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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画家倪瓒善画竹，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后人把他这句话当成文人画的宣言，以与匠人画区分开来。
书法其实也一样，也有能工巧匠，以精妙的技术来显示他们的俗气。
逸气，则是有超脱世俗的风姿韵致，不衫不履、不町不畦。
如何才能有这种超然高拔之气？方法很多，读书养气、诗文陶冶，是一种；从人生态度上转换成高士，又是一种，这一种便常要与宗教结合了。
但无论用何方法，其实都不容易，古代甚至还多要靠家学积累。从蔡邕、钟繇、卫恒以下，书法史皆由家族史串起来，王羲之、颜真卿两家族尤其明显。两家也都兼用儒学经史与道教濡染功夫。
论书法，当然不能不知道王羲之，且也不能不知他这个了不起的书法家族。家族中人，几乎个个都是大书法家。
王羲之家族的书法，不只在南朝影响巨大（像梁武帝就收集了二王书法墨迹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甚至对远在西北的士族也有普遍影响。
敦煌遗书中，就有王羲之十七帖之临本三帖，临王羲之《旃罽胡桃帖》、临《兰亭序》等。还有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三页王羲之“笔势论”残卷。
此外，梁武帝为了教习诸王的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书法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单字。但因为“杂碎无序”，就令周兴嗣以韵次编辑，内容丰富，凡天文地理、历史沿革、修身治国、礼仪规范、文学艺术等皆予涉及，是儿童以及初学者识字的课本，这就是《千字文》。《千字文》不仅流行于南朝，也被西北士族采用为基本教材。
敦煌遗书中《千字文》有三十多件，可见其盛行状况。特别是题记“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的这一本，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最成功的智永临本，深得智永三味。
这一大批学王羲之风格的写本，足以证明南北朝政治和地理上的暌隔，完全没影响到王羲之家族书风的发展。后来出身陇西的大唐李氏政权，正因这样的渊源，而深喜王羲之。
大唐李氏王朝和王羲之家族，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他们都信仰道教。
王家是众所周知的天师道家族。其奉道不知起于何时，但至少从王衍开始就酷好道家言了。王衍也工书法，尤擅行书，《宣和书谱》有其作品《尊夫人帖》，但使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的清谈老庄。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清谈玄学，一时风靡。王衍就是其后劲，影响非常大，以致后来桓温甚至批评：“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也就是说像他这样的高官，掌握国家命运的人，都整天清谈，不管庶务，国家难怪要亡。
这种批评之是非，暂且勿论。他有两点是直接影响家风的。
一是他的名士风度，特显一种美感。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赞叹他：“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类评价，当时是众口一词的。其家族晚辈显然也很欣赏，所以王导说他“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王敦说他“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后来王羲之、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都能显示出这种名士风度，留下坦腹东床、雪夜访戴、看竹不问主人等佳话韵事。
其次是超脱的人生态度、精神状态。虽是大臣，却有出尘之概。后来的名士，无不学他。王羲之在老丈人家来选女婿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坦腹东床，表现的就是这种潇洒超脱之精神。他字逸少，“逸”正是他书法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是从生命内里透出来的。
王家许多人都如此，显示了生命的“逸格”，如前文提及的雪夜访戴、看竹不问主人都是。孙恩攻打会稽郡时，王凝之负责守城，却优哉游哉不放在心上，托言天神已答应来帮我们守城，其实也是如此。
超旷事外，对政务当然有影响，所以王衍、王凝之会受到指责。但从艺术角度说，却是难得的。书法中“逸格”之说，起于唐代，李嗣真《书后品》最早标举“逸品”并把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放在这一品。可是王羲之他们老早已将这种格调表现于他们的思想、生命状态和书艺之中了。后世学二王的人千千万，可是这“逸”之一字，却是可望不可即。原因在哪？在于从笔法、结构、姿态等处去讲求，而生命根本不能超然物外、潇洒出尘！
这种气质，通于隐士、高士，而明显与老庄或道教思想有关。
它与隐士之气质和生命形态相通，不用多做解释。王子猷雪夜访戴，即是因为夜雪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而王家是著名的天师道世家，更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了。
道教，从这里看，也可为我们提供一条解开魏晋六朝书风奥秘的线索。因为王羲之家族并不是孤例。
葛洪家族就是一个参照。这家族，最主要的是葛洪、其祖葛系、其父葛悌以及从祖葛玄。葛洪祖、父历仕吴、晋，也是重要官员，但更为世人所知的却是道教。从祖葛玄就以炼丹著名，被称为葛仙翁。葛洪虽未亲见葛玄，但葛洪师从郑隐（郑思远），郑隐便是葛玄的弟子。后又师从鲍靓，鲍靓也是葛玄弟子。葛玄对葛洪的影响显而易见，《抱朴子内篇》中多处提及葛玄也是明证。
现在能看到的葛家书迹虽然远不如王羲之家族多，但那是因为六朝人已经锐意收集保存王家墨迹，而葛家书法今都散失了。可是宋代米芾曾在《海岳名言》中写道：“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可见葛洪之书亦不可小觑。
说到大字，那当然又不能不提《瘗鹤铭》。
米芾推葛洪“天台之观”为大字之冠，黄山谷则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后世学写字的人，偏向黄山谷的还更多些。
《瘗鹤铭》是一位隐士为死去的鹤所撰的纪念文字。摩崖石刻号称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然而对于书者，历来争论不休——或说为王羲之，唐人孙处玄《润州图经》、黄庭坚等主张此说。主要的理由是字太好了，感觉应该只有王羲之才写得出。同时王羲之妻是镇江人，王是镇江女婿，在焦山岛上的《瘗鹤铭》出于其手，有一定的可能性。
