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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受汉禅，三国鼎立，晋室南迁，五代迭起，南北分立，以迄隋之统一中国，三百六十余年间，朝代迭兴，干戈不绝，民不聊生，土木之功，难与两汉比拟。然值丧乱易朝之际，民生虽艰苦，而乱臣权贵先而僭侈，继而篡夺，府第宫室，不时营建，穷极巧丽。且以政潮汹涌，干戈无定；佛教因之兴盛，以应精神需求。中国艺术与建筑遂又得宗教上之一大动力，佛教艺术乃其自然之产品，终唐、宋之世，为中国艺术之主流，其遗迹如摩崖石窟造像刻画等，因材质坚久之故，得以大体保存至今，更为研究艺术史稀有实物资料之大部。
汉末曹操居邺，治府第，作三台，于“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凤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有冰室三与凉殿。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与法殿皆阁道相通”（注一）。
魏文帝受汉禅（公元220年），营洛阳宫，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明帝“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其林园中起陂池，……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注二）。又治许昌宫，起景福（注三）、承光殿，土木之功为三国最。
孙权都建邺，节俭不尚土木之功，至孙皓起昭明宫，始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缀施珠玉，穷极伎巧（注四）。刘备在蜀，营建较少，然起传舍，筑亭障，自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殆尽力于军事国防之建筑也（注五）。
晋初仍魏，宫殿少有损益。武帝即位，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其后，太庙地陷，“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注六）。
东晋元帝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注七）。成帝时，“苏硕攻台城，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乃“以建平园为宫”。翌年乃“造新宫，始缮苑城”。孝武帝改作新宫，内外军六千人营筑。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注八）。“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注六）。
晋室南迁，五代偏据交相替迭，各有营建，其中最为僭侈、史传最详者，莫如后赵石氏（公元319—352年）。石勒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至石虎迁邺（今河南临漳县）。勒于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于城西”；又“令少府任汪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注九）。
虎既自立，又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未到邺城七八里可遥望此门。”于襄国“起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𮉬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注十）。其“窗户宛转，画作云气，拟秦之阿房、鲁之灵光……，以五色编蒲心荐席，……悬大绶于梁柱，系玉璧于绶”（注十一）。其“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栌檘隐起，彤采刻缕，雕文粲丽。……沟水注浴时，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又安玉盘受十斛，又安铜龟饮秽水。……显阳殿后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注十一），布置殆在近代浴室及室内游泳池之间。
石虎又崇饰三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作铜爵楼颠，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南侧金凤台，置金凤于台颠。……北则冰井台，上有冰室。”……“三台相面，各有正殿”，并殿屋百余间，……“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之以金屈戍，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注十一）。于建筑之上，又施以机械设备。技术之进步，又胜前代多矣。
虎又于邺城东筑华林苑，引漳水入园；“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之”。苑“周回数十里，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障水，皆铁扉”（注十一）。石氏僭据仅三十余年，其宫室之侈，则冠于当世。
东晋之末，赫连勃勃营起统万城于今陕西横山县西之地。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委以营缮之任，其规模亦颇可观（注十二）。此外诸国率自营都城宫殿，多随其国兴废，不赘述。
佛教既入中国，至后汉末，佛寺佛塔之建筑，已行于全国。汉末三国之际，丹阳郡人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注十三）。至晋世而佛教普传，高僧辈出，寺塔林立。晋恭帝“造丈六金像，亲迎于瓦棺寺”（注六）。孝武帝则“立精舍于殿内”（注六），千数百年灿烂光辉之佛教建筑活动，至是已开始矣。
注一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注二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注三 何宴《景福殿赋》。
注四 《三周志·吴志》。
注五 《三国志·蜀志》。
注六 《晋书·本纪》，《五行志》。
注七 《晋书·王彪之传》。
注八 徐广《晋纪》。
注九 《晋书·石勒载记》。
注十 《晋书·石虎载记》。
注十一 《邺中记》。
注十二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注十三 《后汉书·陶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