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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学过英文的中国人，都知道China是中国的英译。而任何学过汉语的英美人，也都知道英语中的China，在汉语中叫“中国”。但是，这两个词，其实意思并不一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好多国家的国名来自于音译，比如France是法国，America是美国，Mexico是墨西哥，Canada是加拿大……可是中国为什么是China？与此类似，为什么日本，日语念作Nihon或Nippon，翻译成英语却是Japan，而韩国（Hanguk）或者朝鲜（Choson），成了Korea？
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一词，出现在西周的一件青铜器何尊上，其中有一段铭文写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翻译成白话就是：武王推翻了商朝，于是昭告天下说，我以此地为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
所以最早的“中国”，指的也就是王廷所在的都城，并不是整个国家的统治区域。而“中国”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国名，其实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那么，古代中国人怎么称呼自己的国家呢？
假想一下：你生活在古代——比如明代吧。一天，打西边来了个神父，向你打招呼：“你好，我是葡萄牙人。”你怎么回答呢？你多半不会说“你好，我是中国人”，而会说：“我是大明国人。”因为那时，“中国”还不是国家的名称。清朝以前的更多时候，“中国”是指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中原”地带，有时也指相对于“夷狄”的“华夏”集团。
那么，假如你生活在高丽王朝时期的朝鲜半岛呢？同样，你会说“我是高丽人”，而不会说“我是朝鲜人”或“我是韩国人”。如果你是位战国时代的日本人，你大概有了“日本”作为列岛上大大小小政权/分国总称的意识，会说“我是‘霓虹’（Nihon）国人”。但是葡萄牙神父可能会有些恍惚，因为他只听说过“Cipangu”或者“Jepang”，很难和“霓虹”的发音联系起来。
“中国”这个词出现得很早，但用来称呼我们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东亚多族群国家，是晚近的事情，否则黄遵宪、梁启超等也不会感叹中国有国无名。这个要仔细说起来，怕是几本书都说不完。我们只需要记得一点，那就是“中国”是个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就像它的幅员、人口和族群一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观念，来理解中国，可中国以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也不过就是一百来年的事情。说“中国历史悠久”，当然没问题；但要注意，悠久的这个主体，其实在每个时期都有差异，不能拿现在我们有的（或没有的），去套这个不断演化中的主体，否则会时空错乱。同样的道理，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今天朝鲜半岛上有两个国家实体，朝鲜和韩国。“朝鲜”来自半岛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1392—1897）的名字。开辟王朝的李成桂拟了两个国名，拿给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选了“朝鲜”。而再往上追，则来自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半岛北部国家“箕子朝鲜”及“卫满朝鲜”。一般认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韩国”一名源自半岛南部、中国史书中统称为“三韩”的古代部落国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王朝脱离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曾短暂改国名为“大韩帝国”。二战后南北分裂，两个国家都宣称是半岛唯一合法政权，互不承认。因此韩国称朝鲜为“北韩”，朝鲜称韩国为“南朝鲜”。是朝还是韩，有着强烈的政治含义，不能用错。汉语中有时会看到“北朝鲜”或者“南韩”的误用，其实无论南北都不这么说。
和半岛国家一样，早期日本的历史，是记载在中国史书上的。日本列岛政权和汉朝接触时，自称为Wa，汉廷以“倭”字表记。这个倭，只是当时列岛诸多小国之一。他们后来觉得“倭”字不雅，改为“和”（Wa），并以“大和”（Yamato）为名。大约7世纪前后，大和势力北扩至本州北部，改国名为“日本”（Nihon），即太阳升起之地。很明显，这样起名字，和“朝日鲜明”一样，是说给西边的人（也就是大陆上的人）听的。如果日本人碰到夏威夷人，当然不能说自己来自“日出之国”。可见，虽是自命名，视角却在中国，是在和东亚大陆的交往中产生的。早期日本人当然也有从自己视角出发书写的身份，比如成书于8世纪早期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历朝著史，都是为给政权找个神圣的权力来源，因而越溯到上古，就越是神话。据这两本书，大和政权的天皇家族一脉，源自天照大神。神话时代对日本的命名有很多种，比如“丰苇原中国”，或者“丰苇原千五百秋瑞穗国”。不过这些命名本是神话产物，也就不像“日本”那么被大家普遍接受。
