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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说，自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历战国秦汉的大变迁后，儒家的这八个学派中，包括颜子一派在内的六派，均逐渐淹灭而无闻。真正使儒家在秦汉以后仍能够薪火相传的只有两家，即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孟氏即孟轲（孟子），其学术出于子思之门，子思是孔子之嫡孙。孙氏即孙卿，亦即荀子。荀子之学，师承于孔子弟子子张与子夏。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学，一方面仍坚持孔子的礼制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外仁内圣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唐宋以后演变为孔、韩、程、朱之理学。而荀子之学，则源于子张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学，亦即用权与法术之学。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实际主要来自子夏学派。孔子死后，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记·魏世家》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其弟子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魏文侯以礼贤下士闻名于世，是战国时第一位大举招客讲学养士的诸侯。其中李悝与吴起成为一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子夏之西河学派实开后来齐稷下学派之先河。子夏之学后来为荀子有所批判地继承。而孟、荀二派，在战国末世，乃成为儒学中并立的两大流派。
众所周知，孟子与荀子分别开创了心性儒学与经世儒学两个不同的儒学路向，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基本资源。然在后世的传衍过程中，孟、荀的地位却截然不同。尽管在汉代这种地位差别和分化还不是特别明显，但中唐以后，两者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韩愈在《原道》中对荀子的评价影响了后世对荀子的定位与理解。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基于韩愈道统论在宋初的重要影响，北宋学者对荀子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中，对荀子的“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定位，让不少学者因荀子之“小疵”而将其排除在儒学道统之外。李祥俊先生认为：“在韩愈的道统录中，除了虚拟的古代圣王外，真正属于儒家学派的只有孔、孟、荀、扬四大儒，韩愈推崇孔、孟，对于荀子和扬雄的褒贬有所保留，但尽管如此，这也大大提升了荀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
对此，笔者以为韩愈不仅没有提升荀子的地位，反倒因其在《原道》中的评价，使得宋儒对荀子的非议不断滋生。加之北宋时期除了延续汉唐儒家经学传统之外，儒家学派内部还兴起了一股复兴先秦原始儒学的新儒学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轼兄弟的“蜀学”、二程兄弟的“洛学”。他们在儒学道统的论述上往往都比较苛刻，荀子的地位逐渐受到质疑与批评。当然，也有学者对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肯定与崇奉。于是，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对荀子评价的多元化格局。
第一种，是对荀子的推崇和表彰。如北宋前期的柳开将孔子列为圣人，他说：“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
其他如孙复、李觏等仍然坚持将荀子置于道统。韩琦在《五贤赞》中将荀子列入低于圣人的贤人行列，恐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一般看法。
第二种，即是对荀子的批评。这里面大体上有两个类型，第一类是针对荀子对孟子的批评而形成的对荀子的非议。如北宋前期的贾同认为，子思、孟子得孔学之真传，而荀子作《非十二子》批评子思、孟子则十分无谓，在他看来，荀子之学无法与子思、孟子相比，所以他说：
今以荀之书比之，而又出其后，则庶几学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体矣，故唐韩愈但侪之扬子云而已。……且夫仲尼之道，孟轲学而行之，吾谓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学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为十二，而复云云。所谓是尧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则尧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谓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观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责荀》以示来者。
北宋中期的郑獬则就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的差异提出评价，认为二者都是“法其是者而去其非是者”，在实质内容上并无二致，荀子故作异论是出于私意。他说：“孟子见当世之戕贼仁义，谓古之为仁义者无出于尧舜，故其言必以尧舜为法。荀子犄其论，特为孟子而发也，乃有私意矣。”
苏轼还进一步指出，正是荀子学说中的诸多偏颇导致了其学生李斯非圣诬法的种种恶行。他说：“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王安石虽然肯定荀子之学“备仁义忠信之道，具礼乐刑政之纪，上祖尧舜，下法周孔”
，但对于荀子批评孟子极为不满。而司马光则推崇扬雄过于孟、荀。苏轼亦对荀子批评孟子极为不满，认为荀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
第二类则是对荀子之学本身的“驳杂”提出批评。王安石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祸仁义者，所以反对荀子在道统上与孟子并列。王安石对于汉唐经学主要持批评态度，自对荀子无好感，罕言荀子与经学的关系。二程赞同韩愈关于孟子“醇乎醇”的评语，对荀子、扬雄“大醇而小疵”的评价则认为过于宽容。程颐说：“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然韩子责人甚恕。”
对荀子批评孟子，程颐也极表不满。他说：“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
二程还以倡导性恶论、以礼乐为伪，认为荀子之学未得儒学真谛。“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尊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
程颐在给其兄程颢所写的《行状》中以程颢直接孔孟之道，把儒家内部学术不纯者如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都排斥在正统学术之外。在这一点上，张载和二程是一致的，他也以孔、孟为标准，批评后世诸儒皆未得道。如其在《经学理窟·义理》中所言：“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
张载批评荀子和扬雄思想不够通达纯粹，沿袭了韩愈的“小疵”说，并且作了进一步的放大。
就北宋时期荀子在儒学道统中的总体情况而言，其地位处于一个由高到低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承袭中唐以来儒学复兴之势，荀子地位得到提升，列于孔、孟之后，被誉为大贤，并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配享孔子庙庭。“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杨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新儒学思潮的批评，荀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南宋以降，荀子不断受到批评，逐渐被排斥出儒家道统。而随着孟子地位的提升，荀子的地位逐步衰降：伴随着中唐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荀子由“大醇而小疵”到“大驳”“极偏驳”“悖圣人者也”，其地位一降再降，最终在朱熹那里被彻底请出了儒学的道统谱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尊孟抑荀”的趋向，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孟子的思想迎合了现实所需和所好”，
恐怕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因素。
作为一种思想史发展的暗流，应该看到荀学在北宋时期依然有其特定的影响。在理学和新学尚未真正发展起来之时，荀学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种理论选择。这一点在司马光的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而这也成为今天我们重新检视重视荀学的司马光哲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