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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丰臣秀吉1591年已经明告朝鲜，即将兵发大明，为什么仍然没有能够引起朝鲜和明朝足够的警觉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当战略威胁的信息传递到对方的时候，接受方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信息的。
朝鲜王朝时代，朝鲜半岛最主要的外交方向，一是对中原的明朝，二是对日本。朝鲜认明朝为上国，因此对明的双边关系，被称为“事大”，就是以小国姿态尊崇上国的意思。同时，朝鲜认为日本也是这个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与自己平等，这种双边关系，被称为“交邻”。朝鲜定期向北京派出的使团，称为燕行使；向日本不定期派出的使团，称为通信使。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朝鲜使臣归国后的汇报，就出现了严重的信息分歧。
那次朝鲜派出的通信使团，由黄允吉担任正使，金诚一担任副使。他们上年四月即从釜山出发，从朝日间最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对马岛开始，且行且住，历时数月才抵达大坂城，此后因日本内战未歇，又待了好几个月才见到秀吉。第二年得国书返回釜山，黄允吉急报“必有兵祸”。而朝鲜宣祖询问究竟时，金诚一的回答则是：“臣则不见如许情形。”还说黄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国王又问，秀吉长啥样呢？黄答：“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金却说：“其目如鼠，不足畏也。”信息截然相反。
其实，两位使者在逗留日本期间，就表现出迥异的做派。和黄允吉的内敛相比，金诚一锋芒毕露，处处讲究礼制，遇到日方不合礼法之时，常常甩脸，请辞、不见、不受礼。究其根本，两人分属当时朝鲜党争中的不同派别，黄属西人党，金属东人党，所以意见往往故意相左。结果，朝中官员对日本威胁的看法也分两派。那一年，西人党在立储问题上失势，因此东人党攻击黄允吉，说他有意借此来蛊惑人心。
熟悉明史的人大概会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大明王朝和朝鲜真可谓一套体制下培育出来的君臣父子，两个国家认同一个“天下”，奉行同一套宗法制度，穿同一套冠服，连政治上出的毛病都相似。
明朝以程朱理学治国，从意识形态到诸多政策皆是理学本位的。朝鲜在建国之初，即听取朱元璋的意见，打压在高丽王朝时代势力颇大的佛教集团，独尊朱子之学。当然，两国社会情况并不相同，朝鲜的社会分层较中国更为严格，理学的引入更强化了这点。朝鲜臣民分为四等：两班、中人、常民、贱民。出身两班者几乎垄断了正统的科举考试，因此两班也就成为王族以外，掌握实权的贵族精英阶层。明朝的社会流动性则要大得多，尤其中期之后，官方以户籍来固化人口的政策日益失效，而科举取士制度恰恰造就了社会等级的松动。
应该说，在经过元末和高丽后期的社会动荡后，以儒家教化安定士人、鼓励农本经济、稳定国家和社会关系、令君臣权力相互制约，还是颇有成效的。丰臣秀吉入侵时，明朝万历皇帝和朝鲜宣祖都已执政有年。万历前期，文有张居正力行改革，武有戚继光平定边患，明王朝又进入一轮昌平时期。朝鲜经过前期几位明君执政，政权稳定，经济、文化皆有很大发展。朝鲜儒学两大领袖，李滉与李珥，均成名于宣祖时期。
