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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文学情结，一因文化饥饿，二是“伤痕”使然，三为青春表现。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有过当作家的梦想。语文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朗读。这种肯定与激励，更加刺激了我的自信心，我在作文上更加勤奋——老师布置一篇作文后，有时我会加写一篇诗或随笔。但无论我如何努力，都很难成气候，因为文学创作最需要的“原料”就是阅读。
那时，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别说课外读物了，就连课本都难以配齐，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接受基础教育的现状，我们生长在文化荒芜的时代。
我们大队当时有一户“知识”人家，父亲在省城美术印刷厂工作，兄弟姐妹中也有人在城里，家里经常有些报纸杂志。我喜欢去这家玩，一是因为跟家里的满崽（最小的儿子）是好友，二是因为那家的女主人和善，从不嫌弃我不讲卫生。在他家时间多了，我自然受了他们读书看报的影响，学了一些东西，接触到一些时事。我的好友是我们大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本科的人，我觉得这肯定跟他的“知识家底”有关。我一直以他为榜样，努力读书，终于成了我们大队第二个考上大学本科的人。
我那时找课外读物、接触文学作品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知青点。我们大队因为万亩荒山变茶园，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也就成了县里的知青点。这些知青有的读了高中，有的也只有初中文化，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他们路子广，还能搞到一些“手抄本”。我能读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三国演义》《雪莱诗选》《普希金诗选》《蒋光慈诗选》等书籍，都要感谢他们，特别是普希金的诗，我手抄了一本，还模仿着写了好几十篇作品，汇集成《心声》，只可惜现在找不到了，再也听不到自己当时的心声了。不管历史怎么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确实尝到了“文化下乡”和“知识扶贫”的甜头。
我带着“普希金情结”上大学时，正值国家全面进行拨乱反正，那时流行的是“伤痕文学”。后来我才认识到，每当一场历史性的社会变动（或灾难）结束之后，首先觉醒的就是文学，由文学带动哲学甚至整个思想文化的大反思、大启蒙、大讨论、大解放，文艺复兴时期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时期也是如此。同时，我还发现，有过生活磨难的人比生活舒适的人更喜欢文学，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最能切入人的心性，最能解剖人的命运，最能把脉人心的走向。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当时的大学生，可以不读专业书，但几乎没有人没读过刘心武的《班主任》、陆文夫的《献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戴厚英的《人啊，人》《诗人之死》等作品。
这种对文学的“独钟”，一是因为这些作品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和事，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伤痕”，容易引起共鸣。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经历过生活的苦难、受到过社会的不公、感受过人情的冷酷，天然具有文学的某种基因。二是因为那时喜欢文学是大学生的一种时尚，这些小说若你都没有看过，不懂“朦胧诗”，不能背《致橡树》，就会显得“老土”，没有可交流的话题。那时放假，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会借一些小说回家看，很少有带专业书的。
我们寝室住了两个七七级历史系的学长，其中一位就是文学青年。也许是受他影响，同寝室的人从图书馆借来的第一本书，都是文学作品。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位同学，大学四年除了上课（有时还逃课），几乎是在床上看了四年外国文学书，听说毕业后去中学当了语文老师。
奇怪的是，现在的大学生对文学感兴趣的不多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更是少数，大学的文学社团越来越少，这是当代大学生的一种“精神缺陷”，也是“素质缺陷”。有的学生写东西错别字连篇、索然寡味，说话无文采、无激情，有的学生学位论文的“后记”都是全篇抄他人的，没有真情实感。唉！真是辜负了美好的青春！
老实说，大学头两年我没有认真学专业，而是在“玩文学”。我们班有几个文学爱好者，如著名作家、《青瓷》作者浮石（笔名，同时也是画家、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著名青年诗人黄辙（笔名，现为著名企业家），就是在那时开始成长的。我们几个人加上刘忠（现居海南，房地产商）最初办了一个诗刊，叫《地平线》。黄辙任主编，我们协助，自己组稿，自己编辑，自己刻钢板、油印、装订，自己发行，没有人赞助，资金完全是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或者朋友帮忙搞来一点纸张。办了几期后，《湘潭日报》《雨湖》《星星》《萌芽》等报刊居然转发了其中的作品，这给我们带来了继续办刊的信心。同时也跟其他高校的诗社建立了交流关系，如益阳师专的“蒹葭”诗社（其骨干成员莫铁军是我的中学同学，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大家知道，当时的刻印非常辛苦，我们中只有黄辙的字写得漂亮又稳健，所以刻钢板的事他一个人全包了。为了减少工作量，我们决定改成打印，同时决定改刊名，更名为《旷野》，同时扩大稿源，增加容量。
《旷野》的出刊是艰难的，一是打印，二是稿源。我们没有打印机，只好回县城找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帮忙，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稿源则依靠中文系的朋友。湘籍著名诗人陈惠芳就支持过我们不少稿件。同时加强同社会上的诗社的联系，当时的株洲团市委就活跃着一群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当年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刘波（后下海经商，任海南诚成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2017年11月14日在日本去世）就经常来我们寝室交流并提供诗作。当时，这个刊物凝聚了一批诗歌爱好者，也产生了一些诗人，主编黄辙在大学期间就有多篇长诗在《诗刊》上发表，成为当时乡村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几乎与北岛、舒婷等齐名，一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难以做到。
办了几期《旷野》之后，我发现自己对文学仅仅是爱好，并无天赋，写不出好的作品，于是决定考研，开始认真复习专业课程，不久诗社就停办了。大学毕业后，我和黄辙去了高校，浮石留校当了干部，刘忠去了国企。若干年后，他们三位都去海南淘金了，我还坚守在大学讲台上讲哲学。到最后，只有浮石坚持小说创作，成了著名作家——总算有人实现了文学梦，还是倍感欣慰。
尽管办诗社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而且我最终也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但还是值得的。我从不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专业或职业，许多作品，特别是名作的问世是一种机缘，是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的交织。文学作品不是刻意写出来的，需要个人的独特经历，需要社会的特殊土壤。
很庆幸，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这样一段文学情结，几个文学青年也成了一生一世的朋友，每次相聚谈的依然是文学。文学让我们保持着对人性的关切、对生活的激情，还有一份义气与血性，还有那越来越小的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