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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所谓新派人物,皆处在创造性倒退中

描述近代史,长期以来使用一种二分法框架:中与西、落后与进步、挑战与响应、封建与现代、旧与新。历史的发展,即被讲成是由旧趋新的过程,说其如何渐具现代性,而终于“走向世界”。

传统的封建落后因素,被认为对现代化之进展,基本上起了滞后的作用。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要向西方学习,都要对中国的社会“启蒙”,都要打破传统。

持此类观点以论史,已有百年。著作汗牛充栋,现在仍源源不绝地被制造出来,占据着新书发布会的宣传版面。

其实多是谬论,相关论述多可入《笑林广记》。

以下,我要告诉你:魏源、龚自珍、曾国藩、吴汝纶、严复、康有为、黄公度、章太炎等被贴上新派标签的人,总方向都不是趋新或“向西方寻找真理”,而是复古。当然每个人所谓的复古都不一样,但在这个旗号底下,大家都在做着“创造性后退”的工作。据他们看,这远比求新求变更为深刻、有力!

他们的工作是全面的,不只在政治领域要如此,更涉及诗、文、词、赋、经学、书法、佛学等各方面。所以最终,革命运动乃以发扬国粹、古学复兴的面目出现,并作为其精神内核。

先说魏源。每一本近代史著作都把他列为变法派的代表,或称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强调变古。

哈哈,魏源怎么就变古了?《海国图志》固然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他说得明明白白:“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什么才是兵本?就是人心。所以他引“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主张觉人心、起人才。

《默觚下·治篇四》讲得更清楚:“医之活人,方也;杀人,亦方也。……秦以尽坏古制败,莽以剿袭古制败,何其异轨而同归耶?秦之暴,不封建亡,即封建亦亡,两晋八王之事可见已;莽之悖,复井田亡,不复井田亦亡,隋炀、朱梁之辙是矣。《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人心是本,法是枝叶,变不变法,岂是重点?

而且他说不能轻易变法,“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纵使要变,也须掌握这个原则:“今必本夫古。”《皇朝经世文编叙》也说:“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

因此魏源论法,重点不在“革”而在“因”。所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叙》曾说:“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

他哪是现今史家所描述的“主张尽变古法”的人呢?

依据“本与末”“心与事”“人与法”“古与今”“我与物”“因与革”的架构,魏源认为前者才是本。只有掌握本,方能“有验于事”“有资于法”“有验于今”“有乘于物”。所重在本,而不在于末事机权。

所以《圣武记叙》论圣王之武功,特别指出:“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 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所重者仍然是人心与人才。

从这些所谓经世思想的文献上看是如此,若综合魏源其他方面的表现和文章来说,那就更明显了。

他为何要作《书古微》《诗古微》《小学古经》《大学古本》?

为何说“乌乎!古学之废兴,关乎世教之隆替”?

为何说“《大学》之要,知本而已。……此千圣之心,传六经之纲领也”,“蒙以养正,是谓教本”?

为何主张治古文者须“沿溯乎当代经术掌故,以求适乎姬、孔之条贯”?

又为何会作《老子本义》?

为何会受菩萨戒,强调“是心作佛,是心即佛”?

为何要反对乾嘉之所谓汉学,谓其不够古,只恢复到东汉,而致力于复西汉之今文学?

又为何会称赞龚自珍之学能够复古,强调做学问须“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从“经世”“变法”“向西方学习”等角度,对于魏源这些行为,绝不能通贯地解释。只有脱离这些流行的分析模式,我们才能重新认识魏源。

一个本乎心、本乎经、本乎古的魏源,重新在向我们说话,“无一物不归其本,无一日不有太古也”。

又如黄公度。研究者都说黄氏是在日本见到维新改革的成绩,又接受了王韬早期改良主义之影响,所以编撰《日本国志》,号召国人向日本学习。

试检《日本国志》,便知此说大谬。

该书《学术志一》说得很明白:日本在战国时期,将军专政,士大夫不知有名义。德川家康以后,汉学日盛,“民益知义。逮外舶事起,始主攘夷,继主尊王以攘夷,终主尊王。皆假借《春秋》论旨,以成明治中兴之功,斯亦崇汉学之效也”。明治维新以后,汉学衰,西学盛,但“明治十二三年,西说益盛,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时有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

可见在黄公度眼中,明治维新本是汉学之效。后来西学虽盛,日人仍欲复倡汉学。

不但如此,明治维新中崇西学、废汉学之风,公度也不赞成,故于《学术志一》后以“外史氏”评论道,“狂吠之士,诋諆狎侮,以儒为戏。甚且以仁义道德为迂阔,以尧、舜、孔、孟为狭隘,而《孝经》《论语》举束高阁。……而日本学者,正赖习辞章、讲心性之故,耳濡目染,得知大义。……卒以成明治中兴之功。则已明明收汉学之效矣,安在其无用也耶”?

