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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人名位显赫，但其实是因有好儿孙替他们拔高了。唐诗的地位，就是被元明人拔高之结果。
要拔高某甲，通常会以压低某乙为手段。明人既要“诗必盛唐”，当然就把宋诗骂了个够。而要骂人，通常又总会贴标签、污名化，或扎个稻草人来打。宋诗被长期如此打骂，它的真面目当然也就愈发模糊，因为人们也愈来愈不在乎它是什么。
所以说到宋诗，只知其代表是江西派，以黄山谷为首。其作法主要是向唐诗中去偷势、偷意、偷句，“夺胎换骨”之类。可是江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派？过去讲宋诗的人，却都搞不清楚，不明白江西既是一派，为什么派中人彼此风格各异、体制互殊？又以为它是效法禅门宗派而生，或争辩《江西诗社宗派图》排名是否有高下先后之分，在这上面大作文章，考来考去。还有人说江西派只流行于南方，北方则“北人不拾江西唾”，不吃这一套。
我被前辈误说折磨甚久，后来才渐渐看清眉目，底下简单辨正。
一、古无诗派，诗派起于宋。从前论诗，只说源流。流而分派，始于宋人，狄遵度《杜甫赞》：“其祖审言，……诗派之别，源远乎哉！”即指此。吕居仁以后才用来具体指诗家集团，故清代厉鹗《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说：“自吕紫薇作江西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
二、宋人看不起唐诗，所以认为自己建立了新的诗派。具体能建立新风格的关键人物是黄山谷，而山谷是江西人，故这个诗派称为江西派。南宋叶适曾描述宋代的诗史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徐斯远文集序》）严羽也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沧浪诗话》）
这类言论太多了，均谓宋诗乃不满唐诗而生（注意：杜甫是唐朝人，但诗是宋诗之风格），风格形成于庆历以后，至山谷而大成，并形成了江西派，声势极盛。刘克庄形容曰：“派里人人有集开，竞师山谷友诚斋。只饶白下骑驴叟，不敢勾牵入社来。”可见一斑。
三、具体哪些人属于江西派？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了二十五人。此图既名诗社又称宗派，所以江西派也称为江西社，如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江西诗社，山谷实主夏盟”即是。社集、宗派皆是人群的组合，也就是用社集和宗族的组织形态去比拟文人群。这一群人，除了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善权、高荷二十五人外，还有何颙、曾纮、曾思、江端友等。吕居仁本人也常被视为这一宗派中人。
四、诗人的关系被比拟为宗族。这批人共称为江西派，意谓他们都学黄山谷。山谷就是这个诗人团体的祖宗，其他人则是祖宗所衍下来的支派。因此二十五人就代表二十五个支派，合而为一大宗族。
血缘宗族间，各派中人形体、智愚、成就均不相同，但同出一源，正如诗家“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故可把诗人群视同一大家族，用族谱式的图表来描述诗人关系，称为诗社宗派团。同理，社集本身也是拟宗族团体，各行社都拜该行业的祖师爷，岁时献祭，会盟誓神，诗社亦不例外。诗人聚会又称诗坛、诗约、诗盟，均与此有关，所以此图既称宗派又说诗社。
五、江西派不是学禅宗来的。以宗派谈学者文人关系，乃宋人之惯习：谈理学，有《伊洛渊源录》《圣门事业图》；谈诗，有吕本中这样的图；谈书法，也有曹士冕《法帖谱系》。
到元朝，吴镇作《文湖州竹派》，也说二十几位画竹高手都出自文同，取义与吕氏完全一样。一个宗派里可分出若干支派来，各派有相对独立性，所以我们固然可视该宗派为一大族群，也可视某一分支为某一派。
如此分宗分派，后人不知，又以为是效法禅门，更是好笑。禅家虽属方外，叙述其传法次第，却完全根据世俗族谱之规矩。所以是僧团与诗人群一样都自拟为宗族，而非诗人群体模仿着禅家去论宗派。
六、江西派是观念的宗族，不是实有这样一个诗社。这是观念的社集，是吕本中以其批评意识对当时诗人群的一种概括，并非陈师道、潘大临等人真结了这么个诗社。所以以上二十几人年辈不相及，行止也不必相接，更不见得都是江西人，只是都受山谷诗法的启发罢了。
七、后世误以为江西派是地域性诗派。后世以地域论流派之风渐盛，如明清时期之公安、竟陵、虞山、桐城、阳湖、湘乡、常州、浙西诸文派、诗派、词派都是以地域标目的，因此人们常误以为江西派就是此种地域宗派之源头。如清代张泰来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录》，竟谓居仁结社，一时遂有二十五人。不知这不是实际的聚会，乃是观念的编排。彼又谓诗派独宗江西，应该是江西人才能入派，质疑吕本中弄错了。不知吕氏所论根本不从地域着眼，指的乃是风格与作诗方法，属于风格的判断，非地域之划分。
其实，对于这一点，杨诚斋《江西宗派诗序》早就说过了：“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从形上看，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也都不似黄山谷。可是从风味以及调理成这种风味的手段方法上看，“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之妙，出乎一手也”。
八、江西派在南宋的影响力巨大，也影响着北方金朝。大概只有从庆元六年到嘉定四年徐照卒这十二年间，永嘉四灵及江湖诗人略占了一点风光，其余都是江西派的天下，就连北方金朝也一样。连不喜欢江西诗的王若虚也不得不说：“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
九、江西派内容的变化。流传既广，江西派内容遂亦发生了变化，先是开始尊杜。吕居仁卒后第三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编成，录了吕氏图序，但对江西派之看法却已与吕不同：一是认为山谷诗未必那么好，非能“尽兼众体”；二是说更好的是杜甫，山谷也是学杜甫的，因此学江西诗的人都应该再往上追溯到杜甫才好。
