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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及其结果，奠定了近代东亚国家间的基本权力格局。此后三国之间承平近三百年：这是东亚世界和欧洲世界，在近代国际关系史方面很大的不同。而有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刺激，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向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先不谈物质层面的演化，先来关注另外一种现象，关于对战争的记忆。
1592年4月，丰臣秀吉集结日本各路大军，以其中约十五万余编为九组攻朝军团，从对马岛渡海，突袭釜山。日军一路攻城拔寨，于5月初占领汉城。朝鲜君臣先出逃到平壤，后至鸭绿江边境的义州，同时紧急向明朝求援。7月，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团，在攻克半岛东北的咸镜道后，渡过图们江边界，劫杀建州女真的几个部落。丰臣秀吉听闻大喜，指示加藤“今略明地”。鉴于西北方向的小西行长军团尚未攻下平安道，加藤未敢孤军深入，遂退回图们江以南。与此同时，明廷终于确认日本攻朝意在中原，开始渐次派兵马渡江援朝。明朝联军与日本的七年大战由此开启。
时间跳至2014年8月15日。在这一天，韩国史诗大片《鸣梁：旋风之海》（大陆译为《鸣梁海战》）打破了此前由《阿凡达》保持的韩国观影人次纪录，并很快成为该国首部票房突破1亿美元的国产影片。到同年10月，累计国内观看人次超过1 760万（韩国总人口5 000多万）。8月15日，当然是现代史上极有含义的日子：日本的“终战日”，中国叫“日本投降日”，韩国称为“光复节”。
电影讲述的鸣梁海战发生在1597年10月26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攻势之时。朝鲜名将李舜臣，利用半岛南端鸣梁海峡的险要地势和复杂的水文条件，以十二艘板屋船（辅以一些民用船只），阻击了日本数量庞大的先遣舰队。在世界海战史上，这无疑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漂亮战役。战中击毙的日将来岛通总，是唯一一位战死朝鲜的大名。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从战争整体走势看，鸣梁海战没有特别的战略意义，今人所谓“击沉日舰三十一艘，大破九十二艘，歼敌九千”的战果过于夸张。李舜臣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贼船三十只撞破，贼船退走，更不敢近我师。此实天幸。水势极险，势亦孤危，移阵唐笥岛。”战斗结束当晚，他转移了阵地。日军主力则继续北进。
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不在当时显现，而是此后被选取、记录、书写和建构的。1592年至1599年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三国大战，在此后的四百多年中被不断书写和重新记忆，历史叙述混入当代意识，其意义被反复重塑、新的解读被层层添入。电影《鸣梁》安排在7月底上映，并果然在8月15日那天创纪录，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它借古喻今，映衬出近年来区域政治关系——特别是韩日关系——的黯淡现实。
我们学习历史，与其说是弄清过去“客观”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探讨对过去应有什么样的“主观”认识。因为历史叙述永远是书写者的作品，从落笔的第一个字起，就带有判断和评价，从来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可言。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当然不是说历史上发生了（或者没发生）什么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总是和自己的现实经验、价值、情感联系在一起，对过去的解释——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意义——往往因人因时因势而异。至于哪个解释更有道理、更能站住脚，那就要靠对史料的辨析、对历史语境的理解，以及眼界胸怀。历史叙述不可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或者干脆说，再貌似客观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有政治性的。
从意识和认知角度看，朝鲜之战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成为东亚国际关系记忆的一个重要节点（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原点）。表现在：第一，中日韩三国对此战的书写，一开始就指向了不同的方向，直到今天；第二，三国在此后不同时期，总是通过回溯这场战争，来寻求对当下自身命运、国家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历史解释。尽管材料和研究已汗牛充栋，东亚人对于这场冲突的认知始终分散凌乱，因国因时因势而异。对它的叙述关乎自我身份的认定，随着身份的改变，叙述就改变。
三国对此战的原始记录，就充满了差异和矛盾（比如，各自都倾向于夸大对手的实力和人数），给后世研究和评价带来困扰。更不要说，对战争的性质判定根本不同，导致连一个统一的名称都不存在。
明以来的中国史料，多称呼此战为“朝鲜之役”。明代作者（如茅瑞征）已把它和前后另外两次平定边乱的战争（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孟子》有言：“征者，上伐下也，敌国（地位相等之国）不相征也。”此后，一旦中原王朝要宣示保护屏藩的道德责任和政治权利，朝鲜之役就成为最为经典的先例。19世纪后半期，清朝派兵平定朝鲜内乱、阻隔日本势力渗透，甚至少数官员有郡县化朝鲜之议，为证明历史上中原与半岛的主从关系，无不援此为据。甲午之战后，日本一步步从半岛蚕食到大陆，恰合当年丰臣秀吉“设计”的路线。因此在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朝鲜之役被看作日本“帝国主义”“自古以来”就觊觎中国的铁证。当代论者中，把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看作明代抗倭援朝的某种延续和回响的，亦不乏其人。
日本史籍在江户及明治时期，称此战为“朝鲜征伐”或“征韩”，从用字上亦态度明确。二战后则取1592年和1597年两轮攻势发动的年号，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日方史籍突出丰臣秀吉雄才大略和武将勇猛善战。江户时期水户学者川口长孺著《征韩伟略》，史料翔实，但明显以日本为天下正统，朝鲜为逆臣。后来也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西乡隆盛等强烈主张的“征韩”之论。日本16世纪末对朝鲜的“统御”，为20世纪初的殖民朝鲜提供了某种“正当性”来源。甚至当日本图谋进取图们江北岸中国领土时，加藤清正曾渡江“征讨”女真之事，也被用来极力凸显日本在东北边疆的“历史存在”。至于鸣梁海战，日本学界大多不承认存在“大捷”，认为日军损失不大，且最终完成战略意图。
朝鲜王朝用战争开始的干支纪年，名之为“壬辰倭乱”，如今朝韩则称“壬辰卫国战争”。从“倭乱”到“卫国”，行为主体悄然转移。此战朝鲜受害最深，创伤最大，夹在强国之间也有无奈。文臣武将和民间“义兵”的殊死抵抗，是反复书写的主题。战后，政治上几经沉浮、战死海上的李舜臣被逐渐神化，成为历史符号。今天，首尔光化门广场上，李舜臣的塑像和世宗大王塑像前后矗立，一武一文，象征意义宏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民间的抗日武装，亦称“义兵”，显然是为唤起历史记忆。最有趣的还是对明军援朝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官方和士子们视万历皇帝“恩同再造”，视此役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最佳体现。也因此，明亡清兴后，朝鲜精英们视满清为夷狄，认为明是为救朝鲜才有此难，对前明正统性更是抱有极大认同。但到20世纪，民族主义史学着力批判“事大”史观，强调民族主体性。于是，抗倭战争中明军的作用被刻意淡化，或着意突出联盟内部的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鸣梁海战是最适合韩国的电影题材：它不但是场胜仗，更主要是一场少有的、没有明军参与的胜仗。李舜臣以一己之力以弱阻强，彰显了“韩民族”“必死则生”的气概。《鸣梁》的热映，激起新一轮重塑记忆的旋风，成为对丰臣侵朝战争，乃至此后四个世纪来东亚史的一次集体认知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