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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充《论衡·超奇》云：“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韩愈在《答李翊书》云：“扬子或曰玄何为，曰为仁义，曰孰不为仁，孰不为义，曰勿杂也而已矣，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扬子圣人肆笔而成书。”
又于《与冯宿论文书》中云：“其时桓谭亦以为雄书胜老子，此尚不可谓之知，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
又有《读荀子》云：“始吾读孟轲书，然后得扬雄书，盖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与……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
宋曾巩《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故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
宋王安石《扬子》云：“扬子陵彝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当时荐口终虚语，赋拟相如却未工。”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云：“扬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潜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万物作，睹人心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潜，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杂，不能烛理而应物也。”
然而，因为原本扬雄作《太玄》是为了“赞易”，却惹来了历代学者不少的非议，多认为其“非圣人而作经，犹……僭号称王”
，“不遵易而自为之制”。
司马光在《说玄》中云：“扬子云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
又于《法言集注》中云：“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议其等差，然扬子之生最后，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后之立言者莫能加也，虽未能无小疵，然其所潜心深矣，恐文公之所云，亦未可以为定论也。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其简而奥也故难知，学者多以为诸子而忽之。”
孔孟而后，司马光最崇奉的人物是西汉末年的哲学家扬雄。在《法言集注》中，司马光针对当时学者提出的扬雄仕莽贪图利益的说法作了有力的回应：
《法言》之成，盖当平帝之世，莽专汉政，自比伊周，欲兴礼乐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进，异己者诛。何武、鲍宣以名高及祸，故扬子不得不逊辞以避害也。亦犹薛方云：“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也。”当是之时，莽犹未篡。人臣之盛者，无若伊周，故扬子劝以伊周之美，欲其终于北面者也。或曰：“扬子为汉臣，汉亡不能死，何也？”曰：“国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义也。向使扬子据将相之任，处平勃之地，莽篡国而不死，良可责也。今位不过郎官，朝廷之事无所与闻，奈何责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难，凡责人者当先恕己，则可以知其难矣。”或曰：“扬子不死，可也，何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将篡而去者，龚胜是也。莽聘以为太子师友，卒不食而死。扬子名已重于世，苟去而隐处，如揭日月潜于蒿莱，庸得免乎？”或曰：“扬子不去则已，何必誉莽以求媚？岂厌贫贱思富贵乎？”曰：“昔晋袁宏作《东征赋》，不序桓彝、陶侃，犹为桓温、陶胡奴所劫，仅以敏捷自免。况扬子作《法言》，品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而独不及莽，莽能无耻且忿乎？此杜预所谓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且扬子自谓“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始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岂非言行相副之明验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几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贵，不亦过乎？使扬子果好富贵，则必为莽佐命，不在刘甄之下矣。”
这段话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几乎回应了批判扬雄的所有破点，其对扬子的推崇与厚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据《太玄集注序》所云：“庆历中，光始得《太玄》而读之，作《读玄》。自是，求访此数书，皆得之，又作《说玄》。疲精劳神三十余年，讫不能造其藩篱，以其用心久，弃之似可惜，乃依《法言》为之集注。诚不知量，庶几来者或有取焉。”
司马光从庆历中年就开始读《太玄》，历时三十余年，仍认为未得要领，但考虑到学术传承，于是编成《太玄集注》。在他还做同知太常礼院时，就上奏了《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
臣伏以战国以降，百家蜂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独荀卿扬雄排攘众流，张大正术，使后世学者坦知去从。国家博采艺文，扶翼圣化，至于庄列异端、医方细伎，皆命摹刻以广其传。顾兹二书犹有所阙，虽民间颇畜私本，文字讹误，读不可通。诚恐贤达之言寖成废缺，今欲乞降下崇文院将《荀子》《扬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讫，雕板送国子监，依诸书例印卖。臣愚懵不达，大体不胜，区区贪陈所见。皇祐二年上。
在北宋诸儒中，司马光对扬雄的崇奉程度无人能比。他认为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而扬雄是排除了各种混乱的学说，对儒家学说重新进行阐述的一个里程碑。若要真正探求儒家学说之真谛，就不能不去钻研扬雄的思想。他在《资治通鉴》中九次引用扬雄之论，可见对扬雄的推崇程度。
此外，司马光还拟《玄》而作《潜虚》。他曾在《说玄》一文中说道：“书者所以为道”，无论是《易》还是《玄》都是揭示圣人之道的。所谓“道同而法异，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大道将晦，一书辨之，不若众书辨之以为明也”
。因此，扬雄准《易》作《玄》有助于彻底揭明圣人之道。“《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
《易》理高深至奥，扬雄的《太玄》正是步入《易》理大堂之台阶。司马光这一为《玄》准《易》而作的解释，也正好适用于自己为准《玄》而作的《潜虚》，即《潜虚》也新增了一个侧面以揭示圣人之道，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玄》和《易》中的圣人之道而设的阶梯，“学者由《虚》而晓《玄》，由《玄》而究《易》，斯无躐等之患，而有渐进之益矣”。
当然，《潜虚》揭示的圣人之道，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立足世界观的高度去完善发展儒家的圣人之道。司马光对扬雄的推崇在其赞叹《太玄》“知圣人之道”中得到体现，他认为《太玄》是“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
即《太玄》从世界观的“根本”上，将自然、社会、人生有机结合起来了。司马光对《太玄》的这一评语实际道出了仿《玄》而作的《潜虚》的宗旨，亦即要光大圣人之道，其途径则是“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而《潜虚》的这一性质宗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司马光颇有振兴发扬圣人之道，做一儒家道统继承人之心志。
子云作《太玄》所以明《易》也。温公作《潜虚》，所以明《玄》也，《易》之作，出于不得已。《潜虚》之作，岂亦出于不得已乎？自雄之作《玄》，议者已纷然矣。独有于《虚》乎？曰：《易》者经之原也，其道奥而难知，温公固尝云：“《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
扬雄作《太玄》，颇受人讥议，指责他非圣人岂得妄作他经。刘歆就讥刺扬雄作《太玄》，“恐后人用覆酱瓿”；南宋程门弟子杨时也称“扬雄作《太玄》，准《易》，此最为诳后学”。
司马光对自己拟《玄》作《虚》之举也料到将会有人讥议，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学说会遇到知音。故他在《潜虚》最后作结道：“《玄》以准《易》，《虚》以拟《玄》，《玄》且覆瓿，而况《虚》乎？其弃必矣。然子云曰‘后世复有扬子云，必知《玄》’。吾于子云虽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后世复无司马君实乎？”
这表明了司马光对自己哲学体系的自信和对学术思想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