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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晚清报纸杂志的媒体革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的是：现代报纸，并不发轫于中国本土，而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以降，研究者公认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为现代报纸之嚆矢。其后则有1828年同在马六甲刊行之《天下新闻》（ Universal Gazette ）。
这中间还有段趣事，充分显示历史的诡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传教士马礼逊带着梁发办的。排版工人梁发后来也写了很多宣传基督教的书和小册子，刊行于1832年、署名“学善居士”的《劝世良言》即是其一。该书共九卷约九万字，大部分记录马礼逊翻译的《圣经》章节，其余是梁发的学习体会，很适合初学者。而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却影响了一个大人物，酿成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事。洪秀全，就是在1836年考试落榜后偶得此书的。所以，这算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外篇。
当然，也有些研究中国报业史的同道认为，1833年刊于广州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才是鼻祖，因为它毕竟是在国内创刊的。但即使是这一份报纸后来也于1837年迁至新加坡发行。
可见，当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报业与中国境内报纸，实构成一种整体关系，不仅来往密切，用中国纪年，亦表示中国意识。
这关系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益发明显。康有为等人赴南洋组织保皇党支部，创办报纸，宣传维新勤王；“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以南洋为基地，创办报刊，鼓吹革命。其言论与报道不唯号召华侨，也直接影响国内政局之发展。
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因晚清政局特殊，言论不见容于国内者就多跑去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鼓吹改革。故服务华侨、维系其祖国认同之报纸，与讨论时政、意在导引我国发展方向的报纸，格外蓬勃。其风格与言论，对尔后国内报纸及政局均有深远之影响。
此一现象，是研究晚清史、华侨史及报业史者所不能忽视的；一般人想了解晚清时局，也绕不开这个领域。
这些华文报纸的发展，略可分为三期：一是1815年至1880年，此期办报者以传教士为主，旨在传教；二是1881年至1919年，此期华文报业勃兴，借报纸议政之风气甚为普遍，卒显示为革命党和保皇党的报业竞争；三是1919年以后五四运动出现，国内政局丕变的阶段。以第二阶段最为重要。因为到1911年时，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已多达九十一万，华文报纸之发展空间甚大。
据我所知，清末民初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华文报，大约有这些：
1815年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马礼逊、梁发，马六甲）
1828年 《天下新闻》（吉德，马六甲）
1833年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郭士立，1837年移新加坡）
1858年 《日升报》（威廉·史密斯，新加坡）
1881年 《叻报》（薛有礼，新加坡）
1890年 《星报》（林衡南，新加坡）
1896年 《槟城新报》（林华谦、黄金庆，槟城）
1898年 《天南新报》（邱菽园，新加坡）
1899年 《日新报》（林文庆、黄乃裳，新加坡）
1904年 《图南日报》（陈楚楠，新加坡）
1905年 《南洋总汇报》（陈楚楠，新加坡，1906年改名《南洋总汇新报》，1927年改名为《总汇新报》）
1907年 《槟城日报》（黄金庆，槟城）
1907年 《中兴日报》（陈楚楠，新加坡）
1909年 《星洲晨报》（周之贞，新加坡）
1909年 《吉隆坡日报》（林道南，吉隆坡）
1910年 《南侨日报》（黄吉宸，新加坡）
1910年 《光华日报》（孙中山，槟榔屿）
1911年 《四州周报》（陈占梅，吉隆坡）
1914年 《国民日报》（陈新政，新加坡）
1919年 《新国民日报》（谢文进，新加坡）
至1919年以后，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政局结构迥异于前，报纸编辑宗旨及言论内容亦随之丕变，故应属于另一期之发展。
一般对于自1881至1919年此一时期报纸之关注点主要有二：
1.对于报业史之意义：本时期报纸乃现代报业之先驱，具有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2.报纸之政论功能：报纸有娱乐功能、告知功能、引导功能等。本时期报纸，在充分告知民众有关内幕、新闻事实之外，引导性的评析至为蓬勃。戈公振就说过：“至最近辛亥数年之间，政府以预备立宪
人民，而内幕之腐败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舆论之不可终遏，乃设法沟通报馆，以为私人作辩护。斯时报纸之道德，固已坠落达于极点，而真正舆论无可发泄，则激成反动力，主张根本改革之反对报纸，乃应时而发生也。”
在这些主张改革、批评政府的报纸中，又分化成保皇、维新与民主革命等系统，相互辩难，以致曾虚白所编《中国新闻史》也专立《政论报纸的兴起及其发展》一章，讨论本时期报纸之特性，且认为本时期报纸此类特性对尔后报纸影响深远。
总之，这时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报，对于研究晚清政治思想史，我国早期报业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开拓史，或新加坡、马来西亚大众传播事业史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无疑的。
但目前的讨论仍不理想，大多数只是报社报人之回忆性资料，或附论于华人史中。若干由报学、新闻学角度讨论其发展之作，亦仅属综述概论性质，且时日距今皆已久远。
可见此一时期之报纸虽受重视，却仍有待更深入之探讨。近三十年间，更是越来越少有相关研究面世。所有观点，大体仍局限在戈公振、曾虚白两书所提示的内容中。
