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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日三国在半岛的战争，最后谁也不算赢家。朝鲜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战争迫使朝鲜宣祖分出一部分权力给储君光海君，使敏感的立储问题在战后更加复杂，更导致日后光海君对明廷不满。日本丰臣政权崩盘，又进入新一轮政治动荡。但从另一方面说，社会结构的破坏也刺激了流动性，大批朝鲜中人、常民趁乱获得两班身份，日本也涌现新一批权贵阶层。从地区格局看，由于各国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中日韩在其后的将近三百年中没有出现大规模国家间冲突。这可以说是明军援朝奠定的历史条件。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变乱，总是有获益者的。获益最大的有两位。其一是日本的德川家康：这位大名没有参与侵朝战争，保存了实力，这使他在后丰臣时代的角逐中最终胜出，得到“征夷大将军”之位，建立统治日本两百六十五年的江户幕府。第二位则是努尔哈赤及其领导的女真/满洲政权。满洲的崛起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它本来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很起眼的一方。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边缘”政权有朝一日竟然强大到入主中原，平定内亚，经略海疆，成为东亚历史上一等一的强盛帝国；不但让“中国”的概念为之一变，更使东亚地区格局焕然一新。
拜丰臣侵朝所赐，满洲的崛起有其偶然性。明朝用来钳制东北女真、蒙古诸部的，是辽东的兵马。但在援朝战役中，辽东精锐作为主力赴朝，也就无暇顾及东北边疆的内部权力变化。战前，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已经将四分五裂的建州女真统一。至战争起，努尔哈赤趁机继续坐大，令毗邻的海西女真和科尔沁蒙古感到威胁。明日议和休战那年，努尔哈赤吞并海西女真的战役也开始了。此外，包括朝鲜之役在内的万历三大征给北京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其后以节流为目的的改革又动摇了政权的稳定性，终致内乱不已（李自成就是驿制改革中被裁撤之驿卒）；而军队要应付蜂起的叛乱，就更缺乏足够的力量投入东北防务。
但是从历史长时段看，满洲的崛起又属必然。这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有极大的关系。要把这层关系讲清楚，我们需要转换一下视角，不是从中原来看满洲，而是以满洲为中心来看整个东亚。
欧亚大陆板块的东北部，冬长夏短，气候苦寒，被周边各个农业文明视为边缘“蛮荒”地带。这里是通古斯人群为主体的人类世居之地。其南部与华北、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毗邻的区域（包括今天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俄罗斯远东区的南部和西伯利亚区的东南部、蒙古国东部、朝鲜北部，以及库页岛—南千岛群岛—北海道一线），在历史上产生过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体，它们和周边政权有着频繁的交往，是沟通东亚的文化、经济、交通枢纽。因为历史上该地区最主要的人类活动是围绕黑龙江及其支流展开的，我暂且把它称为“大黑龙江区域”，但它不仅包括黑龙江诸水系，也包含临近的辽河、鸭绿江、图们江水系流域。
汉文史料中，这个区域的世居族群包括扶余、沃沮、肃慎、挹娄、室韦、靺鞨、虾夷、契丹、女真等等，但这些族群的界限其实很不清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但世居族群相互有交叠、融合、分化，和周边的汉、朝鲜、大和、蒙古等族群也有相互吸纳和融合。这个地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态单元，而是多种生态环境相混合，于是也塑造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总的来说，世居族群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和游牧，在南部靠近农业区域的地方，则有农业生产。他们接受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也保持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特质（如萨满教）。
