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汉唐训诂之学逐渐向义理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以“五经”为主要文本的儒学经典体系日益向以“四书”为主要蓝本的新的经典体系转化。在道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四书”的地位尚不是很高，尤以《孟子》为最显。随着理学发展过程中《孟子》的不断升格，包括司马光《疑孟》在内的对《孟子》的怀疑与攻击不绝如缕，这也反映了在理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稳定的经典依据尚未正式确立之时，思想界多元并起的发展格局。深入思考可知，这实质源于思想界对于汉代儒学尤其是汉儒扬雄在认同上的重大争议。
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论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长期隐而不彰的道统与学统之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韩愈于《原道》中构造了一个自尧、舜至孔子、孟子，而终于他自己的儒家传道谱系。在他看来，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且对大义不明，不足以继承儒家道统。其对荀扬一系儒家的基本评价，为后世宋儒所广泛接受。程颢称：“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张载也以“与尧舜、孔孟合德乎千载之间”的道统继承人自居。王安石更是以“能窥孟子”为自任，后世称颂“其言与孟轲相上下”。在这种道统观的影响下，以往的“周孔”并称、“孔颜”并称的格局日益被“孔孟”连称所取代。而儒家荀扬一系，则在宋儒尤其是道学家视野中多被诟病。张载曾言：“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来元不曾有人说着，如扬雄、王通又皆不见，韩愈又只尚闲言语。”
二程亦认为：“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扬雄，规模窄狭”，
从而将扬雄排除在道统之外。
当然，与此同时，在宋儒中对于韩愈有关荀子和扬雄的理解也有异议。有的笼统地谈荀子的“大醇”，将其与孔孟并列，有的则凸显荀子的“小疵”，把他排除出儒家道统。北宋时期，延续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世儒基本上肯定了荀子与扬雄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如北宋前期的柳开曾言：“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入乎室，必由之。”
仁宗时，名臣韩琦作《五贤赞》：“余既新夫子之宫，乃绘诸弟子及左氏而下释经诸儒于东西序。又图孟、荀、扬、王、韩五贤于书楼之北壁。”
司马光、王安石二人在政治上虽互相反对，但对扬雄却都非常推崇，
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一般看法。刘成国指出：“随着北宋尊扬思潮的流行，扬雄思想中的若干因子，如批判章句之学、宗经征圣、推尊孟颜、重视儒家师道等，均被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发现并挖掘，成为他们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资源。他的‘性善恶混’说在唐宋谈心论性的场域中卓然成一家之言。它强调‘善’与‘恶’都是人性中的潜存状态，重视外部力量如学习、教育（包括经典学习、礼乐涵养、法制规范等）对人性的熔铸、陶冶，对北宋新学学派颇有影响。《法言》《太玄经》等著作，在中唐至北宋骈散文体交替的漫长历程中，一直是很多古文家创作模仿的对象和理论根源。他的淡泊名利、潜心著述，也被王安石、曾巩等视为在困境中坚守理想、进退有据、出处有道的精神典范。至于他的以文传道、力辟异端，更为唐宋间那些有志于复古矫俗的士人提供了价值观念和行为上的合理化依据。凡此，都构成了唐宋学术思想转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尊扬思潮之所以勃兴的重要原因。”
该文对北宋尊扬思潮的兴起之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可谓惬当之论，从中亦可看出尊扬之风确为当时社会重要风尚之一。司马光认为，扬雄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应该在孟子、荀子之上。他说：“扬子云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
王安石认为，扬雄不为异端、流俗所动，持守儒学正统，地位堪与孟子相比肩。“孟子没，能言大人而放乎老、庄者，扬子而已。”
与此二人同时的曾巩亦是扬雄的崇拜者，在清理汉代学术史时，他把扬雄放在汉唐儒家第一人的地位。如其所言：“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
从上面宋儒对于韩愈道统论的回应来看，有关汉儒的评价问题在当时应非常重要，亦有着重大争议。包括扬雄在内的汉儒，有没有继承儒学正统？或者在怎样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学？其作为儒家在宋代的发展又以什么样的形态参与了新儒学的建构？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儒家思想在宋代发展过程中的经典选择。而根于儒家道统观的经典选择，直接影响着儒学的演进方向。在北宋中期，虽然自庆历以来，儒家经学发生了重大转型，然在从训诂之学真正转到义理之学以前，整个思想界实际处于一个多种思想和多套经典传播体系的多元并进时期。在道学和“四书”为经典主体的儒学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之前，任何一种道统观都将是儒学在这个经学变古时代取得进展的不可忽视的环节，而非仅限于“思孟心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