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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己亥）是“龚自珍（号定盦）年”，有人仿作《己亥杂诗》，有人写书、发文或开会谈论他，好生热闹。
但熟题也不一定好作。刚上市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译本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写的《晚期古典诗歌中的彻悟与忏心》就不免翻了车。他说晚清仕途很窄。1820年龚定盦落榜，1829年才进士及第，但由于殿试失利，只能闲置内阁，依存于此一无所事事之制度中。这都是开口即错的。清朝的进士考试就称为殿试。考上的，统称进士。内中又细分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所以没有宇文所安以为的进士及第后“尚须通过殿试”这回事。而龚定盦去内阁，也非殿试失利的缘故。进士只是入门资格，所有考上的进士还需要参加朝考，考做官所需的论、诏、奏、议等。其中，擅长文学、书法的，可留下备用，称庶吉士；其余分发为主事、知县等。庶吉士又要在翰林院教习馆接受培训，肄业三年；然后参加散馆考试，也就是毕业考。优良者，可授为编修、检讨等。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各省知县等。那些原先就授任知县的，其实也还需要经过候补、候选等过程。制度很复杂，不是像现在人想象的进士一考上就能荣登大官的。龚是殿试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故也不是一甲那种“进士及第”。他殿试后参加朝考，奉旨以知县用，其实算是不错的待遇了，但他不愿离开京城权力中心，所以呈请仍归中书原班。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始擢宗人府主事。道光十七年宗人府京察一等引见，奉旨记名，充玉牒馆纂修。三月，改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四月，补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司行走。选湖北同知，不就，故仍还原官。研究龚定盦的人，当然都惋惜他职小俸薄，颇屈大才。可是你看我解释就知道当时常态如此，龚并非仕途特别不顺。而且，前面说过，朝考后分为主事、知县者，辄有候补、候选多年终不得一官的。终身不得官的，也大有人在。而朝考后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的更多。散馆以后，其优等也不过为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或则再发入各部任主事。龚朝考后即得授知县，际遇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去，仍请归中书原班，则可见在京优于外派。后来入宗人府、入玉牒馆、入祠祭司，更可看出他在做官这件事上另辟蹊径之巧。宇文所安不熟悉清朝制度，也不熟悉龚氏生平，故替人嗟惋，胡乱发挥啦！至于诗，宇文所安说定盦之诗已不是古典诗，具有现代性，因为传统语言与世界都崩塌了，古典诗文已经不能表达崭新的世界，所以即使定盦自己，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的诗也多平庸云云。我当然也是不赞成的。底下，讲一点我对龚定盦和晚清维新人士关系的零碎意见。