前面谈到过，“东亚”（East Asia）是个外来概念，本地人很晚才接受这么一个分类，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塑造身份。同样，西欧语言中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以英语的China、Korea、Japan为代表），也都不纯是中日韩的本土概念。想想，中国人啥时候自称过“拆那人”？那么这些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
“China”一词，目前较通行的说法是来自梵语中的“Cina”一词，可能是“秦”的音译。日本人有段时间称中国为“支那”，亦源于此，起初倒无贬义。欧洲与中原远隔万里，耳闻口传，一是通过印度-波斯带去的“Cina”，二是蒙古西征时带去的“Cathay”（契丹，后泛指中国，现通用于斯拉夫语系），两个信息来源不一，以致很长时间里，欧洲人不知道二者指的是一个国家。
Korea和Japan，传说都由马可·波罗最早记录。他到中国那会儿，半岛正是高丽（Koryo）王朝。Korea一词在演化过程中虽有不同拼写方式，发音倒近似。风云变幻，如今生活在朝韩的人都不自称高丽，而朝/韩语中的“高丽人”（고려사람）则成了一个特定名词，指的是苏联中亚地区的朝鲜移民后裔。当然，Korea的好处是不论朝韩，政治中性。日本在马可·波罗那里记为Cipangu。为啥这样拼？用上海话读“日本国”三个字就明白了。估计他是听当时和日本往来颇繁的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转到葡萄牙语，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语，慢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这个Japan，是欧洲语言多次转译的中国南方方言中汉字“日本”的读音，跟“霓虹”当然差得远。
字音、字义的转化从来不只是语言变化，背后必然带入新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当用“China”，特别是用其背后那套认知框架，来讨论“中国”的时候，“中国”自身的变动、杂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欧现代国家体系所强调的那种界限感和同质性取消掉了。特别是在处理帝国（empire）、国族（nation）、族裔（ethnicity）这些议题的时候，China和“中国”之间往往显现巨大的裂痕。“中国”是个多语言、多族群的复合体，但Chinese仅指汉语、汉字，很多语境中仅指汉族人。
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英语语境中的Chinese——即说着Chinese/汉语的汉族人。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非汉族中国人，占比已接近9%，达到12 547万人。这个数量，如果按照全世界人口排名，仅次于排第11位的埃塞俄比亚，而高于排第12位的日本。其中壮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满族，人口都超过1 000万，从绝对数量上说，一点也不算是少数。
试图用语言文字、人种、宗教这些通行的现代标准来定义“中国”的努力变得无效：使用汉字和崇奉儒家的不一定是中国（比如朝鲜、越南、日本），而中国内部不都是传统的汉字儒教区（比如疆、藏、蒙）。域外学界会提出“清朝是否Chinese王朝”这类问题，作为学术讨论当然可以。但是20世纪以来，政治上操弄“满蒙非支那”“疆藏非中国”，亦屡见不鲜。
无奈在主权国家体系下，China所代表的话语逻辑是霸权性的逻辑，有一整套科学、法律、伦理、哲学理论作支撑。不要说域外人士，就是国人自己，在晚清到共和国这段动荡时期，在试图糅合China话语和“中国”经验时，也困惑于两者间既联结又矛盾的关系，很多人试图以现代西欧标准定义中国，总不得要领。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经验多么独特。正相反，变化、多元和交融杂糅，是所有国家、族群的共性。汉人、日本人也好，朝鲜/韩国人也罢，从来都不是同质的群体。明确的国族界限是近代西欧的产物，但它实际也掩盖了欧洲自身的杂糅性。西欧逻辑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和殖民地社会相互碰撞冲击后逐渐塑造的，它当然吸纳了其他地区的经验，只不过最终还是要为霸权服务。同理，中国也吸纳、转化了许多西欧逻辑（比如民族主义），才成为现在的“中国”，只不过这套逻辑的局限性在21世纪日益凸显。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超越China，把“中国”的经验汇聚成有普遍解释力的话语，实在是个大课题。把中国（以及日韩）放在区域和全球的框架中认识，是很多人正在尝试的一个方向。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的“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