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易经》是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经典资源，《易》哲学也成为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易经》作为经书的地位得到确立后，围绕对它的解释，形成了后世洋洋大观的易学。以象数论为主要特征的汉易在吸收了阴阳观念之后，逐渐有了新的发展。唐初的《五经正义》进一步统一了《易经》的经义解说，致使有唐一代的《易经》诠释墨守成规，未获新的发展。宋开国之后，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而致国亡的教训，朝廷实行彻底的文治政策。儒学在受到唐代略处强势的道教和佛教思想的挑战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运。于是宋儒便以最有赋予思想性可能的易学为中心，建构新儒学，进而形成了在宋代疑经思潮中异常繁荣，且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宋易。
虽然崇儒政策在宋初已推行开来，然在宋前期的六七十年里，基本仍沿袭着唐代旧说。如著名经学家马宗霍所言“宋初经学，犹是唐学”
。儒者仍谨守传注，不敢逾越。庆历之后，学风大转。士大夫开始逐渐摆脱汉唐训诂之学的藩篱，大胆地疑经改经，不断标新立异，形成了在当时影响颇大的疑经风潮。易学之发展亦深受此风之影响。孙复就曾言：“专主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之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者也。”
之后，欧阳修作《易童子问》，一反司马迁所持之孔子“序《彖》《象》《说卦》《文言》”之说，向传统易学发难。此后，刘敞作《七经小传》，对包括《周易》在内的传统传注提出全面怀疑，将疑古之风推上高潮。此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穆修还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而周敦颐则传于程颢、程颐。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阐发易理，程颐著《程氏易传》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张载则在《横渠易说》基础上完成《太和》《参两》《大易》等篇，苏轼吸收道家思想著成《东坡易传》，王安石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亦曾著《易解》，今已亡佚。虽然王安石自谓“某于《易》，尝学之矣，而未之有得”，
而且以为“少作未善”，后不颁于学官。但程颐曾对门人言：“《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
足见王安石《易解》亦是当时诸多解《易》之作中的重要一种。凡此种种，皆是直接面对《周易》进行义理阐发并进行的理论建构。面对着当时的疑经思潮，司马光对弥漫于学术界并对科举考试发生重要影响的这一现象发表了自己独到的想法，实际上间接批评了疑古走向极端化的弊端。他在《论风俗札子》中讲道：
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
司马光此札上于熙宁二年（1069年），批评了当时疑经思潮走向为疑而疑的不良风气。
正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态度，司马光通过为《太玄》作注而渐进易学。他几乎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疲精劳神”“迄不能造其藩篱”，
自称虽对该书勤奋困勉，但收效并不十分显著。这些虽系自谦之辞，但也反映了他对《太玄》的推崇和执着。司马光的集注，是在宋衷《太玄解诂》、陆绩《太玄释正》、范望《太玄解赞》等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和补注。在此基础上，他先作《易说》，之后又仿《太玄》作《潜虚》。司马光曾自述草拟《潜虚》的经过：“《玄》以准《易》，《虚》以拟《玄》，《玄》且覆瓿，而况《虚》乎？其弃必矣。然子云曰：‘后世复有扬子云，必知《玄》。’吾于子云虽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后世复无司马君实乎！”
说明《太玄》仿《易》，而《潜虚》又模仿《太玄》。刘歆讥刺扬雄《太玄》“后人用覆酱瓿”，司马光自顾《潜虚》也将会有同样的遭遇。但扬雄并未丧失信心，自信后世总有了解《太玄》者，现在司马光酷爱《太玄》，因而得到印证。也许将来或者有类似司马光的学者降世，从而推崇《潜虚》。这段表白比较符合司马光的心情，可能属于原文。从《潜虚》全本来看，不仅结构、布局模仿《太玄》，而且行文也模仿《太玄》，它是司马光仿扬雄《太玄》而自成体系的一本哲学著作，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玄》以准《易》，《虚》以拟《玄》。”这说明它们之间的步趋关系很近，模仿痕迹很浓。
《潜虚》不仅有图像，也有说明。司马光晚年未曾写完此书，只留下残本，由后世学者代为补成。
司马光由《玄》而《易》的治易特点，不断遭到后世学者的批评和反对。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南宋学者俞琰，俞氏在《读易举要》中云：
司马温公曰：先从事于《玄》以渐进于《易》。又曰：《易》，天也；《玄》，所以为之阶也。夫《太玄》无与于《易》，《易》赖于《太玄》。《玄》固矣，司马公乃欲因《玄》以求《易》，吾恐求《玄》愈深，去《易》愈远。何者？道德性命之理与星历气候之学本不相涉也。子云作《太玄》非本易之道，特用《易纬》卦气六日七分之说耳，卦气之说巫史附会之说，非圣人之意也。
俞琰在此基于“道德性命之理与天文地理之学不相关”的观点通过对扬雄《太玄》成书的批判，对司马光的易学进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会离易道越来越远。类似的批评在后世尚有很多，兹不赘述。
尽管司马光“由玄而易”的治易观念遭到了后世的批评，但这一鲜明特色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反省王弼的玄理易学，而采取兼重象数与义理，重新以儒家义理充实易学，自成一家之言，其成果可以说是介于主义理与主象数两大易学潮流之间。司马光借由“气”论打破王弼的“贵无”诠释观点，将王弼“无”和“有”的体用、本末关系，转为从“无”到“有”的生化关系，“无”是有形之前的混一元气，称为“太极”。而“太极”又是“一”，即“至理”“中”，是气能运化生成、生生不息之理。因此司马光易学思想之形态，近于周敦颐、张载等，属于宇宙论与本体论混杂的形态。此外，王弼重义轻象，司马光则主张象数为义理之本，并构造出一套新的象数系统，将天道与人道、自然规律与政治社会伦理结合起来。其质实的易学思想，充满以人道模拟于天道的教化理念，在北宋易学史上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