晚清民初，经定盦而入中晚唐者外，别有二派：一为南社诗人，一为黄遵宪、康有为等。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尝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于诗尤然。汪方湖《近代诗派与地域》言：“当南海以新学奔走天下之时，文则尚连犿而崇实用，诗则弃格调而务权奇。其才高意广者，又喜摭拾西方史实、科学名词，融铸篇章，矜奇眩异。其造端则始定盦，其扩大则在康梁，其风靡乃及于全国。”盖当时不被风气者，仅张之洞及梁节庵、李详等寥寥数人而已。张之洞于庚子之乱后入京，作《学术》一诗，曰：“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盦，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此可证当时龚学之盛。江标任湖南学使，即以“龚学”名斋矣。吴雨僧《余生随笔》谓：“大家如梁任公，其三十以前作，……固系处处形似。即近年作，……皆定盦诗……之句法也。又集定盦句，互相赠答，亦成一时风尚。近经南社一流，用之过多，遂益觉其可厌。予旧年亦躬自蹈之。”可见其风会焉。然亦有反对者，如李详即特厌定盦，又薄江西，故云“道咸以降，涪翁派曼延天下，又以定盦恢奇鬼怪，殽乱聪明子弟，如聚一丘之貉，篝火妄鸣，为详为制，至于亡国”。其实清末之喜定盦者，乃维新一派及主革命之南社，曰以之亡国是也，曰以此而得维新与革命亦是也。
康梁学定盦，世甚稔之；黄公度学定盦，则或忽诸。然公度之学龚，痕迹未化，不难举似。如定盦有《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公度亦有之，略为一生小影。又有《岁暮怀人诗》《续怀人诗》及《己亥续怀人诗》，皆仿定盦《怀人馆词》之例，遍咏同时交游朋辈。且康梁与定盦皆今文家，公度亦主今文。《喜闻恪靖伯左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终累吾民非敌国，又从据乱转升平”可证。尤炳圻所撰黄氏年谱，引《新民丛报》公度《壬寅论学笺》所谓“太平世必在民主”，以及丘逢甲《寄怀公度二首》之一“一卷《公羊》宜起疾，先春重与订王正”亦可证也。
今人喜张黄公度“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之说，又引其《人境庐诗草·自序》以自饰，奚止愦愦，直瞽说耳。《人境庐诗草·自序》曰，“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此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十四岁时之说，后并不载于集中，盖宗旨已变也。吴雨僧搜求而得此文，录于《学衡》杂志中，世遂据此以论黄氏之自创诗界。其实此序所言，皆属旧法，乃同光体之蹊径，非自辟诗界之创说，故夏敬观《吷庵臆说》论之曰：“以文为诗，取材避熟就生，皆是旧法。即写目前之事、目前之名物，亦理所当然。”然同光体之为同光，又不止此而已。若伸缩离合等，概为语言形式及名物度数。言诗而津津以此为务，宁非舍本而逐末？如散原、海藏，甚至湘绮一叟之为诗，未尝不用此等法，然其勃郁清深之情、芬芳馨雅之怀，又岂仅所谓运单行于排偶，用伸缩离合之法，写眼前名物耶？公度以此言诗，适可以见其尚不知诗，而世乃据此以论誉之，谬哉！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郑珍、金和、黄公度为晚清诗之代表，谓其他作者仍不外陶写性情，自求典雅，唯三君能记社会之情状。此不知诗，尤不知晚清诗之说也。叶庆炳先生《中国文学史》更分三君与沈寐叟、陈散原为两派。其说亦误。《陈三立传》尝言散原“与鼎芬、遵宪及（范）当世论诗尤契”，而黄公度亦不讳言愿学散原，岂可区为二派？按，公度晚年曾语散原曰：“天假以年，必当敛才就范，更有进益也。”斯即《上海喜晤陈伯严》所谓“横流何处安身好，从子商量抱膝吟”之意。