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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律的改革与建构历程可谓独特，在西方眼中，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亚社会，东亚文化圈的影响体现在日本的语言、艺术、宗教以及个人与家庭、社群与国家等众多关系的基本认识层面，日本人似乎易于接受统治者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以及管理的权力。 [15] 而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日本法律对个人亲属关系的维护，在社会大众层面惯有的息讼文化心理，在司法机制中倾向于通过调解解决争议的途径，都体现了东亚社会的典型特征。
与东亚邻国相比，日本又展现出了他者的形象。相较于中国与韩国，日本与西方更为接近，不论是其古代社会中类似于西欧式封建社会的阶层分布，还是近代以来率先西方化、“脱亚入欧”的改革历程，都彰显了日本在东亚的独特性。
在法律改革的路径上，近代以来，随着“脱亚入欧”的愿景、西方地缘政治的移转以及“二战”后美国托管的历程，日本先后参照了包括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不同的学习借鉴对象背后，是日本于国家转型与法律建构过程中愿景蓝图的变动。
相较于立法层面，日本司法制度的革新路径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一贯性。但此种稳定性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凝滞，而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组合与运作，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框架制度与权能运作。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政权重组，日本的司法制度都随着国家政权形式、宪制框架的修订而转变。本章的研究问题即在于，日本司法制度的变革与国家政权建构之间的关系为何，在何种意义上，司法制度成为了日本建设并完善现代国家职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