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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东亚/亚洲并不是一个天然就有效的分析单元，那么有没有一种历史叙事，是讲述这一区域究竟“是什么”的？说没有，肯定是不对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塑造着自己的记忆，记录下自己的过去，以映照当下和未来。记史的传统，在东亚几个国家里都特别发达，这点，和南亚世界非常不同。这倒不是说印度没有历史，而是说，印度次大陆的记史传统和宗教密不可分，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更多是宗教性的，学者需要非常努力地从这种叙事传统里，梳理出我们今天认为是“历史”的东西。
尽管东亚记史传统很悠久，可学过历史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和对过去的记录，并不是一回事。人们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怎么记录，怎么解释，记录是否保存，能否流传开……其实既有书写者的主观选择，也有后世人的选择，很多时候也需要一些偶然的条件。一些激进的批判性历史学家甚至说，所谓历史，其实和虚构性的小说或者神话，性质没有太大不同，都是一种叙事策略而已。
这当然不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认知，不能够仅凭借历史文献这一种媒介，还要综合考虑考古所发掘的实物，以及神话和口传记忆。把文献、考古和传说综合起来，才能比较立体地把握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成果。探讨东亚“是什么”，其实就是探讨东亚人群的某种具有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所有历史，都有至少两个面向：一个是过去发生过什么，另一个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和认知。这两者同样有价值。
如果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看，今天东亚世界的产生，首先是在大陆上的。
在今天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上古人类活动的遗存，属于几万到几百万年前的所谓旧石器时代。而到了新石器时代，东亚大陆更是如满天星斗般，出现了很多比较成熟的人类文化遗迹。最为知名的，比如大汶口、红山、仰韶、马家窑、龙山、良渚等等。其中较发达的区域，已经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陶器等，上面的装饰和花纹美轮美奂，有的符号还可能是文字的雏形。良渚文化的年代，被断定为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其古城遗址极具规模，在201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但这些文化遗址，大多是在20世纪才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之前，它们并没有成为住在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那么文献呢？文献依靠文字记录，最早的文字就成了我们追溯文献起源的地方。已知东亚最早的文字，是发现于中国河南安阳地区的殷商甲骨文。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古文字了，主要内容涉及占卜、旅行、气候、战争的记录，我们已经可以从中获取到非常多的关于殷商贵族政治、信仰以及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与传世的历史记录，比如《史记》中的某些记载相互印证。从甲骨文之后，中国汉字的发展系统就比较明确了：由西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具上的金文，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自不同的六国文字，然后秦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再到汉隶……汉朝之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辐射周边，今天的朝鲜半岛、中南半岛、日本列岛，逐渐开始采纳汉字作为本国文字。古代东亚世界最为通用的文字字形，就此奠定，至今变化也不大。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有些和甲骨文还很接近，足见这一文字体系拥有强大的延续性。
但是，甲骨文其实曾经被长期遗忘，它也不在20世纪之前东亚人的集体记忆之中。1899年，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发现了一些刻在龟甲、牛骨上的符号。出于对古文字学的敏锐，他判断这可能是一种古代文字。我们更为熟悉的一种说法，是说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被当作药材出售，然后被生病的王懿荣在抓取的药材里看到。究竟是不是这样充满戏剧性，不得而知，因为就在次年，八国联军入侵，王懿荣自杀殉国了。“甲骨文”这个名字，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确立下来，距今也就一百年而已。
也就是说，将甲骨文确认为东亚最通行文字的古代起源，其实也是很晚近的事。而既然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起源又是什么呢？会不会像一些学者提出的，是由大汶口或者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目前我们有的只是理论假说，要形成公认的看法，还有待新的发现。
但甲骨文的发现，对历史认知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直接证明了正史中所载商朝的存在。在发现甲骨文之前，按照现代历史学科的定义，中国能够以实物证明的最早的朝代，仅是周朝。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商朝是存在的，那么中国历代史书中记录的夏朝，是否也存在呢？这就是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了。如果夏朝存在，它的考古证据在哪儿？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现代科学认定的考古证据——这条标准本身是由欧洲学者在19到20世纪提出的——是否就能够说夏朝肯定是虚构的？在这里，“过去发生过什么”与“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就出现矛盾了。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往往充满了古代与现代、民族情感和科学理念之间的纠结。
那么传说呢？我们今天认为是传说的东西，当然只能存在于认知层面，因为它已经是不可考的过去，甚至可以明确被认为是虚构。在中原文化中，最著名的起源传说之一，就是黄帝。自春秋战国以来，他就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史记》以轩辕黄帝的故事开篇，奠定了其华夏始祖的地位，后世更为黄帝赋予各种各样的功能，成为道家的神仙，或者中医的源头。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黄帝被当作是一个能够折射古代文明演进的某种集体记忆符号，而不是一个实在的个体。当然，近代以来，黄帝也被赋予了民族主义意味，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象征，这种意义转化，在东亚世界是普遍存在的。