又《闰月饮集钟山送文芸阁学士（廷式）假归兼怀陈伯严吏部（三立）》云：“泼海红霞照我杯，江山如此故雄哉。马蹄蹴踏西江水，相约扶桑濯足来。”用《景德传灯录》六祖语马祖事，钦服之忱，亦可略见。至于郑珍，《石遗室诗话》卷三固尝云道光以来诗派之生涩奥衍者，以郑珍《巢经巢诗钞》为弁冕，乙庵、散原为其流派矣。别为二派，不知又何说也。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与莫友芝、江湜齐名。散原近于郑珍一路，江湜诗则海藏提倡尤力。周梅泉《今觉庵诗存》中有诗曰：“江西苦涩爱者谁？观楼斋头始见之。海藏扬挹溢齿颊，渐令举世惊瑰奇。诗以遭乱例穷蹇，善作苦语酸心脾。中兴开山几巨手，巢经秋蟪胥伦魁。伏敔幽潜今始襮，异军突起张偏师。”即指郑珍、金和及江湜诗，且谓江湜《伏敔堂集》乃海藏所揄扬也。苍虬《书江弢叔诗后》亦云：“苏堪苦说江弢叔，能表幽潜意自长。教外师传空倚著，卷中天地太悲凉。仲车狷介有深性，无己赓酬稀抗行。成就若为身世定，独行此士信堂堂。”自注：“后山自苏黄后，所与交游者，多悉平流，故其酬唱不能如苏黄之胜。弢叔所交，亦未能无所憾也。”意较周氏尤长。大抵江弢叔得力于昌黎、山谷与后山、宛陵，略异于郑子尹之早年胎息眉山，然规摹老杜，二氏所同。弢叔七绝，尤洒落可喜；而纵笔所之，或不免于伤粗伤浅伤近。虽以此为近时论家所赏，然终非其宝也。
金和《秋蟪吟馆诗钞》，近世亦有诗哲之目，胡适等或诧为五百年来之奇作。其实誉非其伦。金氏诗颇夹诽谐，于体稍卑；而遭逢乱世，特著悲愁，又过于酸苦，一蟪吟秋，其天下之哀音也。于洪杨乱前，所作多妩媚，如“榜边帘影低迎月，楼上箫声暗堕风”，绝不与乱后相似。其后身陷金陵，目击戮杀流离之痛，始为悯乱伤时之作。自题《椒雨集》谓：“是卷半同日记，不足言诗。如以诗论之，则军中诸作，语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风，尤非近贤排调之旨。”甘苦自知，胜似人间横论短长者多矣。
金和诗集《秋蟪吟馆诗钞》，卷一名《然灰集》，二千余首
，皆自道光戊戌（1838年）至咸丰壬子（1852年）作，自谓“皆寥寥短章，观听易尽；其在闳裁巨制，虽偶有还珠，大抵败鳞残羽，情事已远，歌泣俱非”。《椒雨集》上、下，一百五十余首，多作于椒陵听雨之际，故名，然其境遇格味则与《然灰集》无异。又《残冷集》，乃出馆于泰州、清河、松江间之作，名为人师，实同乞食，残杯冷炙，因以名集。又《壹弦集》，系佐厘捐局于常州、江北、东坝时作，事在簿书钱谷、驵侩吏胥之间，凡二百余首。又《南栖集》，收未至粤及在粤焚烬之余。《奇零集》，则自识云：“十余年中，来往吴会，九耕三俭，蕲免寒饿而已。生趣既尽，诗怀亦孤……即或结习未忘，偶有所作，要之变宫变徵，绝无家法。正如山中白云，止自怡悦，未可赠人。乃知穷而后工，古人自有诗福。大雅之林，非余望也。……余已年垂七十，其或天假之年，蚕丝未尽，此后亦不再编他集矣。”呜呼，此可以观金氏诗！而金诗之所以终非同光体者，傥在于此耶？
穷而后工，古无此说，乃起于唐末。残杯冷炙，古无此理，亦起于唐末。夫此可以知世变也。汉魏六朝，诗人多为朝官贵胄，从容风雅，裙屐相高，否则为俳优倡畜之弄臣。仕途或有通塞，穷达相去不远，才秀人微，小有悲慨而已。唐以科举选士，士非昔之贵胄矣。奋身钻求，冀博一科名，或十试廿试而不第，流连京师，奔走请谒；终不获隽，则徘徊权门，或栖为掾吏，或侧身清客，求其不穷者，百不得一。及至诸路断绝，无可寄望，乃退归乡里，为馆课老儒；或游幕四方，为刀笔钱谷师爷。盖士之出路甚隘，不过此数种而已，叹老嗟卑，正其本分。穷而后工，斯又百不得一也。故唐代中叶以后之诗，例不脱一种酸苦气，穷则为“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之诗囚；达则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大言。