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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首《昨夜》说：“昨夜秋江暗落潮，无边风雾压归桡。归来不解金貂醉，犹把书灯照宝刀。”诗总是意蕴丰富的，所以不能展开讲，兹只说点潮流的事。
谈到近代思想和哲学，一般都称之为“近代思潮”，因为它还难以被称为思想，只是思想的浪花。而其潮起潮落、来往奔腾，又确如潮水一般，与其他时代比较稳定相比，且有主线的不同。这些思潮是相互竞争的，当时虽有胜负，但是非迄今未定。例如维新与革命、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当然是后者赢了，可是当时这样的选择是否一定好，终究难以断言。因为君主立宪未必就不能民主，老牌民主示范国的英国就至今仍是君主制，而民主制在中国似乎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故其中还大有讨论空间。同理，辛亥以后，政体上也有联省自治和中央郡县制之争。当时情境，自然是怕联省自治会使军阀割据正当化，造成实质分裂，但学理上是否一定只能是中央集权，就还可以研究。诸如此类，可说数不胜数。
我在台湾成长。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那时台湾只有国民党，且设有党禁，不准成立其他政党。其实不然，至少还有青年党、民社党呢！青年党，是留法的曾琦、李璜等人1923年在巴黎成立的，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定名为“中国青年党”。其自我定位为革命政党，以“国家主义”为宗旨。1949年后迁台。李璜等人旧学修养均极好，但其国家主义是糅合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而成的。另一个民社党，则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大旗，由张君劢领导。张是著名的新儒家，但深受英国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和德国宪政的影响。前几年，张汝伦曾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分为两路：一条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自由主义”；另一条为从梁启超开始，经“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本土自由主义”，以张君劢为代表。张汝伦认为“‘第三方面’提出的‘中间路线’，未尝不可说是今天在西方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的先声”，二者的“根本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统称社会民主”。其目标也可以是全体中国人今天奋斗的目标。这种论点，就显示了民社党虽然弱小，思想上还是有一定分量。
放眼整个晚清、民国，这类事例可就太多了。如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褚民谊、章太炎、刘师培、何震、张继、戴季陶、刘师复都是早期的推动者。1911年江亢虎甚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党，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20世纪20年代，各地无政府主义社团多达三十多个，出版刊物七十多种，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区声白，也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朱谦之等，波澜壮阔。又如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等人都曾打起过它的旗号，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丛书”，起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宪法”，把罗素请来演讲等。一时潮涌，也颇为可观。在新人文主义方面，20世纪初期，则美国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新拉奥孔》《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亦震动一时，抨击欧洲过度放纵，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都曾受教其门下，深受其影响，归国以后也大力提倡了一阵。这些思潮后来的衰落，一般都认为是竞争不过苏联传来的列宁主义之故。但列宁主义之外也还有一个宣扬托洛茨基思想的“托派”。他们曾成立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部长，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陈独秀则组织“无产者社”，1930年刘仁静又组织“十月社”，赵济组织“战斗社”。他们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倡国际“不断革命”，只把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这些潮流，特征之一就是“潮流”，跟衣饰、化妆品一样，是时尚，是风潮。一时兴起，真如春花怒放、红蕊烧天，但风过去，也就过去了。春归，更无觅处。就是主张的人，也无定见，往往随风摇摆，变来变去，如梁启超所说今日之我常要否定昨日之我。事实上，这种情况从廖平以来已然，一个人动辄三变五变。像梁漱溟就写了《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等，走来走去，走不通就变，变到后来，以为是最后觉悟了，其实还是要变。在儒学与佛学间，更是同样游移不定。其他像熊十力本来是佛教唯识学，后来变成儒学新唯识论。刘师培本来革命排满，后来保皇。陈独秀本来鼓吹学欧洲，后来倡议学苏联，又后则悔之；本来要废汉字，后来则写《小学识字读本》……这样的名单可以不断开列下去。时尚化的同时，是唯“新”是务。