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其族裔构成都是多元的。不过分类方法不尽相同。比如美国，其官方常用的族群分类是：白人、非洲裔、西班牙语裔或拉美裔、亚裔（有时还加上太平洋岛民）、原住民等等。也就是说，除了“白人”这个词是特指肤色，其他都跟地理挂钩。那么，为什么白人不能说是欧洲裔？还有，非洲裔其实是指黑人，可是美国黑人大多数跟非洲已经毫无关系，而来自非洲的美国人并不都是黑人，为什么还要把黑皮肤和非洲画等号呢？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特别奇怪的分类，即把地理与特定的人类特征等同起来。
亚洲也是一样。在欧美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它是一种特质，一种不变的特质。
从18、19世纪开始，亚洲被当作欧洲的反题，成为“文明”的反面。那么顺理成章地，当所谓文明的诸种病征显现，这个亚洲又莫名其妙地被赋予一种拯救性。物质过剩了，就到印度宗教里寻找“灵性”；城市生活空虚了，就到西藏雪原皈依“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亚洲反题”不光是愚昧、落后、封闭、保守，它也可以是落后得很浪漫的，保守得很坚忍的。停滞的“亚洲”与浪漫的“亚洲”貌似矛盾，却相辅相成：因为是停滞的，所以千万别变化，停在那里最好，否则就被破坏了、被污染了、被现代荼毒了。这个时候，亚洲成了一种怀旧的创意、异域的乡愁。当然，这种创意和乡愁跟现实或历史并无联系，而且它无关欧亚，更无论东西，“亚洲”不过是“现代”人集体发明的另类“传统”。很多时候，真实的历史被这种虚构的“传统”取代了。
文艺作品中的这种拯救式反题比比皆是。汤姆·克鲁斯主演过一部电影——《最后的武士》。它以日本维新时期，明治政府与西乡隆盛之间的斗争为蓝本，力图表现日本武士对荣誉和传统的殊死坚守，和对非人化的工业文明的悲壮抵抗。汤姆·克鲁斯扮演的美国军官，因为目睹现代化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而迷失自我——铺陈了“现代病”的母题。他被请到刚刚开始维新的日本，帮助训练新式军队。而维新政府的第一批敌人，则是一群由胜元盛次领导的、拒绝西化、护卫传统的武士。当然，和许多好莱坞电影一样，代表现代文明的美国军官，最终被代表东方传统的武士们感化，自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又是一起学剑道，又是借此找回了自我……尽管工业化的枪炮最终把武士们无情碾碎，但英雄片嘛，一定是需要悲情才有英雄的。
影片里，现代和传统的矛盾焦点，在于“火器”。火器代表工业文明，而拒绝使用枪炮，则代表武士高贵的荣誉感。有段美国军官和英国记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点睛：
记者：胜元从不屈尊俯就（dishonor）使用火枪。
军官：他不用火枪？
记者（笑了笑）：要知道对那些老派家伙来说，胜元是个英雄。
传统与现代的挣扎当然可以是表现主题，不过这种挣扎无论如何也跟用不用火器不搭界。实际上，火器在16世纪后期就风靡日本，不要说武士阶层，就是更高阶层的大名们也对各种新枪械趋之若鹜。
1543年，一艘从明朝驶出的走私船遇到台风，漂流到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船上除了明人五峰（即著名的“海盗”汪直）外，还有几个被日本人称为“西南蛮种”的葡萄牙海员。当葡萄牙人向岛主种子岛时尧展示了名为“铁炮”的火绳枪后，立刻引起时尧的极大兴趣。他以重金买下两支枪，并虚心求教制造技术，“朝磨夕淬，勤而不已”。种子岛制作的火绳枪迅即声名远播，所谓“一发而耸动于扶桑六十州”，而且“复使铁匠知制之之道，而遍于五畿七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种子岛”（Tanegashima）就是日本火绳枪的名字。
时值日本战国时代，群雄并起，大小火枪迅速批量生产并装备于各大名的军队。日本人还对枪械多方改进，并逐步完善了战术战法。火器的使用大大改变了日本政治生态，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统一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但如此，丰臣秀吉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时，日军也是因为有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同在东亚，明朝的军队整建制配备火枪，更是远早于日本；从葡萄牙人那里引入并改进的佛郎机炮（一种早期滑膛加农炮）多次在战场应用。朝鲜陆军虽弱，海军的火器配备则优于日本。三国在早期热兵器使用上，完全站在世界前列。很难想象，在你死我活的战场，有谁会放着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不用。一个基本常识是，军事需要总是人类技术革新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可见，说火器有违传统精神，为日本武士所不齿，满足的不过是好莱坞对东方的香格里拉式幻想。这里的亚洲“传统”貌似正面，但仍是把西方和东方按照时间序列对立起来，把传统和现代做一个非此即彼的价值区分。在资本席卷全球的今天，这种东方主义浪漫也同样被一些东亚人内化，他们以自我香格里拉化的方式，参与到把自身打扮成异域的努力中去。
因此，谈“发现东亚”，如果只是要去发明一些东亚的“特有”的“价值”“道德”“传统”，那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最根本的二元对立逻辑。我们努力的方向，应是回到本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脉络中，来探讨东亚的“现代”演进。
比如，我们不应先预设“日本武士精神拒斥火器”的文化本质主义观点，而应问为什么日本在16世纪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火器装备，但却没有保持到19世纪。“精神”无法解释变化，相反，精神本身是随经济、社会、政治的演进而变化的。
在16、17世纪，火器的掌握足以改变战争进程，因此任何政权都需要保证对这种高效武器的绝对控制——这和今天的国家严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一个道理。统一日本后的丰臣政权和德川幕府，最担忧的事情，莫过于各大名割据一方、拥兵自重，重蹈战国覆辙。因此丰臣和德川都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大名的财力、军力。在武器制造方面，严格限定枪械作坊的数量、所制造枪械的数量，以及可以配备的军队数量。日本在江户时代承平两百多年，不但大规模内战没有再发生，而且在驱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外部威胁也大大降低。大规模枪械生产的经济环境和安全需求都不复存在。结果，不但制枪匠人日益稀少，生产的少量枪械也朝着精美而非实用的方向发展。
美国历史学者诺埃尔·佩林（Noel Perrin）就此写过一本小书《弃枪》（ Giving Up the Gun ）。它特别有启发性的一点是：我们长期以来总认为历史是有个特定方向的，即由后进到先进、蒙昧到科学、低级到高级，可历史并不按照这个有特定目的的线索展开。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在发展了许多技艺的同时，也抛弃了更多技艺。历史的演化形态不由我们规定，任何一种现象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要解释现象，必先解释产生它的环境。
就火器而言，它是“东亚现代”开端在技术方面的一个指标。枪炮在本地区的应用，推动了东亚权力格局的一系列大震荡，一个新的时代由它间接引入。
那么，火器传入前的“东亚”是什么样的？如果欧洲人眼中的东亚是本质化的、带有偏见的，那么东亚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否更准确呢？接下来的两节，我们就来非常简短地梳理一下，怎么理解“现代”到来之前的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