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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向认为晚清小说的蓬勃发展，是知识分子面临时代困局所滋生的强烈忧患危机意识使然。所以小说中充满了批判与教育改革意义，用以改良政治、破除迷信、启迪民智。
所以，我们把《老残游记》这一类与时代社会结合、批判社会文化的小说，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小说如《狂人日记》等，联成一条纵贯的线，视为近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主流。这如果是主流，鸳鸯蝴蝶派就当然是夹在中间的逆流或反动。各种近代文学史、小说史、教科书，本来也就是这么说的。阿英《晚清小说史》、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之类的声音，一直回荡在耳际。但凡是众口一词的事，都值得怀疑；凡是单一视角的观点，都可以视为盲目。
先看看鸳鸯蝴蝶派都说些什么怪话。
1914年6月6日《礼拜六》杂志创刊。其发刊词说，周一到周五大家都要工作，只有礼拜六最适合看小说消遣，而且读小说比去酒楼觅醉、往妓院买笑、去戏院听曲都好呢！把读小说的乐趣跟嫖妓、饮酒、听戏相比，便是鸳鸯蝴蝶派向来受人诟病的原因。当时他们的广告词有“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更是很引起非议。然其本意，殆如《消闲钟》发刊词所云“花国征歌，何如文酒行乐？梨园顾曲，不若琴书养和”，旨趣未尝不好。而且，这样把小说视为轻便有趣的人生休闲品，以提供消遣，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通义。在《礼拜六》之前，已有《游戏杂志》《消闲钟》等刊物揭橥此义。《礼拜六》之后，如《眉语》创刊宣言、《小说大观》例言、《游戏新报》发刊词、《快活》创刊号等，也无不对此迭有申述。他们宣称：所提供的，是供人排闷消愁的玫瑰之路、游戏世界，“吾国之社会，沉闷极矣，宜有以愉快之；黯淡极矣，宜有以鲜美之”。
有些人也会“把文化救国做幌子”，谓卑言易入，可以让读者潜移默化。有些还自称是隐词谲谏，冀借淳于之讽，呼醒当世。但更多人清楚地晓得小说本质上即是“瓜架豆棚，供野老闲谈之料；茶余酒后，备个人消遣之资，聊寄闲情，无关宏旨”，一切所谓教育或政治功能都是附带衍生的，故其效果也不可预期。“艳情本以醒世，而恋爱益深；神怪本属寓言，而迷信增剧”，因此小说毕竟仍只是娱乐品。
如果我们熟悉严复、梁启超以来人们对小说的见解，熟悉晚清及民初小说中那种感时忧国的气息，骤聆此论，自不免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很明确地宣称：“堂皇厥旨，是为游戏。”（《游戏新报》发刊词）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上，这些杂志兴起于1913—1914年，正逢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窃国，政治气氛正炽。而这些小说杂志却“莫论国事，多谈风月”，在最能继承晚清小说强烈时代性、现实性的时刻，反而完全避开了。这一反常现象，实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晚清小说的本质问题。
民初感时忧国的精神和消闲游戏的态度均可溯源于晚清，但相应的文学作品，后者的读者量和发行量恐怕更大。因此，以感时忧国为清末民初小说发展主轴的观念必须放弃。否则，对于鸳鸯蝴蝶派大盛的现象，就无从理解。许多人企图以政治环境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民国成立以后，政局日乱，一般人对政治失望，故转而追求精神享乐与麻醉；或说是遗老顿失凭借，沉湎声色；或说是洋场少年喜欢颓废作品；或说是上海风气奢靡，充满殖民地意识，小市民缺乏理想使然；等等。但上海之为通商口岸、之为租界并不自民国始；洋场少年喜欢颓废作品也不自民国始；鸳鸯蝴蝶派文家，又无遗老，有的反属革命党人。这些党人不失望于清代，何以革命一成功，便立刻失望了？用这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口岸文学迅速转于消闲遣兴之功用，实已远离如晚清十年间忧国伤时之严肃气氛”，不觉得太牵强了吗？是不是有可能它并未迅速转变呢？