思潮等于新潮，好不好无所谓，新就是好。大家都如时尚女郎追逐新款式那样，抢着挂上新的标签。新青年、新唯心论、新民主主义、新生活运动，求新求变，以摆脱保守、守旧、古老、传统、落后的印记。如此求新求变，自然就浅薄，因为来不及深化，也不需要。思想既成了服饰和化妆品，这一百多年当然就姿态很多，意义甚少。传统学问已经愈来愈生疏，引进的西方新潮也只是潮头三尺浪花而已。真在思想上能与西方颉颃的，一个都没有。引进新潮的明星们，皆是掮客或批发商，有些会稍作一点本土化处理，有些则根本省略了这些手续。他们经常吵来吵去，但常常是争论欧美苏日哪家产品更好些，或把各种思想的战场搬到中国来继续吵，又或争辩谁才是某家思想之正宗（如前面谈到的“托派”与列宁主义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20世纪60年代美学大论战等）。这类例子也无处不在。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与学衡派之争，就是彼此对西方的理解不同。学衡诸君较近于新人文主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张君劢也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尔逊。看起来，有点像买办互殴，令人哭笑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国学热中的国学家、传统文化业者，就还真有些是没入近代思潮之门呢！大抵荒江老屋，抱一二遗经以说蒙学而已，是常以不懂西学自喜自诩的门外汉）。买办互殴的结果，往往所得并非真品，而是仿真的劣货。如“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主张科学的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表现出的是科学吗？不是，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方法。哲学、艺术、历史、宗教、道德和社会科学，要么应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将被排除，不存在也不该存在。这种谬论，正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不幸被这些伪品喂养着的人们，仰望这些带来新潮时尚的掮客，钦敬不已。现在网上称这些人是“带货王”“时尚达人”；过去我们则称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等为“大师”。
时尚化、新潮化、浅俗化、掮客化、伪劣化之外，还要看思想的环境。思想犹如商品，在西方生产出来了，需要有掮客、留学生、买办输送到中国。传输来了以后，还需要宣传、销售、售后服务来巩固客户。宣传和销售都有商场业务的竞争、冲突及效益问题。这在商场上会具体形成商战，在言论市场上也同样论战不断。由于都诉诸顾客，故商场上的各种尔虞我诈、合纵连横、争名夺利、营销策略均出现于思想领域。这些手段、争吵、骂战，虽都与思想之销售有关，却不是思想，只是些伎俩。可是它关系到思想的流通和盛衰。许多商品不是不好，而是销售不得法、不得力。反之，某些产品不怎么样，却因缘际会，卖得特别好。每个人想必都曾在我们周遭看到过无数这样的例子。而其成败，既有天时、地利、营销手段等差别，也还有思想外部力量之因素。外部力量，指钱、权和暴力。一个商家，若资金雄厚或善于运作金融杠杆（如孙中山、康有为），它的产品当然就很容易打败其他竞争者。何况这百年来的思想竞争，还不乏国外资本直接操作（如资助代理人）呢！同理，某主张某主义，想要壮大或实践，若得到政治力量之支持，当然也就容易成功得多。近代思潮多依附于政团，即是此理。依附之不足，便自己朝政党发展，建立组织，直接夺权。夺权主要靠“力”。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来说理的。因而秀才遇到兵，才会有理说不清。近代各种思想之背后，帮会、军阀、政党、政权的支撑乃是如影随形的。当然，秀才终还是有用。枪杆子出政权之后，喝彩的任务、其所以成功的理由、“替天行道”的大旗都需要他们扛起来。思想是“理”，天时、地利和营销构成“势”，政治力是“权”，武力和财力是“力”。四者能合，当然好，可是合得来吗？生产思想者，能同时做销售拉帮结派，每天算计权、钱、势者，思想与人格能不受斫伤？理本来是评量、论断权和势的，现在却反过来，谁得势、谁有权，也就是“谁拳头大谁有理”，那还需要思想吗？几十年论战不休，而最终“万马齐喑究可哀”，其原因如此。
晚清以降，还有一个大众文化得势的现成空间，促成了上述的思潮发展。晚清媒体革命，报纸、杂志、大众通俗读物井喷，常令分析者把它跟“启蒙”联系起来，沉醉在知识分子用小说、哲学、艺术启迪民智的自我炫耀、心理暗示中，窃喜不已。其实这都如公鸡自夸的打鸣。近代报刊乃是商品，媒体乃是企业，服务于教会、商家、政团、党派、无甚知识的小市民。其共同点，不是启蒙，是媚俗与魅俗。媚俗者，阿谀附从世俗；魅俗者，更会诱惑世俗社会庸众往下走，以更膻、更色、更腥、更消闲、更游戏、更无耻、更消费、更平庸恶俗为当然。从《消闲报》《游戏报》《福尔摩斯》《茶花女》到现在的《壹周刊》等，大众化、恶俗化从未停止其脚步。媒体当然也是近代思想的载体或传播渠道，但媒体提供的不是经典、严谨论述，而是大众可以消费的材料。这是它的本质，因为它也要“活着”。如果群众不买单，什么大师经典都要下架。故它提供的是话题——让人可以街谈巷议，而非深思熟虑、鞭辟入里之正论。就算译介思想巨著，也必浅尝即止，否则观众就看不下去。勉强尝个新鲜以后，也必须赶快换换口味，否则便要腻了。影艺界不断炒作明星八卦、话题绯闻并推出新人，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此这般商品化、大众化的时代，其非思想家时代，还用再说吗？