让我们暂时离开中原，来看看日本。前面曾提到过，关于古代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是中国的史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曾记载，倭人在汉时派使臣前来朝见。倭人有百余国，派使者前来的有三十余国。《后汉书》提到，光武帝时（公元57年），倭人请求朝贡，光武帝曾赐给他们金印。两书都详细记载了那里的风俗、政治、经济状况，比如说“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书中还记载，在东汉桓帝、灵帝之间，倭国大乱，后来出了一个叫卑弥呼的女王，所都在“邪马台国”，这位女王：
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
就是说这位女性具备神鬼的能力，不结婚，治理国家有她的弟弟辅佐。即位之后把自己藏起来不见人，只有一个男子负责给她送吃的喝的，并传达号令。
这是文献中的记载。但文献记载有多可靠呢？1784年，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夫在九州的福冈整修农田时，挖出了一方金印，上面以阴文镌刻着“汉委奴国王”这五个字。“委”就是“倭”字的简化写法。这方印的真伪，很快引发日本学术界的争议。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到了今天，多数学者认定，这方印是真品，很可能就是史书中汉光武帝所赐授的金印。这是日本列岛政权与中原政权很早就已开始正式交往的明证，文献与考古在此对应上了。
今天的考古学者谈及日本的上古文化，会首先提到“绳文时代”。这是大约1.5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的漫长岁月，涵盖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绳文时代后期，日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出现了房屋、聚落，以及大量的陶器和人偶，可能和贮藏与祭祀有关。有意思的是，典型的绳文人偶上，脸和身体部位都装饰有花纹，让人想到中国史书上“黥面文身”的记载。
但“绳文”这个命名，却不是来自日本人，而是来自一位19世纪的美国学者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S. Morse）。他在1877年发现了一组陶罐，以“cord-marked”来命名，随后这个词被翻译为“绳文”。所以，和甲骨文一样，日本文化的上古起源，是很晚近才创造出来，进入人们的记忆的。
绳文之后的弥生时代，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3世纪左右，这是日本列岛整体进入农耕社会，政治势力逐渐发展形成的时代。也是在这个时期，倭国（包括邪马台国）开始出现，并且和朝鲜半岛及汉朝开始了交往。弥生时代的出土物，包括了明显来自东亚大陆的青铜器和铁器（比如铜镜、剑等等），从大量出土的武器和人骨，也可猜测这一时代战争频仍，政治纷争不断。邪马台虽然读音很像Yamato，即后来的“大和”，但它是否就是后来大和政权的源头，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过了好几百年，到了公元8世纪，已经和隋唐有了深度交往的大和王廷，开始编纂国家史书，梳理天皇神统，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官修史书，都以神话开篇，构筑了日本神皇系统，被合称为“记纪神话”，后来也成为日本神道教的重要文献。和中国的黄帝传说不同，日本的天皇直接和创世神话相连，而皇室的始祖，被追溯到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有个脾气顽劣的弟弟素戋呜尊，他到处捣乱，逼得姐姐躲进天岩户中拒不出来，此时天地一片黑暗，诸神只好以八咫镜和八尺琼勾玉引诱天照大神出洞，重新将光明带到天地间，并且放逐了素戋呜尊。后者来到出云国，斩杀八岐大蛇，从蛇身上得到天丛云剑。
后来天照大神命她的孙子从天降临到苇原中国——也就是神话中的日本，授予他三种神器，正是八咫镜、八尺琼勾玉和天丛云剑。而日本天皇世系中的第一位，神武天皇，就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五世孙。
混杂着神话的历史，在特定年代，成为历史本身。我们知道，日本天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完全没有实权，连象征性都没有。但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知识精英，从神皇世系的神话中推导出日本独有的政治文化资源，以天皇为日本国体，将神道与帝国政治深度结合。他们不但将神话当作历史，也把现实当作神话再现。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占领军主导下修订的日本新宪法，才明确规定天皇是象征性元首，不再具有神格意义。
朝鲜半岛上，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也有不少陶器遗迹，其形制与同时代中国东北和日本发现的陶器有明显的相似关系，从公元前8000年到前1500年的这段考古期，被称为栉文土器时代。“栉文”，即用木梳状的工具刻出花纹。之后的公元前1500年到前300年，被称为无文土器时代，农业生产开始在半岛兴起。
“朝鲜”一词，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相当密切，《尚书大传》《史记》等典籍中曾有商末贵族箕子，在武王伐纣之后，带领遗民东迁，建立朝鲜半岛上最早国家的记录。此古朝鲜政权，后来被汉朝逃将卫满推翻，建立了卫满朝鲜。汉武帝东征，灭卫满朝鲜，建汉四郡，其范围在今天辽东、吉林南部，以及朝鲜半岛北方。而在朝鲜半岛南方，则有统称为“三韩”的部落联盟国家。
汉四郡衰落后，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唐朝联合其中的新罗，打败了劲敌高句丽，半岛由新罗完成一统。此后则有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均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在崇奉朱子理学的朝鲜王朝时代，为了强调文明正统，史书中一律将朝鲜国家的起源，追溯到箕子，认为是箕子把后来孔子所崇奉的那种文化带到了半岛上。那时很多文人来到平壤，都要祭拜设立在那里的箕子陵，并撰写歌颂他的诗文。
但到了殖民时代，民族主义兴起，这种“外来民族”传来“事大文化”的叙事，被逐渐抛弃。民族主义史学家找到13世纪僧侣一然编纂的《三国遗事》，把最早出现在其中的檀君神话，当作半岛国家的源头。根据《三国遗事》中的传说，帝释桓因（也就是佛教传说中的天帝）的儿子桓雄下凡，与熊女结合而生出檀君。他建立的国家，被称为檀君朝鲜。
在今天，檀君朝鲜是朝鲜和韩国两国官方认定的信史。韩国很多报纸上，一度采用檀君纪年，以传说中檀君建国的公元前2333年为起点。而朝鲜更是在1993年宣布，于平壤附近发现一男一女两具遗骸，经科学测定来自于5000多年前，是檀君夫妇的遗骨。檀君陵因此也成了朝鲜的国宝。曾经非常重要的箕子陵，则早已荡然无存。
再一次，神话和历史相互纠缠，塑造了现代人的集体记忆。不难想象，这种历史记忆的塑造，其实永远也不会完结，将来还会有新的记忆加入进来。文献也好，考古也罢，在特定的历史需求之下，都可以是神话来源的一部分，甚至它们本身也是由“现代”所带来的新的神话制度。因此，我们今天的自我认知，我们所以为的传统，其实也是人为构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