不及于今天中国西北、东北、西南的许多地方，也不包括台湾。虽然有着边贸和政治联系，明朝在多数时候，仍视北方统称蒙古的游牧政权为敌手，并对东北女真诸部和西南土司实行“羁縻”管理。永乐至宣德年间的国家“探险”活动：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十巡奴尔干都司、陈诚五使西域，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蒙古时代的世界想象，亦构建了基本的对外联络图景；东南沿海居民对“南洋”（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开发，也从小说家笔下流露；陆路和海上交错的贸易网络，将东亚与中亚、印度洋、欧洲、非洲、美洲相联通。

中原之外，一些政权（如朝鲜、安南、琉球）引入儒家礼制秩序、或多或少接受中原的领导地位。朝鲜是最典型的例子，它从创立之初就奉明朝为上国，使用明朝正朔，引入中原典章制度，意识形态上恪守理学思想，内政和外交实践上也严奉礼法规范。但接受以中原为坐标的等级次序，并不意味着朝鲜在自我贬低。在某些时候，朝鲜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代表，仅仅体量稍小而已。我们可以从15世纪初朝鲜人摹绘的一幅世界地图中略窥其自我定位。《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今天所知朝鲜最早的世界地图，表现了从东亚到非洲的广大疆域，涵盖当时已知的世界。它结合了元朝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天台僧侣清濬的《混一疆理图》、朝鲜使臣从日本得到的日本地图，以及朝鲜制图师自己制作的朝鲜地图。图中虽仍把中原放在偏中的位置，但面积要缩小很多。朝鲜居极右，但面积几乎像最左边的非洲大陆一样大。至于近邻日本，则只是半岛南方的几处小岛。

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也接纳“中华”和“天下”的坐标，但政治上并不奉明朝为上国，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在16世纪之前已经广泛吸纳了汉字、佛教等外来文化，但仍保持着自身政教制度的独特性，在多数时间内采取游离于中国的立场。其思想中还有非常强烈的本土神道的影响，以日本为神国。它认同等级次序的存在，但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等级上是次一级。

火器到来后不久，基督教就随着贸易来到日本和明朝。通过和来亚耶稣会传教士的接触，明朝和日本一些士人对“天下”之外的世界有了初步了解，很多人认识到，至少在地理上，所谓“天下”只是地球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以明朝为“中华”的“天下”，仍是当时大多数精英确认政治文化身份的重要参照系。

这套体制维系了二百多年。直到16世纪末，旧格局被打破，新格局重组。地缘格局重组的第一波震荡，来自海洋。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力图打破以中原为中心的参照系。东亚格局震荡重组的第一波，就要从他发动的侵朝战争讲起。 M4/rhshu4cg5J0868794ZUE2cmhEKg1n6jlj6WR0cMCUrYO2AEmlRNIb2Jc+yt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