可是我们近百年之思潮最可哀或最诡谲之处，我觉得还不只在这些地方，而在于走出了一条学西方却又反西方之路。反西方，不是指用传统文化反西方。大家常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不是。传统早被打趴了，已被革了命，哪有能力反西方？前面已说了，近代思潮间虽有争论，可是开火各方都是用洋枪洋炮的。“五四”之前，严复之古文、康有为之维新、章太炎之革命、刘师培之《国粹学报》乃至整个国学运动，以及王国维、鲁迅等，都是后来讲传统文化的人的主要渊源，可哪个不是取径于日本和欧美？“五四”之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弹别调者，学衡派接续新人文主义，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引入佛学。熊与张君劢还有近于柏格森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对中国哲学之阐发贡献最大，而且也都是从西学转手的（没有西学功夫的钱穆，其实只是因民族文化感情被敬重，实质思想贡献甚小。考证方面，说老子在庄子之后、《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等都是笑话。义理部分，虽心仪宋明理学，可是既不懂佛教又不懂道教，析理也欠深入，往往停留在史事史料层面上，并没提炼出什么思想。晚学盲言，读来徒然令人神伤）。所以，不要再想象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在对抗新潮。大家都是新潮之波，一波又一波。可是这么努力随波逐流，我们的整体流向却是跟西方大异其趣的。
不明白这一点真是非常有趣，让我举个例子。刘钟灵《20世纪初期中西现代诗歌交流探微》曾说，美国20世纪初期，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新诗运动，其中的主力军是以庞德为首的意象派和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但他们具有现代性的创作手法却来源于东方，中国的古典诗歌为意象派所大力推崇。而在中国，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新诗诞生了，它的产生和发展却来自西方诗歌的译介与影响。这个对比与反差多么有意思！可是他的结论是，二者在20世纪初期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盛事。称之为盛事，是只着眼于交流。可是交流之结果是什么？是西方取我们传统之长，发展了他们的诗；我们则打倒了自己的诗传统，说那些只是死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然后去学那效法中国的美国意象派和象征主义，说这就是我们的新诗。这其实还不只在美国。庞德他们本来就活动于美国与欧洲。20世纪初，欧美诗歌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故庞德及英国诗人托马斯·休姆、理查德·奥尔丁顿等人要反对它。苏联也一样。最重要的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也深喜中国诗，翻译了《离骚》和大量李白、李商隐的诗。那么，你说，打倒西方如此推崇、学习的传统中国诗，是盛事还是哀事？
再来看戏剧。1906年冬，李叔同等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春柳社，次年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并仿照日本新剧（即日本人引进的西方戏剧）的样子，摒弃唱腔，改用口语对白演绎故事。这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的开端。这年王钟声也在上海组建了第一个新式戏剧学校。1910年上海又成立了新剧团体——进化团，标榜新剧、进化，目的就是要打倒旧戏。他们认为旧戏野蛮，也反对最有传统意义的“唱”，故称新剧为话剧、文明戏。1918年6月，更大的炮火来了。由胡适轮值编辑的《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批驳张厚载发表的《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提倡易卜生主义，大骂旧戏。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都很激烈，带动了中国戏剧的全面新潮。骂旧戏、学西剧，很热闹，但怎么样呢？陈独秀说得很清楚：“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不是学西方吗，何以陈独秀批评他们“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因为他们根本没搞清楚西方当时的思想及方向。
那时，欧洲的气氛正是学习东方，故1935年梅兰芳率剧团赴苏联演出，才会引起轰动（说来荒谬，旧戏之成就高峰其实在“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对它的恶诟丝毫不起作用）。2015年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了“纪念梅兰芳1935年访苏演出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谢尔巴克夫·瓦吉穆的论文《梅耶荷德的表演艺术对东方传统戏剧经验的借鉴》则说明梅耶荷德借鉴东方传统戏剧创立了“音乐喜剧”的概念。他认为梅兰芳不仅使梅耶荷德的艺术理论和实践得到了确证，还直接影响了他重排诗化喜剧《聪明误》。更重要的是，梅兰芳还影响了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布莱希特。现在，一般都说世界戏剧有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ergeyevich Stanislavski，苏联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德国戏剧家）和梅兰芳为代表的三大表演体系。这当然有点自我吹嘘。但布莱希特见到梅兰芳确实深受影响。他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则与梅兰芳最有关系。Verfremdung在德语中具有“间离”“疏离”“陌生化”“异化”等多重含义。布莱希特即以此革新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以反传统出发，后来成了西方的主流。本雅明、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等都对他的思想多有阐发。在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抵抗的思想资源的意义上，他和贝克特的剧作发生的影响同样巨大。后现代戏剧思潮也常认为布莱希特是后现代的开拓者。
