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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上半年的政治气候有点特殊，周恩来总理一月份逝世，教育界掀起了“学朝农（朝阳农学院）”热潮，学校要求我们必须到乡下进行两至三个月的实习，由于前段时间过去了，而我们按实习计划剩余的时间也不富余，只好挤掉我们专业选修实习的两个月，作为下乡时间。再加上同学做手术，我们实际在乡下时间只剩55天。
我们小组一行四人来到我们学校附属医院的下乡点，隆化县戈塔营公社。全公社共14个生产大队，医疗队带队的是附属医院传染病科汪老师，我们到达之后汪主任给我们重新编组。整个医疗队连我们4名同学一共是10个人，一名药房人员留驻地，其他9名人员分三组，每组一名男士，我和我的一名同学，一名护士一组，地区防疫站吕大夫和我另两名同学一组，汪主任带两名护士一组。根据各大队的远近，我们小组负责最远的几个大队，吕大夫小组次之，汪主任以公社所在地为中心，负责公社附近的几个大队，另外他还负责夜间出诊。我们和前一组同学做了交接班，他们走了，我们也就进入工作状态。
由于医疗队男士少，我们三个男士住在老乡家。全部女士住在一个国营林场工人宿舍。吃饭安排在公社机关食堂，下乡赶不回来时由大队安排吃“派饭”。派饭是当年对下乡人员到农村工作的一种配餐方式，就是由生产队安排到老乡家吃饭，并按早，中，晚三餐，交给老乡家粮票和伙食费。依稀记得粮票是：早饭2两，午饭和晚饭是4两，钱是早饭1角，午饭和晚饭是2角。这大概是河北省统一标准。我们很少吃派饭，多数在机关食堂吃饭。吃住安排好了就开展工作，以巡回医疗为主，出诊为辅。每周四下午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我是班长，需要每10天向学校书面报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每30天必须回学校当面汇报一次。我们去县里实习，没有带队老师，全凭班级干部负责与实习医院联系，与各科室联系。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就是按教学大纲安排，以实习为主。
在乡下实习期间听从医疗队安排。
上期同学走的时候交班一个下肢静脉曲张的病人，说针灸治疗见效了，让我每天坚持去针灸。我将信将疑地去了，见病人60多岁，身体还算硬朗，但双下肢静脉曲张严重，干一天农活回来，两个小腿都是肿的，他说我同学给他针灸后减轻了，我按水肿多为阳虚的理论选几个穴位，坚持每晚去扎针。半月后水肿消退，我们感觉不可思议。可是真的见效了！后来又巩固治疗有半月，停止针灸，水肿没反复。我们也就没再去了。可是这件事让我们学校下来暗访的党委副书记访到了。原来这位副书记解放前在这一带打游击，是区小队的，这位病人和他认识。老汉就把我们给夸赞一番，本来不算什么，可是这位副书记当个大事，回学校后他向多位外科专家请教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毫无疑问，专家们都说除了手术没有办法。但是这位副书记还是在一次学校全体大会上他宣布：“301班在隆化县下乡的同学创奇迹啦！他们用针灸治好了下肢静脉曲张！”
医生们可能持怀疑态度，可是我们有三个班同学在附属医院实习，他们坐不住了。没几天我刚好回学校汇报运动情况去了，在餐厅吃饭时，同学们都围过来问我在哪个点下乡，我一说隆化县戈塔营，一位同学说：“一猜就是你！”我问怎么回事，这才有人把副书记下乡暗访回来的事情跟我说了一遍。很多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有的说在附属医院什么事也干不了，干脆下乡去得了。我对他们说：“病人的症状只是暂时缓解了，长期效果还难说。你们还是安心在附属医院实习，毕竟附属医院的病材多，疑难重症多，对于实习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班，要求全体下到村合作医疗站，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都不去，他们的口号是“学朝农，迈大步”！创没创奇迹我就不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校毕业生实习历史上村合作医疗站是最基层的实习基地。
按照汪主任安排，争取在这50多天时间里，把我负责的大队都跑一遍。第一天我便去了五队，虽然这个生产队归戈塔营大队管，可是路途较远，还要翻座山。我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到达五队时，正好赶上生产队集合出工的时候，生产队会计见到我后，马上过来打招呼，原来我在县医院坐门诊时，看好了他的肋软骨炎。他给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承德来的大夫，我看了几个地方都没看好，他给我看好了，你们谁有病先看病吧”。他这一宣传，立即围过来一群人，争着看病。首先是队长媳妇，50多岁，还没开口说话就是一副既紧张又激动的表情。知道当地人看病不喜欢问诊，我就搭着脉说：“你的睡眠不好，好生气，出汗多……”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接连说：“对，对，对。”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她的病症，典型的更年期症状！我根据中医辨证给她开了归脾汤，5剂。她吃完5剂药后失眠等症有明显好转，可是不见我去巡诊，就跑到医疗队驻地，不巧的是我回学校汇报去了。我们一个组的同学知道我每看一个病人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她们找到小本子，又按我的记录原样开了几剂药。等我回来后，主任说：“五队有个老太太都找你两次了，明天还去五队吧。”等我们小组三人再次爬上山顶时，见到老太太也爬到了山顶，她算好了我们回来的时间。就这样，在山顶上我又为她把脉开方，告诉她再吃5剂药就好了。我们各自返回，后来老太太果然没再找我们。