贫儿骤饱，鼓腹高歌，初无实际也。中有欢愉之言，则非“痴儿了却公家事”，则已为某公清客，可以闲看“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矣。黄茅白苇，一望靡余，至于金和，而为收束焉。金和之穷，等于孟郊；遭逢乱离，又同杜甫。所谓“东风用尽开花力，吹上侬衣只是寒”，九耕三俭，蕲免寒饿，虽肆吟咏，如燃死灰，惨淡阴黑，满地秋声，诚有如其集名所示者。《周还之葆淳作无题诗二十四首假以书愤同人多和之者余亦得四首》之一且云：“朱楼落尽万花枝，洗面朝朝泪眼宜。山欲望夫和土化，鸟休思妇觅巢痴。竟沉苦海终非计，便出愁城已不支。学得南朝无赖法，破家时节苦裁诗。”较黄仲则“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尤为痛切。此非金和独居苦海，盖唐宋以后诗人穷愁之通例也。若同光则不然，诗非一己之哀戚，乃时代之写照；国家不幸，赋到沧桑，亦非某氏之穷通；抒怀感愤，实有理想与办法指寓其间，更非空为大言者。故诗至同光，为一大变，犹时自唐代中叶至道咸，道咸以后亦为一大变也。
诗至同光为一大变，其变以湘绮之复古始，终则必为黄公度、谭嗣同等之诗界维新与革命。即公度本人，亦以复古而至于革命也。然当时言诗界革命三杰，初不数公度，盖公度言诗之改革，时在返归嘉应以后，远较谭嗣同、蒋观云、夏曾佑为晚。谭、夏、蒋三氏皆公羊学者，章炳麟《自订年谱》尝云，“二十四岁，……与穗卿交。穗卿时张《公羊》《齐诗》之说”。穗卿即曾佑字也。所谓新诗，自彼发之，而谭嗣同附和最力。然谭嗣同《莽苍苍斋诗》二卷，题为“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则其所谓新学之诗，面目如何，终不可得知。仅有《金陵听说法诗》，不载集中，或可见其端倪，其末数语云：“纲伦梏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喀私德即Caste，指印度种姓制度；巴力门即parliament，指英国议会。此非佳作，尤非坦途，夫人人知之，然固有以见其求新求变之意也。
谭嗣同之用新名词入诗，与黄公度主张用切今之事物名称，正相类似。唯此乃当时诗家之惯技，且谭之拙稚、黄之粗强，皆非此中当行。
钱默存《谈艺录》尝讥公度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不能如严复、王静安之深刻，然静安诗用新事理多，用新事物少。其有用新事物、新名词而能佳者，犹不在少数。如夏敬观《哥而夫球》诗曰：“一隅之地叠小邱，学作常山蛇势修。步驾桥屋施层楼，侏儒虽细不得游。曲柄倒置短竿头，持蹴弹丸通以沟。眼中儿戏行且休，英相老死谁复优。”谓英前首相张伯伦也。咏高尔夫球而一力白描。又《偕拔可直士悊维观制水泥》曰：“泥石入炉冶，齑粉才一瞥。大釜烧水浆，飞炭吹赤屑。鼓动陶铸之，意以补倾缺。突冒烟火中，盘旋穿凹凸。輘輷欲聋耳，轮轴累相啮。背汗浃重纩，得户即奔出。江光豁到眼，泠风已狂热。人力怪若此，乍见宜吐舌。机心固寻常，久惯破扃
。我身坐销磨，安得似精铁。矧将天眼观，此道诚大拙。初摧坚者败，终使散者结。是物聚如山，小比蚁营垤。俯视一莞然，吾语谅非谲。”警耸灵动，洵为奇作，非公度所能及矣。
近代论诗诸家最推公度者，为梁任公《饮冰室诗话》。斯乃乡谊与维新思想之契合使然。且任公得见公度之诗，始自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间（1896—1897年），其时于诗功力尚浅，故骤睹其作，惊为奇观。厥后虽未再读公度诗，然昔年触动之印象，常存脑际，笔之于诗话中，遂多尊美语。后辑得数十首，已觉其奇绝不如往日，然犹或以为此未必为公度得意之作也。成见误人，往往如是。且此亦犹任公早读定盦“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以为奇作，后始厌其浅近。读诗者与时俱进，亦往往如是也。至于其他各家，靡不竞收公度诗者，则以全集晚出，而公度诗又多刺时事之故，潘飞声《在山泉诗话》有说。