这个新讲法影响深远。江西本以山谷为宗，并不尊杜，现在却多了个远祖出来。清人王渔洋诗云“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自注：山谷诗得未曾有，宋人强以拟杜，反来后世弹射，要皆非文节知己），即指其事。明清间争论山谷是否学杜、如何学杜、学杜是否得髓者，不可胜数，成了一大公案，吵来吵去，令人哭笑不得。
事还没完。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又认为曾几（茶山）应该列名江西派中，吕本中漏了，特为补入。到方回作《瀛奎律髓》又补了陈与义（简斋），说应该以老杜为祖，“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此诗之正派也”（卷十六）。这就是一祖五宗了，可是他大部分时间仅说一祖三宗。而前文提到的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又再往上溯，说陶渊明不就是江西人嘛，江西应当以陶潜为初祖云云。江西且又从风格的指称，变成了地域性的派别。
这是江西派名义与内涵上的变化。本来根本不在派中的人，忽然成了祖宗，颇造成后世理解之混乱。但更令人搞不清楚的，还在于江西派是一种风格的概括，而那些诗人既然体制、形貌各殊，何以能并称为一大宗族，且谓其均出于山谷？
十、江西派的主要特点或诗法是什么？此即上文所说“调胹之妙，出乎一手”的问题。对于这“一手”，过去的文学史研究者异口同声，说江西诗的诀窍在于锻炼句法、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因此是形式主义，是堆垛书卷，是寄生在古人的诗上，以为把前人的好句子或好意思拿来改一改就可成为好诗了。
这类胡扯，现在仍充斥于坊间及课堂上，令人哭笑不得。江西诗是这样吗？
吕氏弟子曾季貍《艇斋诗话》曾解释他们出乎一手的秘诀是：“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换骨，是把作诗比拟为仙家炼养，内丹丹成，凡骨即变成仙骨。中的，是说诗人作诗如射箭，一发中的，半靠人力半依天巧。活法，是说作诗者须用法而不被法所拘。饱参，是说作诗如参禅，要能参悟才行。这许多说法，显示江西诗家都不主张锻炼字句形式或效法古人，反而都从内养、活法、参悟这些方面去强调作诗者用功须在内而不在外。
此一路向与方法正是从山谷来的。山谷《与王观复书》说“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看来是要批评他的修辞，但立刻指出“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从句式层面转到作者内在的问题上。接着，又再补充：“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苶，其病至今犹在。”意思是多读书，多识理，自然文章就好了；不此之图，光在语句上出奇制胜是没用的。这叫作“无意于文”，不是在文字上卖弄手段，而是在作者身心上下功夫。既不在文字上卖弄手段，风格当然也就不花俏，平淡简古。山谷所称赞的句法即是如此，“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
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一种反句法的句法，创作者要从创作的源头上下手。俞成《萤雪丛说》文章活法条云：“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
死法是光在语言上下功夫，所以毙于语言之内。但若发现能言者是我这个人，我若能胸中活活泼泼，不为天地所隘，能优游厌饫，能自得，成为一个自由的创作主体，那就能不断生发出语言来，如此则活。因而所谓活法，活的关键在心，心活才能笔活，如吕居仁所云：“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
此法，山谷自己也有诗解释：“覆却万方无准，安排一字有神，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
山谷勉人作诗都从见道上着手，如“道应无芥蒂，学要尽工夫”“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道机禅观转万物，文采风流被诸生”“句法清新俊逸，词源广大精神”“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觅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须绝弦”等，不胜枚举。后人推崇山谷曰：“元祐中末，涉历忧患，极于绍圣、元符以后，流落黔、戎，浮沉于荆、鄂、永、宜之间，则阅理益多，落叶就实，直造简远，前辈所谓黔州以后句法尤高”（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讲的也是他这种无弦、具眼、不在句法雕琢上用力的句法。
如此，作诗便与修道、养气、参禅相似。南宋人常作学诗诗，描述学诗如参禅学仙，均属于此类说法之后劲。如鲍慎由《答潘见素》“学诗比登仙，金膏换凡骨”，李彭《十章兼寄云叟》“学诗如食蜜，甘芳无中边。陈言初务去，晚乃换骨仙”，龚相《学诗诗》“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陆放翁《示子遹》“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等都是。
所谓“诗外工夫”，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说得好：“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积于胸中，浩乎无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这才能成就“无意于文文始工”的创作形态，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自古都说作诗，到黄山谷才开始提倡不作；过去都讲法度，而江西之诗法却妙在法度之外。所以，它能开创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