我们现在习惯认为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多数时间里，中原王朝并不直接统治这一地区，汉时建立的四郡和唐时建立的安东都护府，仅及辽东到朝鲜半岛北部。多数情况下，中原与东北或建立宗藩关系，或实施羁縻管理。反过来，历史上这个地区兴起过许多强国，往往对中原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扶余后裔建立的高句丽（前37—668），极盛时势力横跨辽东半岛、朝鲜北部，直至日本海，先后击败过倭、百济、新罗、隋唐等劲敌。其后靺鞨人的渤海国（698—926）被称为“海东盛国”，对唐王朝称藩属，同时和日本有频密的使节往来，与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也强化了贸易关系，可以说是东北亚的枢纽之国。再后来，契丹建立的辽（916—1125）和女真建立的金（1115—1234）都曾进取中原，迫使宋王朝或纳贡，或南迁、称臣。
清代以前将全部东北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其实只有元朝。元中央政府设立辽阳行省，管理大黑龙江地区。但元是从北至南，灭了金和宋之后才入主中原的，而创建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则生长、起家于黑龙江源头之一的鄂嫩河地区。因此元从根子上说，和清一样，本就是从这个地域兴起的。明朝虽设立奴尔干都司，统辖鸭绿江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域，但仍属羁縻统治，且设司时间只有短短二十五年。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东北欧亚/大黑龙江区域的历史都是作为“边疆”来叙述的。而恰恰因为它是“多边的边疆”，其历史很难被任何一个当代主权国家的国内史所垄断。如果我们把这个多边边疆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位，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脉络，反而更清楚一些。可以看到：从高句丽扩张，到忽必烈进犯日本，大黑龙江区域兴起的政权，在清朝崛起前就是冲击东亚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有历史学家把中国历史演进线索，总结为中原农耕区域与草原游牧区域的相互争夺，但这个说法似乎过多强调两个生产形态的对立。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成熟的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其内部是相对稳定的，而动荡的根源，往往是游走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中间”地带。
中国的内亚边疆，特别是东北，正是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它既不纯是农耕，也不纯是游牧。而且东北的震荡，波及的不仅是中原地区，而是整个东北亚。努尔哈赤和满洲的崛起，也适合放到与明、蒙古和朝鲜互动的框架下来认识。
明代女真大致分为南部的建州女真、东部的海西女真，和北部的野人女真三大部。各部之间和内部又多有争斗，各不相属。明将元北逐之后，为清除蒙古影响，拉拢东北女真及其他部族，建立了对大黑龙江区域的羁縻管理。明在此地前前后后设立多达数百个卫所，尽管卫所的长官是由各部首领世袭，但明在名义上对长官有任命权。明对此地的羁縻手段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将中央册封与当地人急需的朝贡往来、互市贸易特权挂钩；在政治上联弱抑强，防止一家独大；在军事上联合朝鲜，进剿侵扰边境的小部落。明在建州女真部设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三个卫所。努尔哈赤的先祖猛哥帖木儿，就是建州左卫的首任指挥使，其势力范围最早在长白山和图们江两岸。15世纪中叶，建州左卫西迁到辽东的浑河一带。
蒙古方面，元朝被推翻后，蒙古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大部。其中最东部的兀良哈一度归附明朝，活跃在与女真相邻的松花江流域。15到16世纪，鞑靼诸部逐渐控制兀良哈地区，南拓至长城及辽西，同海西女真有过冲突。到明末，其中的察哈尔部一枝独秀，其首领林丹汗承袭蒙古大汗之位，号令诸部。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则和建州及海西女真交往频繁，互市通婚不断。在努尔哈赤下令创制“国书”（满文）前，女真文书政令多依靠蒙古文。
朝鲜方面，15世纪前中期世宗大王北拓版图，在图们江中下游设六镇，对当地女真实施进剿和怀柔并用的政策，不少女真首领接受朝鲜册封，所属族人融入朝鲜社会。所以尽管朝鲜和女真皆为明藩属，朝鲜则更将女真视为朝鲜的藩属。不过因建州女真时常侵扰掳掠，朝鲜亦视之为最大安全隐患。以至于丰臣侵朝时，努尔哈赤曾上书明廷，自告奋勇出兵援朝，却遭到朝方的断然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