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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齐、梁、陈均都建康。宋武帝崇尚俭约，因晋之旧，无所改作（注一）。文帝新作东宫，又“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及世相（孝武帝）承统，制度奢广，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注二）。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注一），“起明堂于国学南”（注三）。“为先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注四）。“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门”（注一）；“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注一）。
齐代宫苑之侈，以东昏侯（公元499—501年）为最。二年，后宫火，“烧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二千余间皆尽。……于是大起诸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窗间尽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铃佩。……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山石皆涂以彩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注五）。
梁代营建之可纪者；武帝作东宫；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殆即汉函谷关东门图之类也。武帝又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新作太庙，增基九尺。普通二年（公元521年），“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注六），然未见重建之纪录。帝崇信佛道，初创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注七）。于苑囿方面，则有王游苑而已。侯景乱后，元帝立于江陵，而建业雕残。
陈武帝以“侯景之平也，太极殿被焚……乃构太极殿”（注八），“天嘉中，盛修宫室，起显德等五殿，称为壮丽”（注九）。至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乃于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为之。又饰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注十）。此风雅帝王燕居之建筑，殆重在质而不在量者也。
拓跋魏营建之功极盛，盖当时南夏崩裂，而魏则自道武帝至东、西魏之分，约一百五十年间，政治安定，故得以致力于土木也。魏始都盛乐（今绥远和林格尔县）……至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注十一）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立墙。门不施屋，城又无。……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祀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正殿施流苏、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椀，盛杂食。……自太武室献文，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献文帝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黑，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注十二）。
平城魏陵墓多建石室。孝文帝“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又“建永固石室立碑于石室之庭”（注十一）。其永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炬，有若锦焉……”（注十三）。此盖承后汉石室之制而加以华饰者欤？
自道武帝营平城，至孝文帝迁洛京，平城宫郭苑囿营建之见于史籍者尚极多。迁洛以前，“将营太庙太极殿，遣（蒋）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然后“移御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注十四）。并“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注十三）。
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伤晋德之不修，诏经始洛京。十九年（公元495年）“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注十一）。宣武帝景明中，“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又起明堂、圆邱、太庙，并营缮国学。其苑囿则有华林园，园有景阳山；有天渊池，迁代京铜龙置焉，池西立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颖，罗莳其间，经构楼馆，立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注十一）。
佛教至晋而普传中国，其在北魏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注十三）。代京寺塔之见于史籍者甚多。武州川侧石祗洹舍及诸窟室，后世所称为云冈石窟者，尤为佛教建筑及雕刻之罕贵史料。洛阳寺塔一千余所，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者四十余。其规模最盛者莫如灵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卜有五行金钉。……复有金环铺首。……绣柱金铺，骇人心目。……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括柏松桩，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护阶墀。……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图以云气，画彩仙灵。……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东西二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注十五）
魏在代京武州川营窟寺，迁洛之后，遂亦于伊阙营石窟寺焉。熙平中，太后屡行幸，今龙门石窟是也。所谓占阳洞与宾阳三洞皆北魏所凿。
魏分东、西之后，东魏都邺，“邺都虽旧，基址毁灭”（注十六），盖太武帝所焚毁也（注十七）。孝文帝幸邺，起宫殿于邺西。孝静帝迁邺，以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兴和元年（公元539年）“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新宫成”（注十一）。
齐既篡魏，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金华诸殿，又“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天保九年（公元558年）三台成，改铜雀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注十八）。至武成帝则又施三台为佛寺，后主“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注十八），“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注十九）。又于晋阳起大明殿，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注十八）。幼主则“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注十八），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
齐代对于长城颇加修筑。天保间，屡次兴工；初“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又“自西河总戍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注十八）。
西魏都长安，少所营缮。宇文周受禅，至武帝犹“身布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一皆禁绝”。又禁佛、道，毁灭经像，为艺术一大厄运（注二十）。至宣帝则大兴土木，“所居宫殿帏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注二十）。“营建东京（今洛阳），以窦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注二十一），又以樊叔略“有巧思，乃拜营构监”（注二十二），“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注二十）。
注一 《南史·宋本纪》。
注二 《南史·良吏传》。
注三 《南史·礼志》。
注四 《隋书·礼仪志》。
注五 《南史·齐本纪》。
注六 《南史·梁本纪》。
注七 《魏书·萧衍传》。
注八 《南史·陈本纪》。
注九 《隋书·五行志》。
注十 《陈书·后妃传》。
注十一 《魏书·本纪》。
注十二 《南齐书·魏虏传》。
注十三 《水经注》。
注十四 《魏书·蒋少游传》。
注十五 《洛阳伽蓝记》。
注十六 《魏书·李兴业传》。
注十七 《宋书·鲁秀传》。
注十八 《北齐书·本纪》。
注十九 《隋书·食货志》。
注二十 《周书·本纪》。
注二十一 《周书·窦炽传》。
注二十二 《樊叔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