下乡之前就听说汪主任在这里打响了名气，病人都反映说他看病看得好。我知道他的水平很高，不仅是传染病专家，普通内科也看得很好。为什么当地老百姓这么信任他呢？我内心充满了好奇，也特别想观摩一番汪主任诊病的过程，但是我俩不在一个医疗小组，白天要去不同的大队，只有夜间出诊是个好机会。可惜夜间出诊机会不是很多，但我想只要有这个机会，我就一定会抓住，因为我们睡的是一铺炕。
有一天夜里我刚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到敲门声，是有人叫出诊！终于等来个出诊机会，出诊地点距我们驻地大约五六华里。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准备跟着主任一起出诊。刚开始他还不想让我去，说我白天跑得远，让我晚上多睡会儿。可在我一再坚持之下，主任无奈只好带上了我。我背着出诊药箱，帮他拿手电筒照路，匆匆走在卵石路上。走了五六华里的路程，到了病人家里，见汪主任啥也不说，只管先搭脉，看舌苔，然后仔细地做全身检查。做完这些检查后，先给病人陈述目前病人的症状，再说出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最后开方下药。中医的望闻切，西医的视触叩听，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这个办法看病，给聋哑人看病都成。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算是发现了汪主任看病的“门道”。怪不得都传说汪主任看病看得好，原来如此，那就是，汪主任从来不问诊！原来，当地人有个心照不宣的认知：医生如果问诊就是没经验的表现。然而这种看病的方式非常考验一个医生的基本功，那时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尤其在农村，看病全凭医生的医学知识和物理检查的水平。后来我也试着如法炮制，果然收获了当地老乡们的信任和好评。
早就听说离公社最远的何山坞大队合作医疗站办得不错，离公社大概15华里，近处的大队都走遍了，决定去何山坞看看。一是想参观一下这个模范医疗站，二是顺便看看有没有病人需要做处理。据说那里的田医生技术很好，一般病人都就地解决了。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合作医疗站时正巧田医生要出诊，打个招呼，问了一下有没有病人，田医生说没有，他就出门了。我们去药房的跟值班的小司药打招呼，看到他们的药房里药品种类齐全，摆放整齐。我们参观一会儿正准备打道回府，突然小司药说：“你们等会儿到我家看看去吧。”我问：“去你家看什么？”他说：“我爸病了三天了，田医生说是胆囊炎，可是吃了三剂药都没见效。”
我们随后跟他到了他家，看到他父亲蜷缩在炕上辗转反侧，痛苦难忍。我们立即给他做了检查，腹部柔软，右上腹有轻微压痛，用来判断是否为胆囊炎的墨菲氏征呈阴性，体温也正常，不像是急性胆囊炎表现。巩膜和皮肤也没见黄染，胆道结石也不支持，后来我们问到最近有没有排过蛔虫，病人说排过。我们恍然大悟，难道是胆道蛔虫症？疼痛起来钻心，医学术语常用“钻顶样疼痛”来表述。
我国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在他的著作《外科学》中这样描述胆道蛔虫症的诊断：“根据剑突下阵发性‘钻顶样’剧痛和剑突下偏右轻度压痛这一临床症状与体征不相称的特点，一般即可作正确诊断，正确率可达90％以上。”我们当时就开了“乌梅汤”一剂，让司药马上拿药，给他父亲煎服。交待他大便后留意一下有没有黄染的蛔虫排出。我们就返回公社了。第二天决定再去看看这位病人，如果还不见效恐怕得住院治疗。
第二天是周四，下午要回来参加政治学习，所以我们天不亮就赶往何山坞。刚到医疗站，小司药就直接带我们去他家了，我们忙问他父亲的情况，他眉飞色舞地说：“好了！”并且说：“今天我给你们安排吃派饭。”我们说要赶回公社，他说：“今天病人多，你们走不了了。”到他家我们急着看他父亲，他说：“下地干活去了。”我们想看他是否排出蛔虫，他把我们领到院子里，指着一条半截黄染的蛔虫说：“是不是这个？”胆道蛔虫症，在医院治疗也得三五天，又是阿托品，又是杜冷丁，还要硫酸镁导泻，折腾几天病人才缓解。我们几个面面相觑，震惊之余不禁感叹道：传统医药可真神奇啊！
暂且不说这条虫子吧，我们到屋里一看，等待看病的人坐了满满一炕，看样子中午真的赶不回公社了。小司药给公社食堂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回不去，少做3个人的饭。我们就安心地开始各自诊病。大概12点多，我们看完了所有病人。小司药找人把我们领到提供午饭的那个农民家。路上护士小虎说：“我到哪儿吃饭最怕吃出头发。”同学小秦说：“我最怕谁盛饭盛菜时对着碗咳嗽。”我们到了老乡家，女主人客气地让我们先坐，说饭菜马上就好，过了不大一会儿，饭菜就端上来了。
