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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丰臣侵朝战争的记忆，在中日韩，都经过加工和解释。加工和解释各有其政治和伦理目的，因此各种表述之间会相互偏离。但据此说作者在有意粉饰，就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各人在寻求特定事件的意义的过程中，都会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作家王安忆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写作是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立不靠谱的存在”。这里的写作不仅适用于小说，也适用于历史。但需要追加一句的是：正是这些“不靠谱的存在”，可能比实际的存在更“靠谱”。因为现实事件是碎片化的、孤立的，需要依靠解释、建立关联才能产生意义。也因如此，塑造、加工出来的记忆，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对当世及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比如明援朝鲜，此后数百年，无论在中原还是在半岛，大多被认为是体现了宗藩原则下的血盟，或者说中朝之间自古以来的特殊关系。这种思路，不管从儒家世界观的礼制秩序，还是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角度，都有解释力。万历皇帝在得胜后的“平倭诏”中，对此役定性：“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朝鲜君臣自然也万般感激上国的无私相救。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好笑：史料明明记载，两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态度变化，其实十分复杂；出于不同政治考量，两国对日军入侵的目的、战和选择、是否求援/援助、援助的目标、战事缓急、战场指挥权、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均存在矛盾，相互腹诽也不少。但历史阐释须求其大义，而且要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来评价。历史细节很多，面向也过于丰富，但细节之上总有大义。如果仅取片段而谤其大义，会一叶障目，导致价值虚无。
1592年6月，日军攻克平壤，同时第一批明军开始渡过鸭绿江。但明军不熟悉日军战法，在平壤第一次交手时，辽东铁骑完败于日本鸟铳。随后明逐步增加军援力度，让宋应昌和名将李如松总揽军务，一方面派沈惟敬与日军谈判，拖延时间。翌年年初，靠着由南方调来的重炮部队，李如松在平壤大败小西行长，挥师南下直逼汉城。但在随后的碧蹄馆战役中，明军再度为日军所阻，退回开城及平壤。到年中，日军补给为明朝联军切断，特别是在海上，李舜臣指挥朝鲜水师屡挫日军，基本掌握制海权。在此情况下，丰臣秀吉不得不与明朝商讨议和。负责谈判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达成协议，各自欺上瞒下，以丰臣秀吉接受明朝册封来换取日本占有朝鲜南方四道。丰臣秀吉识破后大怒，暗自备战，于1597年借故下令二度攻朝。主力已退出朝鲜的明军再次渡江迎战，双方互有胜负。1598年9月，丰臣秀吉病亡，日军无主，开始撤退。在三个月后的露梁海战中，明朝联军重创日军，但也付出了明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将李舜臣战死的代价。整个战事在1598年底结束，明军于第二年班师。
冲突虽跨七年，但战斗则主要集中在1592至1593年，以及1597至1598年，中间有很长一段僵持和休战期。形成这样的节奏，和明朝一位人物——沈惟敬——大有关系。今天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史书中，此人都是个反派角色。他出身嘉兴，混迹市井，早年往来日本，会日语。人到暮年，遇到人生最大转机——丰臣侵朝，遂被兵部尚书石星请来与日交涉。他认为日本要的无非是册封和贸易，因此力主以和谈化敌，甚至不惜伪造文书，在中朝日之间大搞忽悠战术。沈惟敬的欺君罔上终被戳破，万历下令将躲在朝鲜的他捉拿归案，并在战争结束后问斩。
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为“无赖”的小人物，跟明日朝各方的宏大叙事都很不和谐。但恰恰是这个无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先在明军平壤首败后，只身赴日营谈判，拖住日军数月，为援军赢得时间；后竟不费一兵一卒，说服小西行长退出汉城，归还汉江以南诸道以及朝鲜人质，让朝鲜君臣（乃至北京兵部）都视他为高人能人。他忽悠得太成功了，后来终于玩过火，把丰臣秀吉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说成是请降求封，而且还真带着明朝的册封诏书，去日本参见一心以为明朝前来乞和的丰臣秀吉；被后者驱逐回朝鲜后，竟还敢伪造丰臣秀吉的谢恩状给北京……活活将东亚三国戏弄于股掌。
为什么他竟能如此游刃有余？从某种角度说，沈惟敬对东亚的宗藩体制是有深刻理解的，知道在这个体制的话语框架下，具体实践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C. Perdue）指出，宗藩话语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使用者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沈惟敬深谙此道，他自认为很清楚中日各自的需要，只要能靠两头糊弄蒙混过关，令双方各安现状即可万事大吉。至于现状是什么，完全可以按各自需要各自表述。而中日两边还真就被他说得一度止战休兵。
沈惟敬在这场大角逐中的作用太突兀了，如果要紧盯着他来写历史，什么“仁恩浩荡”“义武奋扬”都要灰飞烟灭的。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回味的情节，道出历史认知和现实操作之间相互排斥的常态。战时出任朝鲜领议政（相当于首辅）的柳成龙，在其《惩毖录》一书中，收录了沈惟敬写给另一位朝鲜高官金命元的“自辩书”。其中，沈对一些朝鲜官员对他前恭后倨、口号喊得山响实际又很无能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成功劝服小西行长归还汉城及汉江以南诸道后，曾询问朝鲜官员如何善后，对方一改前番“涕泣叩头”的态度，应声回答“小邦君臣责任也，老爷不须挂意”，很有气魄。可一旦日本再次发兵，朝鲜官员“止有号泣阙下之一策”。在沈惟敬看来，这明显是“文章功业不相符合”。可他不知道，文章（认知、叙述、阐释）和功业（现实）从来都有偏差，就像柳成龙对他的评价：“自平壤出入贼中，不无劳苦。然以讲和为名，故不为我国所喜。”虽然不少朝鲜官员对讲和的实质结果感激涕零，但在义理上他们绝不能接受讲和之名，自然对“不无劳苦”的沈惟敬甚为不敬。
同理，尽管明与朝鲜的联盟问题多多，可朝鲜王朝在其后很长时间里，仍然恪守宗藩礼制，赞扬援朝的道义担当，甚至后来建大报坛，祭祀三位明帝（赐名“朝鲜”的洪武、“恩同再造”的万历，以及国破身死的崇祯），以志铭记。须知在以理学为建国之本的朝鲜，恪守“事大”的宗藩政治与道德次序，不但是对外姿态，更是国内治理的需要，是稳定国家、社会、地方、家族，乃至家庭间关系的根本。国家需要以此来为士人和平民做出表率，各个阶层也才能各安其道。对战争的解释，必定要符合当时更高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长期相互渗透，形成文化道统，两者的界限也就模糊了。到后来，“事大”不仅是政治原则，更成为文化身份。
但必须强调，这和实践操作中的以我为主、利益至上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并不是后来民族主义者想象的“事大主义”自我矮化。恰恰相反，在宗藩原则下，藩国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也收获实利。对任何政治文化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其情境。崇奉等级次序也好，追求平等民主也罢，也都有其十分具体的环境因素，不是抽象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跨文化语言”的灵活性并不和“现代”相反（如濮德培所言），“现代”制度下的“文章功业不相符合”其实同样明显。任何一种世界秩序，其理想状态和现实操作，都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