所以他预测,“汉学之兴,不指日可待乎”?他作《日本国志》若欲使国人有所借鉴,当然主要是对日本这段西化历程的反省。

这样的反省,价值判断甚为明显,根本不认为西学胜于中土,只是说西学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近于《周礼》、行政同于管子。既然都源于中国,那么,“礼失而求诸野”,把我们自己失传而他人发扬光大之术学回来,自不必以学洋人为耻。

但西学不过申韩管墨而已,又怎么比得上儒术?依那套学问发展下去,必有大弊:“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这是对西学的绝望。

这些,在一般史著中当然不会提到。大家都说他主张变法,主张向西方学习,却未注意到他说要学习西方时,都是“权说”,只是要工具性地使用西学,而非变古以求新。因此他说:“西人每谓中土泥古不变,吾独以为变古太骤。三代以还,一坏于秦之焚书,再坏于魏晋之清谈,三坏于宋明之性命,至诋工艺之末为卑无足道,而古人之实学益荒矣。”

所以,大家都说黄公度要求新求变,其实他是复古的,期望恢复古人之实学。此学若复,不唯“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更可避免西学之流弊。

公度之本怀如此,所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想办《国学报》时,他便复书云:“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

魏源与黄公度,只是两个例子。扩大来说,从魏源到黄公度,文坛之趋势,与其说是骛新,不如说是复古。从曾国藩到章太炎,都如此。

由文体看,古文势力最大的仍是桐城派。

现在大家都说道光中期以后,政治思想都变了,桐城那一套孔孟程朱之道、起承转合之法,便已为有识之士厌弃了,代之而起的是龚自珍一类文章。其实桐城派在姚鼐以后,弟子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都是名望高、影响大的人物,方东树尤为重要。古文文法且发展到诗法上去,对道咸以后诗坛之发展至为关键。光宣朝时,张裕钊、吴汝纶父子、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严复、林纾等也都属于桐城文脉,可见声势浩大,未尝衰亡。

桐城派在发展中还衍生了另两支,一称阳湖派,一称湘乡派。称湘乡派,是曾国藩的缘故,他欲恢复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合一之路,而以义理为核心。

古文之外,骈文同样复兴。古文运动之后,古文盛而骈文未衰,一直是并行的。骈文且有时文之势,具应世谐俗之用。而且乾嘉汪中、胡天游、袁枚、刘星炜、孙星衍、邵齐焘、吴锡麒、洪亮吉、曾燠、孔广森诸家俱起,势力甚张。阮元虽力倡文笔分立,以骈文为“文”,并不能遽视为“复兴”。

可是为何骈文本已流行,而阮元却要刻意高扬之?骈文并未中衰,为何看起来却在此时有复兴之势?

原因在于古文运动之后,骈文一直处在被攻击面。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之文,特色是俪体,而亦以其骈俪被鄙视。古文的正当性建立于此。骈文虽仍流行,但未曾正面反对这一论述,只是不理它,兀自发展着而已。作骈文的人,唐宋以下,各有传承,亦未为八代平反。

乾嘉前后,情况才有了变化。阮元上溯“文”之古义,以《易·文言》为依据,认为骈文才是文之正宗,挑战古文之古。骈文之势,自然大张。情形犹如阮元提倡北碑,挑战了帖学的传统权威之后,书法风气亦为之一变。

加上科举经义文在此时亦被视为骈文之分支,骈文的阵营当然更见堂皇。阮元说“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明代古文家曾拉经义文到古文阵营中去,现在又被拉回到骈文传统中了。

阮元之后,李兆洛作《骈体文钞》,地位略等于古文中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其他流行选本尚有曾燠《清骈体正宗》、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骈文类纂》等。一时文士创作,多效唐宋四六;经史学者,多作古骈。风气所染,名家络绎。

这段时期,论赋重唐,浦铣还另选刻评注了唐宋律赋。嘉庆间顾莼评选《律赋必以集》,道光间潘遵祁编《唐律赋钞》,也都如此。

再就是律赋。乾隆以后,翰林院每年举行的庶吉士考试,考律赋。士子揣摩,自然少不了要对此道痛下功夫。乾隆时李调元《雨村赋话》、同治间李元度《律赋正鹄》皆大便于骈文之盛行。

辞赋复古,渐渐就由宋而唐,而六朝,而魏晋了。吴锡麒为王芑孙文集作序,说自己常想“由六朝而晋而魏,沿流溯源,上规作者。……以仰窥东京之盛”,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同治年间马传庚选注《六朝唐赋读本》;王引之替汪中作行状,也夸他“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道光间许梿编《六朝文絜》,更由赋而及于整个六朝文风的推扬。《六朝文絜》经黎经诰详加注解,成为训士之通行教材,八代文风乃全面恢复矣!