这一大堆事，都是胡适那批推动戏剧新潮的人所看不到的。他们“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还抱着老掉牙的易卜生和话剧，孜孜不倦地想启蒙、改造旧戏呢！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引进布莱希特戏剧和其表演理论是非常热衷的，布莱希特理论也借此得以广泛进入中国的戏剧表演教育体系中，但仍是把它当成新潮、西潮，不去追溯布莱希特戏剧思想的中国传统渊源，反而继续用以改革中国戏，涌现了很多试图运用布莱希特的表演手法来改造中国戏剧的尝试。
再说电影。20世纪电影艺术的革命性进展，是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代表人物是苏联的爱森斯坦。这种手法，来自他对汉字的理解。他本来就喜爱中国戏曲艺术。梅兰芳去苏联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版《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来迎接他，其中即收了爱森斯坦《梨园仙子》一文。
这也说明了当时西方主要是想从中国学点东西以发展自己，跟中国人学西方（学自中国的）东西以打倒或改造中国相反。什么都这样：引进西医，就是要打倒中医；引进西方法律，就是要改造中华法系；引进西方政体，就是要打倒封建帝制；引进国学运动，就是要整理国故，清算、打鬼；引进西方文学，就是要文学革命；引进西方哲学，就是要用西方哲学框架、术语及观念来整理、评判固有思想……引进的，常是西方学自中国或深受中国传统启发的；或者常是西方人批判、反省启蒙运动、工业文明、科技发展、现代社会的。可是我们不管，一律视为现代思潮，一律用来打倒、改造我们的传统，以为这就可以改变现况，可以让我们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百年，我们主要的思潮动态即是如此。以为这就是学西方，喊得震天价响，却与西方根本南辕北辙。其中的关键是：我们是滞后性学习，西方在批判创新。西方的崛起，从文艺复兴开始，挣脱神权，到大航海，发展殖民主义；接着是启蒙运动，进一步反教会、反封建；经过工业革命，建立科技化、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文明。由于19世纪以后西方侵略我国日甚，所以我们深感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压制下的痛苦，开始“师夷长技”，先学科技、制度，再学思想，尤其关注卢梭、康德、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
我称这是滞后式学习，是刻舟求剑式的。根据船上刻的标记去找掉下的剑，殊不知船早已开远了。因为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思想已有很大进展，仍在康德、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那里摸索，早已落伍。而欧美这种进展，又是批判性的。一方面延续旧路，政教分离、世俗化、理性化、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科技化，高举达尔文主义，进步再进步；一方面批判这五百年根本走错了路。
19世纪末，欧洲由蒸汽时代进入到电气时代，粮食增产、日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刺激并鼓励了制造方法的革新和新兴市场的发展，提升了欧洲的制造能力，促使欧洲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体系大繁荣，但其内部种种矛盾也开始激化，两种思潮迅速崛起。一是民族主义，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发展。英国、俄国、法国以及新独立的意大利、德意志纷纷进行殖民扩张，甚至巴尔干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也加入抢夺者的行列，新兴帝国主义遂成为新兴民族主义的表现。二是社会主义。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迅速扩增，如何缓和劳资矛盾、改善工人处境成为大问题。一种思路是促使各国政府通过法案来改善；或让工人阶级更积极地争取权益，懂得建立工会和将劳工团体组织起来；或者，让工人阶级翻身，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总之，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即属其中一支。
这两种思潮构成的总体环境底下，各文学、哲学、艺术、史学分支当然还各有表现，但这两者最重要。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潮既促使各国加剧侵略我国，也促成了欧战。社会主义思潮则促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共产国际，带动世界革命，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是个新时代，在这儿需要重新检讨之前的思路，质疑过去所提倡的一切，例如理性、科学、国家、工业化、都市化等，转向非理性思潮、生命哲学、人文主义、宗教、诗性与感性。
相比之下，我们的心灵仍震慑于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欧洲现代文明”，以理性、科学、民主、建国、现代化为目标。欧洲流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当然也曾风行一时。那些质疑、批判、反对现代的非理性思潮、生命哲学、人文主义、宗教、诗性与感性也都是要排斥的。其实，19世纪后期发展出的这些反省、批判才最有意思，逐渐带出了后现代以及21世纪的新未来。邪恶的现代社会之癌，没裹挟住西方，使之如施本格勒所说“西方文化的没落”，即因它有此内在的平衡力量和反省火花。我们没有，引进的主要近代思潮恰恰都是老掉牙且要被打倒或已打倒的。所以，原以为西潮是盛大的新潮，现在才知是苍凉的退潮呢！“昨夜秋江暗落潮，无边风雾压归桡。”如此潮流，焉能示人归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