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两个东亚国家也遇到了不少类似的内外困境，埋下了走向衰败的隐忧。内政上党争、士祸不断便是其中最大的一个。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借反张官员状告张滥权结党，整肃朝中大批官吏。此后他怠于朝政，竟多年不上朝，君臣不和，已现朋党乱政的先兆。朝鲜则已经经历了几次士祸，宣祖时任用士林派以抗衡勋旧派，士林派后又内讧，分化出东人党和西人党，各立山头，势同水火。党争的根本当然都是团团伙伙的利益，但表面文章则都是阐发义理、弘扬道德，拿礼制法度说事。巧合的是，当时明、朝两国内政论战的一个焦点，都是立储问题。理学最讲究嫡庶长幼的等级次序，立储乃最为紧要之国本。偏偏万历和宣祖都想着废长立幼（万历偏爱福王朱常洵，而非皇长子朱常洛；宣祖则迟迟不立长子临海君为储），搞得士林争议四起，君臣、臣臣间相互掣肘，无心对外。就在丰臣秀吉整顿分裂、强化集权之时，明朝和朝鲜这两个本来中央集权的国家，却是朝纲松懈、难有作为。也因此，不但朝鲜对丰臣秀吉的威胁缺乏重视，当消息通过各种渠道（琉球国王，以及在日华民）传到北京时，万历也根本没当回事，简单批复、打赏，发发要求加强边防的公文，如此而已。
但话说回来，明朝和朝鲜的掉以轻心，放在当时东亚地缘政治框架下，倒也可以理解：日本内乱多年，谁也不清楚其近况究竟如何。而在中原王朝的天下体系内，日本地位边缘。过去跟日本有关的麻烦，不过是骚扰沿海的“倭寇”（而所谓倭寇问题，现在研究者中的共识是：除了在初期，的确以受蒙古侵袭的日本沿海岛民为主以外，到后来越来越以江浙闽粤一带私商、海盗、船民为主，间或夹杂一些日本人、朝鲜人和其他人）。倭寇多是流窜侵扰，势力并没有大到会颠覆朝廷，剿抚并用也就解决了。与两个王朝在早期急需应对的蒙古、女真边患相比，并不是那么紧迫。如果不是见到真刀真枪，仅凭丰臣秀吉一封口气狂妄的信，没人会相信日本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强权。
这倒不是妄自尊大、闭目塞听的表现。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国家间自有一套对外交往的渠道。但因为这个“天下”以理学为正统，外事往来，自然也要符合这个正统，包括朝贡、册封、互市等等。这套礼制得以推行，当然首先是以实力作为后盾，同时辅以资源、市场和文化方面的保障。比如，明朝初期如果不是将蒙古赶到长城以北，而且有效遏制了北元的侵袭，高丽大将李成桂也不会坚定要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甚至不惜推翻执意与明对抗的高丽禑王，创立朝鲜。
政治制度规范了经济交往，与中国贸易的强烈需求，也刺激着周边政权纷纷希望加入这套“天下”体制，奉中原王朝正朔，并借“天下”的政治正统性处理自身合法性问题。这也就是15世纪初，身为幕府将军的足利义满谎称“日本国王”，和明建立宗藩关系，以便展开勘合贸易的原因。而在这套规范之外的往来，比如走私贸易，虽然也是东亚世界商品、情报互通的重要途径，终归不受国家保护，时不时还要被当作“倭寇”打击一下。
在明、朝、日三国之间，明朝和朝鲜的交流渠道是最畅通的，虽然也时有龃龉，但政治互信和贸易互通最为坚实。明朝和日本之间，勘合贸易断续维系了一百多年，在16世纪中期就终止了，官方联系阙如。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和日本的联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明王朝需要的银、铜，和日本需要的丝绸、图书，正是通过朝鲜得以互通。朝鲜不定期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而且在釜山等地开设倭馆，供日商居住。
朝日官方交往的前提，是日本要遵从朝鲜所奉行的正统礼制，可日本又是拒绝加入这套礼制的，那怎么办呢？朝日贸易的主要操作者——对马岛的领主，就只好玩两面派，伪造篡改官方文书，让两边都过得去。其实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通过对马大名宗义智致书朝鲜，要求朝鲜称臣并充当攻明先锋。宗义智为了不触怒朝鲜、继续做生意，将此信完全篡改，所以汉城压根不知道丰臣秀吉的威胁。类似的事情，对马岛主前前后后干了许多。
不独古代东亚国家的交往讲究礼制，现代外交其实更讲究礼制，只不过两种礼制不同罢了。碰到丰臣秀吉这样不把礼制放在眼里的日本人，任何制度都拿他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