公度论诗，以为无革命而只有维新，然其维新之法，实即由复古来。《在山泉诗话》卷一云公度论诗，有宋不如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汉魏之说。如此持论，则势不推至三百篇不止。而考诸三百篇之所以为佳，又以其为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之故。此则又不能不放而为山歌之体，欲运天籁以变人籁，杂用方言口语，成新体以别出古体也。此所以公度诗实不同于《诗经》，而转有合于乐府。至于用功法门，则自《晞发集》出，非径学汉魏乐府者。盖我手写我口，我口中所言，但为诗料而已，要蕲能写，则恃其手腕如何。此其手段，遂不能不陶炼于古人。陈融《颙园诗话》谓其致力于古人处，功力甚深，正以此故。言诗者或扬创新而薄法古，或主习古而咎创新，以公度例之，则二者实一体之两面耳。
诗家搜罗物象，本无之而不可，所谓牛溲马勃，尽成雅言，岂有新材料、旧材料之说？自妄人不知谁何者，揭出此义，世遂哄哄，若诗果不宜于用新名词，果不能写当时事；偶或用之，则以为以新材料入旧体制，如于山水画中著一飞机轮船者然。于是为马远、夏珪、四王、八大，竟只能为马、夏、四王、八大，不可于其中入一今时衣冠人物矣。于是为唐、为宋、为汉魏六朝，遂竟只能为唐宋六朝，不得于其间著一时代语言事类矣。此弊自明人好用古官名地名始，以为用唐以下名物为不雅。夫雅俗自有品格，岂著一古衣冠即以为雅耶？唐宋人写秋千、写玻璃，又岂非当时事物耶？公度“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云云，盖即针对此弊而发。然以此为宗旨，亦不免为矫枉过正之谈，若散原、敬观等，则依仁义行，非行仁义，不揭此为标榜也。夏敬观《暑日斋居口占》之一：“电激风轮傍座隈，铿铿响似谷中雷。祛炎那有天然好？
末凉飔细细来。”咏电风扇，未尝不雅驯。《辛巳八月朔日食书感》：“地轮绕日若大舆，月轮乃似照乘珠。有时交会掩赤日，遂使下界盲惊呼。俦人预告八月朔，日被月蚀无有余。设台武彝地磁测，俯仰观察凭斯须。今兹研讨学有用，何止析破往说诬。或云众星可昼见，此语虽甚理则无。中天光气尚四射，岂彼一兔真吞乌？春秋大事日食书，是证周历多粗疏。五行立说始汉儒，持此匡主毋乃迂！牛酒赐相相自劾，何曾寅畏解修德？蠢蠢小民卫社稷，撞金伐鼓救不得。”写新学说，亦未尝无寄托。而散原《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诠〉讫聊书其后》云：“悲哉天化之历史，虱于穹宙宁避此。图腾递入军国期，三世低昂见表里。我有圣人传作尸，功成者退恶可欺。蜕形范影视炉捶，持向神州呼吁之。”《次韵答黄小鲁观察见赠三首》之一云：“别髯逾一岁，只如隔旦暮。依然蛛丝窗，茶鼎药炉驻。抵几摅衷曲，持之或有故。穷老尽气力，笑致悠悠誉。孰怜耽荣华，转以废百务！圣文见道真，涂泽乃皮傅。髯传濂学说，宁无为此惧。方今六合外，未可寻常谕。主义侈帝国，人权拟天赋。懵腾杯酒间，姑就哦断句。沉沉万鼓乱，渺渺寸心赴。江南黄篾舫，幸髯有所遇。”言进化论、军国主义等，更无所难。《感春五首》，尤为公度所自出。特公度以此为标榜，且明而未融，世遂亦以此见公度；散原则取秫为酒，读者未易觉察。任公且云散原不用新异语，而醇深俊微，不独异于古人，亦与时流异。实则散原非不用新异语，用之妥帖，人不以为新异耳。公度之明而未融，又如《己亥杂诗》《不忍池晚游诗》《海行杂感》诸诗，风调全仿龚定盦。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公度濡染于龚定盦、黄仲则及其乡人宋芷湾甚深，又于其沿袭之故，一一发举于所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