隆化县吃饭有个习惯，不管主食吃什么，都要先上一碗小米汤，我至今都没弄明白，一大碗汤里没几粒米，可那米汤却很稠，不知是怎么做的。我们的午饭也不例外，每人先来一大碗小米汤，然后是玉米面饼子，菜是土豆熬干白菜。小虎拿起一个饼子掰开，好巧不巧的是真叫她掰出一根头发，她放下饼子，只喝米汤，吃了点菜。小秦看到女主人盛菜时对着碗咳嗽了两下，所以她只吃饼子和米汤，不吃菜。我什么也没看见，吃了个饱。饭后我们交了饭钱和粮票就往回赶。刚走到村口碰上社员们收工回来，一男子弯着腰一边走一边呕吐，既然让我们碰到了就不能不管，我们在路边就给病人做了针灸治疗，扎了两针，当场止住呕吐，胃疼也好多了。围观的人们目睹了针灸的神奇。由于赶时间，我给病人交待一些注意事项，就继续赶路了。走到半路，小虎饿得走不动路了。她们两人各自说着她们怕啥来啥，我则给她们讲个“眼不见为净”的故事，让她们忘记饥饿。此后直到回城我们再也没有吃“派饭”。
在下乡期间，医疗队要为各大队培训赤脚医生，开办一期赤脚医生培训班。汪主任给我们每个同学都分配了一门课程，给我分的是《解剖学》，我虽然在学校时是解剖课的课代表，但要让我讲授这门课恐怕还是有一定困难。汪主任让我们备课，写讲稿，然后他再给我们指点。我备课的时候有点发愁，讲《解剖学》，既没有标本，又没有挂图，这种形态学的课是讲不好的。思来想去我找到食堂的师傅们，问他们要了一些剃过肉的猪骨头。这样一来，除了颅骨，手足骨不能用以外，把部分与人骨相似的骨头收集起来，做成教具也能勉强用。
第一次上课除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外，还有我的同学来旁听，最要命的是汪主任亲自来听我的课来了，还没开始讲课就非常紧张。赤脚医生中有些已经在做医生了，有些是初学，程度不一。幸好那些已经当上赤脚医生的也没经过正规培训，我就当他们统统都是初学者。解剖课一般都是从骨骼讲起，有教具的用教具，没教具的就画图，一堂课下来我是手忙脚乱，满头大汗。
课后汪主任不仅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建议，还就授课语言，语速，手势，板书，画图，时间的把控等问题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我第二次讲课他又来了，我也没那么紧张了，发挥得好一些，汪主任在课后及时给予鼓励。他强调，讲课是门艺术，不但要把知识传授出去，还要让学生在听讲过程中感到听课是一种享受。在讲课的过程中还可以适当讲个笑话或者加个典故，增加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这样讲课效果会更好，照本宣科是会把学生念睡着的。他说，讲课也是教师自己学习和进步的一种方法，通过备课，可以把以前学习的知识巩固一遍，在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时又加深一次记忆。另外我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病人时需要向病人及家属交待病情，去别的科室会诊时需要发表意见，这些也都需要锻炼口才，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能因为紧张就说不出话来。此后，我备课更认真了，讲得也更灵活了，教学效果自然也越来越好。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去各自巡回点巡诊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和负责组织和带领我们的汪主任待在一起。我发现他是个很高效地利用时间的人。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出去锻炼身体，然后再背诵清代汪昂撰写的古代医方著作——《汤头歌诀》，有时他还自编一些汤头歌。我知道他只是参加过一期西学中学习班，但是学起中医来比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用功得多。我也有早起锻炼的习惯，但是锻炼完就回来了，可是老主任不但锻炼身体还锻炼大脑。他不但十分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绝不浪费我们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在他身边的时候，如果时间宽裕了就给我们讲个疾病，从发病原理讲到具体的治疗方案，比学校的老师们讲得还精彩。时间紧张了就讲个方剂，或者分享给我们一些为医之道。总之，这50多天比我们在课堂上，在医院里的收获都多。如果时间允许，我宁愿在乡下多待些日子。离开的那天，我们都非常依依不舍，可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呢？每一次的离别都背负了成长。毕业后，我利用回内地休假的机会专门去看望了一次老主任。他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恩师之一。我跟他学习了做人，学习了做医生，学习了做学问。这些在我以后的人生和从医道路上都给我了我莫大的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