到后来,“八代”竟成一特殊词语,以“八代”相标榜者不乏其人;也用在诗上,例如王闿运即编有《八代诗选》。

另一种由唐宋上复魏晋的文风,则不说八代、六朝而说五朝,文章也不是骈体。这就是章太炎、黄侃一类人讲的魏晋文。

一般讲六朝,都说其玄学与骈文。章氏不以为然,故特立一个“五朝学”的名目,以东晋及宋、齐、梁、陈为五朝。但实际上他所论的思想与文风,仍兼摄魏和西晋,说魏晋学风不只是玄学而已,论礼、论政、论艺、论颐养都很精微,说经论礼之文尤佳,足以为文事之楷模。

他及他的门人都发扬这一路,故不同于讲六朝骈文一系,也不同于古文家。魏晋南朝说理文字之美,久遭遗忘,至此乃得复兴。包括《文心雕龙》这样的书,自来并不受重视,到清代才有纪昀、黄叔琳开始替它做简单的校注,到黄侃作《文心雕龙札记》才大获表彰。

诗,与文章相似,各自寻着模范,以就典型。学明七子宗唐诗的谭献,用一种新观点恢复七子的诗风。

曾广钧、曹元忠、张鸿、孙景贤、李希圣、汪荣宝等则是学北宋刘杨 诸家以上溯李义山的,曾刻《西砖酬唱集》以继西昆。用熏香掬艳之笔,比兴寄事,辄亦无愧诗史,名篇极多。

另一种风气却是更古的,学唐以前,绝不做唐以下语。如王闿运,平生探源八代,集中除五律外都是古体。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推之为“托塔天王晁盖”,亦可见其曾有领袖群伦之地位。风气所及,湖湘诗人颇多景从。

元明以来,诗家均虚尊汉魏,实法唐宋。明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王夫之《古诗评选》都曾想改正风气,上溯汉魏以超越杜韩元白,可惜议论虽精,创作之才调不足。经此振刷,汉魏六朝诗才真正成为可学习、可效法的典范。

在文章方面,与推崇八代的人相似而不相同的,有魏晋一路;相对地,有桐城古文一路,诗坛亦略相仿。章太炎云“吾辈平日好谈建安,次外陶、谢”,属于前者;而声势浩大的却是后者。

陈衍《石遗室诗话》开篇第一则就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其后又说此时“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这也是大趋势。

当时所谓“学宋”,实是以宋元祐为基础而上溯元和、开元,然后再由唐再上溯到元嘉。

所以它是以宋合唐、合六朝的大综合之路。此派在晚清声势最大,名家不可胜数,也正因它代表了大综合取向。同光体,或细分为闽派、江西派、浙派,而其实这个大方向是差不多的。

同光体又与桐城派颇有渊源。曾国藩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其直接间接衍为同光,并不奇怪。毕竟义理与辞章合、诗与文合、人与诗合,正是从桐城到同光发展的总体趋向。

词,在晚清大盛,面貌与方向亦与诗文相同,均是复古的。俞樾在《徐诚庵大令词律拾遗序》中把词跟清朝“义理、名物、声音、训诂,无一不实事求是,力求古初”相提并论,即是有见于此。

道咸以后,词坛因词人众多(叶恭绰《全清词钞》所录三千一百九十六位名家中,道咸以后的占一半左右)、词论发达(唐圭璋《词话丛编》所收古今词话,晚清占了三分之二,且精到逾于往昔),故词风词学非常多元,区域性特征也颇明显,如湘籍、粤东籍、闽籍词人之作风即未必与江浙相同。

但整体看,大方向正是复古,内在精神则是把词当诗来作,寻求“与经义诗赋方轨”。

把词当诗来作,主要是反对词出于流行歌曲的事实,为其另构一种身世,说它出自诗这个传统,源头即《诗经》。故其作词之法,亦是把汉人解《诗经》的比兴、讽喻、美刺那一套移来要求词人,如此才能使“词与经义诗赋方轨”。

说词源于《诗经》,属于诗的传统,叫作“尊体”。

总之,诗、赋、文、词,由其整体方向上看,都是复古的。通过复古而得伦理经世之意,则可以用魏源《〈诗比兴笺〉序》的话来说:“自《昭明文选》专取藻翰,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敝。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

对过去整个文学传统,他们颇有李白那种“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之感,所以刻意复古。复古者寻找的典范各不相同,彼此攻伐,颇不一致,但复古的态度很统一,认为文学应是“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虚车已哉”,谓诵诗足以论世,且可知人阐幽,恐怕亦是共识。

把当时如此明显的复古趋向,硬解释为求新求变,当然是这一百年学者们努力不懈的功绩。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效果很是神奇。只不过,眼翳不可能久而不刮,墨镜不可能永远戴着,睁开眼来看清史实,终究是必要的。创造性后退,这个概念及其动向,才值得今后的人多想想。 LApPhAIsncx7E0rdITqv0iCunEeQ9TtBi+PZEh0qQvFu/6IYw3/12hGTXwaU1p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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