事实上，整个晚清小说量急速膨胀，固然深受严复、梁启超等士人推波助澜的影响，具有强烈批判、改良社会的意图。但我们不要忘了：在光绪廿三年严复、夏曾佑为天津《国闻报》撰写《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廿八年梁启超办《新小说》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前，吴语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侠义公案小说《彭公案》《七剑十三侠》《英雄大八义》等，早已大为流行。而就在诸志士借小说反华工禁约、反买办、反迷信、暴露社会黑暗、推动政治改良及革命的同时，“嫖界指南”式的小说、粗制滥造的讲古小说、翻译的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剑侠式小说等也正大行其道。其市场占有率，更是远远超过具有严正主题或政治企图的作品。即使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也有译载的福尔摩斯探案。且据估计，整个清末小说，创作远少于翻译，而翻译小说里，侦探小说又占了半数以上。同时，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的吴沃尧，也写爱情小说《恨海》《劫余灰》，写“嫖界小说”《胡宝玉》，写无聊的《无理取闹之西游记》。他办的《月月小说》，亦曾刊载天虚我生的《泪珠缘》、绮痕的《爱芩小传》等后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系统的作品。刊载过《孽海花》的《小说林》，也同时出版过李涵秋《瑶瑟夫人》《双花记》、李小白《鸳鸯碑》等。
这些现象，逼使我们认清一个事实：晚清小说本质上乃是一种大众通俗文学。那些小说之所以能风行一时，往往不是因为它们文学价值高、思想伟大动人，而是由于它们“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换句话说，消遣是它们的本质。至于在消遣之余，获得一些思想上的改造或心灵的洗涤，则是额外可能的收获。
这种大众通俗文学，在清朝最后十几年间，忽然如此蓬勃兴起，当然是有原因的。
研究晚清民初的先生们，都该注意到小说与报纸杂志的关系。整个清末民初，报纸杂志对小说的推广、刊载，是小说得以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晚清小说与报章杂志的关联，尚无确切统计。然单以鸳鸯蝴蝶派来说，小说发表的地方就包含了大报副刊十几种、小报五十几种、杂志一百三十多种，其中很多存在的时间与所谓“晚清”重叠。
此一强而有力的传播优势，是清末以前所不能梦见的。我国印刷术发明虽早，但要迟至咸丰八年（1858）美国长老会姜别利（William Gamble）才以较经济的手法制造了中文字模，并改革中文排字架。此前，道光廿三年（1843）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携带中文铅字与印报机来上海，开办了西方在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印刷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同治十一年（1872），《申报》采用了英制印刷机出版报纸；光绪二十四年（1898），日人开始向我国运销印报机，印价更为低廉。而就在这次“媒体革命”（夸张点说）之际，小说随之大大膨胀了。它的质，也随着传播情境的改变而有了变化。
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起于传播工具的发展，带动整个传播形态和情境的改变。例如传播的快速化、复杂化、大量化、商品化，传播直接介入生活等，都不再是从前有限书籍的流通方式（因社会多为文盲，书籍只供少数人享阅）或间接由说话人口述可以比拟的。这样的传播革命，迄今不过百年历史。近几十年来，电话、电视、电影、广播、录音带相继普及，当然更强化了这一革命形势，但报纸无疑在早期传播革命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这种重要性至今也还未完全消失。
报纸的快速化和大量化，一方面使得它的内容必须急速增加：包含的东西逐渐从早期邸报专门记载的邦国大事，延伸到社会琐闻；所记载的内容，也趋向既有严辞庄论，亦不排斥软性文字；同时，需求量大导致文字品质及内容水准皆可能降低。另一方面，报纸的读者，也因其快速化、大量化而随之扩张，报纸逐渐散布到精英分子以外的群众中去。这也刺激了报纸本身，使其质变。
以1861年创刊于上海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来看，报上所登仅新闻与广告而已，不但没有副刊，连一篇文艺性文字也看不到。到了1872年，上海《申报》创刊，便开始公开征文：“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
这时的艺文，仍属广告性质，但同一时期的小报，却以全力来注意文艺方面的事。它不刊登国家大事，专以揭露街谈巷语、隐私秘闻为快，此外兼及戏词、游戏文、笑林、剧评、灯谜、小说等，以趣味为中心。
这种报纸的创始者，就是寓沪甚久的李伯元。李一方面写了广受小说史家青睐的《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一方面也替《世界繁华报》写了描述妓家生活的《海天鸿雪记》。而在此之前，则创办了《游戏报》，首开小报风气。