研究之所以久无进展，可能的原因有三：
1.资料已佚。曾虚白所编《中国新闻史》第五章曾谓：“关于革命党与保皇党的报业对抗，是政论报纸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清末侨报在海外的蓬勃，与这一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曾就当时双方的报纸列了一张很详细的表，可惜现在这些报纸大半都亡佚了。”
冯氏所列，其实尚不详备，但其中资料都已经散佚不齐了。时至今日，许多材料更难觅至，研究者只能依传闻及旧有论述重抄一遍，研究遂难有进展。
2.新加坡、马来西亚历经日军占领及独立之后，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已无整体关联。我国研究新闻或报业的朋友，对于这些“外国报纸”逐渐丧失理解及研究意愿。
3.新闻史之研究，在传播学领域中，夙属较为冷僻之科门，因为研究者必须兼具历史学及传播学知识，而这样的人在传播学领域很少。而在史学界中研究晚清及民初的，又很少人知道或能运用这批材料来研究晚清政治、社会、思想、风俗、文艺史。可是，事实上当年之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目前虽多已散佚，但依然可以间接考察。尤其是1910年创刊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光华日报》，除于1941年至1946年因日军占领被迫停刊四年多外，一直保持发行，为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之一。至今仍正常出刊。
该报于1936年收购了原由保皇党所主持的《槟城新报》，使得研究晚清民初两派人士如何运用报业相互竞争者，在资料的获取上十分方便。若能以《光华日报》为基础，全面清查现存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当时报纸资料状况，合并已收录于国民党党史会所编《革命文献》中的相关资料，仍是大有可为的。
此外，过去的相关介绍、评述，对于本时期报纸均只有概括的描述语，云某报为保皇党所主持，某报支持革命党而已，完全没有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因此对于这些报纸究竟表达了什么观念，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现象等均属茫然，完全可以进行新的研究，也立刻就可以创出成绩。
清末民初，维新派与革命派之论战及报业竞争，主要在三个地方：一是日本，《民报》与《新民丛报》可为代表；二是美国檀香山、旧金山地区，以《檀山新报》与《新中国报》为代表；三即是南洋地区。
一般论者较注意在日本的论战。其实发生于南洋地区之争论，不但激烈程度不逊于日本，而且其报业经营方式、竞争关系，较日本更为复杂。
例如革命党人所办《图南日报》纯属赠阅性质，停刊后，继办《南洋总汇报》。俄而合伙者拆股，承接者约了倾向维新者加股，遂成为保皇党之主要报纸。
同样的，创刊于仰光的《光华日报》，原是在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所收购原支持维新保皇之《仰光新报》的基础上创立的，后转而为保皇党人所收购，易名《商务报》。革命党人乃又办第二《光华日报》，与《商务报》展开笔战。保皇党人又于1910年夏，请求清朝领事向缅督控告《光华日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缅督下令将主笔居正驱逐出境，《光华日报》又遭第二次的停版。一个月后，革命党人又用该报的资金筹组报馆，易名《进化报》，继续鼓吹革命。但八个月后又被保皇党结合地方警吏，迫使《进化报》停刊。革命党人乃于1910年再发刊第三《光华日报》于槟榔屿。
这样的报刊变动过程所显示的传播媒体经营问题，是日本地区所没有的。
换言之，若一方面进行内容分析，说明在南洋的论争曾提出了哪些问题与说法，是在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则进行报业经营管理学的讨论，探究报纸的开办、停刊、改组与易主，将报纸放入其社会状况与脉络中去观察，就完全可以突破现状。
研究报业发展及其内容，结合社会面的探讨，可举数例言之：
1.1849年统计华人移民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之人口仅有两万七千九百八十八人，但至1881年已暴增至一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七人。可见1881年华人开始办华文报，实有其市场需要之因素。
2.移往南洋之华人，原本以劳工为主，来此谋生而已，并无太强烈之政治意识，更无政治组织。但中国领事馆于1877年设于新加坡，黄遵宪等著名文人及外交官络绎南下，北洋舰队且三度访问新加坡，致力于维系海外侨民对清廷的忠诚，中国意识乃逐渐提高。再加上戊戌政变的刺激，才使得华人政治意识高涨，并逐步发展出政治组织，而此类组织又是与其原先之移民会馆不同的。
3.革命党人及保皇党人除了办报之外，也办学会、办学校。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之华校即建立于此一时期。
据陈育崧《星马华文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说，康有为所推动建立的华校即有三十所。革命党人之策略则是办书报社，在全马各地城镇郊乡，共办了五十八家书报社，并以书报社来办学校，如槟城钟灵（1915年，槟城阅书报社）、崇德（1911年，槟城公益阅书报社）、日新（1918年，槟城中华阅书报社）、益华（1913年，槟榔屿益智阅书报社）；喜州（1907年，霹雳喜州光汉阅书报社）；森美兰州中华（1913年，华商书报社）；培智（1919年，柔佛爱群书报社）。
因此，研究当时之报纸，结合学校及书报社来讨论，深入了解其间复杂之关系，探索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纵使我们不太关心南洋华人社会，只愿着眼于国内，也该知道当时南洋华文报纸之言论及办报目的除针对当地之外，也针对中国政局的改造。因此有必要观察它与国内政局的关系。
事实上，除了辛亥革命以前保皇党与革命党之争论外，辛亥以后，南洋仍有支持复辟及拥戴袁世凯的报纸。故考察它与中国政局的关联，比较它与国内报纸立论的差异，也是极有益的。
以上我讲的这些话，有点像“劝进书”，呼吁大家赶快进军南洋，好好利用这批宝藏。哈哈，是的，那里面真是宝贝甚多。我上文所说，只偏重于政治思想，其实那里面诗词戏曲、民情风俗大有可观，略略辑出，便有可供谈助者。
我曾有一个夏天，闭关在新加坡大学的图书馆，把头塞进微缩胶卷的放映箱里，阅读这批华文报。看啊看，不知西方之既黑。出来，摸黑绕出校园，到处找吃的，却不知哪里传来一曲粤讴，竟是我在报上看得熟了的《解心事》：“苦海茫茫，多半是命蹇。但向苦中寻乐，便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