后来大报模仿此一办法，辟一专版，刊登文艺性文字，随正张附送，便成了正式的副刊。这种副刊，始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上海《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报》。该报创刊号上登有《沪报附送消闲报说》一文，谓其所刊，“有因小见大者，亦有以庄杂谐者，语必新奇，事多幽渺。譬如《南华》名经，汪洋恣肆；《北里》作志，倜傥风流”，是“资美谈而畅怀抱”的游戏笔墨。
从这一段媒体性质及内容转变发展的历程看，游戏消闲乃清末小说及报刊艺文之大宗正统。
研究欧洲史的学者曾经发现：1890年以后，报纸的商业革命曾使其报道及内容着重于犯罪、运动、煽情小说以迎合大众口味。而且19世纪末期，工人把休闲视为正当人权的新观念也普遍开始形成了，这种大众的消闲和他们在社会与经济上的势力也形成了新的大众文化。
在报纸方面，我们的情形确实与之相似。而报纸是编给大众看的，报纸的大众游戏消闲倾向当然也跟上海的消闲大众风气有关。
尽管报纸杂志是文人集团所编稿件麇集之处，然而，这些文人却不是以社会精英分子的角色发言的——他们的角色，乃是小市民。而上海的小市民，多半是工人。光绪二十年（1894），全中国的工人还不满十万，其中上海即占百分之四十六左右。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民国二年（1913）的十九年间，上海的工人数又增加了四倍，其中女工和童工占了绝大多数。杂志和报刊的主要消费者，就是这些人。《礼拜六》发刊词所说，每天大家都要忙于职业，只有礼拜六才能有休暇读小说，应由此处去理解。《眉语》创刊宣言亦云，他们的游戏文章是供“璇闺姐妹以职业之暇，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者”阅读。《小说画报》更指明：“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
诸如此类，都显示了晚清以迄民初通俗文学的读者结构，而这个结构，又是相当畸形的。因为上海环境特殊，风气浮侈，同治十年（1871）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已经慨叹上海“夷夏糅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在这种情况下，香艳色情的东西出现于报刊杂志，自是无法避免了。何况，媒体本身是一商业物，报馆及杂志社的商业本质似乎也注定了它所披露的小说内容。本来通俗文学对于“性”就深感兴趣，一切民间歌谣、俚语、笑话、戏剧等都有此倾向；而上海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大众传播，又强化了这种倾向。
在讨论晚清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时，必须随时注意这个传播情境的问题。
例如《小说月报》，本是鸳鸯蝴蝶派大本营之一，但从十二卷一号起，由于“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不知受了什么鬼使神差的驱策”，居然全面改登新文化作家的作品，这一来当然大博新文化论者的欢心。可是，“第一件是年来小书坊中随便雇上几个斯文流氓，大出其《礼拜六》《星期》《半月》《红》《笑》《快活》，居然大占其钱。第二件是风闻该馆又接到前十一卷《小说月报》的读者来信数千起，都责备《小说月报》不应改良”，弄得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又出一种《小说世界》，仍走鸳鸯蝴蝶的风格。（见东枝《小说世界》，《晨报副刊》，1923年1月11日）当时也有人攻击鸳鸯蝴蝶派，认为《小说月报》改革是准备出版《小说世界》的生意手段。
又如《申报》副刊，自创刊起，即由鸳鸯蝴蝶派巨子王钝根主编，后来陆续由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接编。1932年12月起，始由留法归来的新文学家黎烈文主编，左翼作家全部上场，鸳鸯蝴蝶派大感吃瘪。可是到次年5月25日，黎氏就受不了各方压力，而发表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一任鸳鸯蝴蝶游泳和飞舞了（此事始末，详郑学稼《鲁迅正传》）。
在这儿，媒体拥有者（老板）、媒体运用者、媒体本身和读者，构成了一组互动的有机关系。从晚清到鸳鸯蝴蝶派后期，基本传播情境并无变动，因此，鸳鸯蝴蝶派其实是向上连贯着晚清大众通俗文学而发展的。反倒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文学，以新的势力、新的姿态插到这个脉络里来，一面批判此一大众通俗文化，一面筛取选择此一大众通俗文化中的某些作品，引为同调或推为前驱。但渐渐地，横生之枝节，竟又附政治革命之势而滋长，终于成为主流正统了。
晚清民初小说之性质与发展，我建议你如此看，可以一扫俗说俗见。你若对晚清小说不感兴趣，此中涉及的历史认知问题、媒体革命问题、通俗文化性质问题、意识形态与小说史之问题等，或许也可提供你一点思考的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