二说是为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刻，南朝道教领袖陶弘景所书。此说最早由北宋书法家黄伯思提出，他认为陶弘景隐居茅山时，晚年自号“华阳真逸”，而铭文也颇有道教口风。此说宋代即得到大批学者认可，明清也有许多学者赞附。
其字，苏舜钦说：“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王澍说：“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都强调它有仙气。
陶弘景即丹阳人，远祖乃三国时期“三让徐州”的陶谦，祖父陶隆和父陶贞宝也均是书法名家。陶弘景五岁学书，得齐高帝赏识，后隐居于句容华阳，晚号华阳真逸，为梁武帝所重，武帝每有征伐或书法鉴赏之事，多与之商量，故有“山中宰相”之称。
陶弘景曾编《真诰》，整理东晋杨羲、许谧、许翙等人的“通灵”记录。此书在陶弘景前，顾欢也整理过，编成《真迹》。陶弘景再加搜访并注，编成《真诰》，后来成为上清道的重要经典。
许谧与其兄许迈，亦道教世家。许迈于永和二年（346年），移居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作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王羲之每造访，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羲之并曾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真诰》里常提到的“许先生”便是此人。
《真诰》在收集杨羲、许谧、许翙等人文字时，也很推崇其书艺，可见这是当时修道人所着重之点。陶弘景本人更是当时收集、整理、鉴定王羲之书法的大权威。《瘗鹤铭》的作者归属，之所以在王羲之和陶弘景之间疑此疑彼不能遽定，也是因为他们的书法有其内在精神气貌的相似性。
在以上所述这些家族之后，影响书法史最大的，当推颜真卿家族。
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曾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颜氏家族也是我国家族的重要代表。
颜之推生于江陵，祖籍琅邪临沂。其家世代钻研《周官》《左传》，以经学礼法传家。
大同八年（542年），恰逢湘东王萧绎在江州（州治在今江西九江）亲自讲授《庄子》《老子》，颜之推便做了他的门徒，但后来因不喜虚谈而仍然回家自己研习《周礼》《左传》。而这个故事，也恰好可以跟前面我们谈的王羲之、葛洪、许迈、陶弘景奉道家族相对照。
颜之推由南朝入北，辗转仕宦到隋，入唐以后，其子弟以颜师古最著。师古乃颜真卿曾伯祖，太宗朝官至秘书监，著有《汉书注》，是《汉书》的注本。另一部重要著作则是《匡谬正俗》，纠正诸书音读、注释的错误，是文字学史上重要著作，也可看出颜家深厚的文字学训练。
颜真卿祖父颜显甫，避唐中宗李显讳，改名昭甫。亦深于文字训诂之学；工书，擅长篆、隶、草书。伯父颜师古对颜昭甫尤为器重，每有著述，必让其参定。当时外邦献得古鼎，上有铭篆二十余字，朝臣皆未能辨识，独颜昭甫能全部读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干禄字书》。这是专为官吏写章奏、书启、判状时辨别字体而作，故取名“干禄”，即“求禄位”之意。书中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又以二百零六部分韵排列。所收每字均分俗、正、通三体。
此书有颜真卿的写本。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干禄字样模本》：“右干禄字样模本，颜真卿书。”大历九年（774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书录《干禄字书》，摩勒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东厅。颜书《干禄字书》通篇楷书，十分谨严；文中注释近于小楷，比较少见，笔力精劲，可为楷模。
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时已六十六岁，和他晚年的《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作品一样，“年高笔老，风力遒厚”，是书法史上的剧迹。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评云：“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劲气，乃尽鲁公笔意也。”
颜真卿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他自幼丧父，由伯父颜元孙抚养长大，而这本书正是颜元孙所作。
据颜元孙说：“元孙伯祖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他这位伯祖即是颜师古，贞观年间就作有《字样》一卷，影响很大。后来学士杜延业又续修了《群书新定字样》，影响自然更大。颜元孙《干禄字书》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其业绩真可以显示颜真卿他们这个家族共同的努力方向。这方向，就是颜师古另一本书的书名：《匡谬正俗》。
《干禄字书》举了一千六百余字例，字数本身并不多，可是实际所提供的辨识文字的范围，不限于此。因它《干禄字书》收字有一原则：“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就是说：如果字的异体发生在偏旁上，那么只举一个字以代表所有同偏旁的字。读者举一反三，便可推而广之。
字体分列俗、通、正三体。所谓俗，是指世俗籍帐文案、券契药方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既是通俗使用，错了也无大碍，能沟通就好；但若能改正，不就更好吗？所谓通，是指已长期使用的异体。这本来也以通行，不能算错，可是用在表奏笺启、尺牍判状上，如能改正，亦可免遭诋诃。所谓正，就是可以施诸著述文章、对策碑碣上的了。
如此这般，其能匡谬正俗，是无疑的了。这些书，加上石刻，可看出由唐初到开元期间百年的努力。后代称此为“正字学”或“字样学”。其内容，就是整理和研究异体字，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促进文字的统一。唐代，就是秦朝书同文之后，正字学有了显著成效的发展之时代。
其影响，最显著的有两点，一是后来几乎每个朝代都在做同样的事，视为政府施政要务，一直到现在，我国仍在做，建立“规范字”或“正体”。二是楷书渐渐成为汉字的代表性字体。
这些，可以看成是颜真卿及其家族的整体贡献，一般人谈颜真卿，却都忽略了这一点，只就颜真卿几篇书迹和碑刻立论。
由这个角度看，颜真卿家族跟王羲之家族似乎就可以当成是一种对照。一显道家高士逸气，主要表现于行书；一有儒家刚大正俗之风，主要表现于楷书。
然而，事情还不能只这样看，颜真卿同样有道教渊源。
颜真卿的书法，除了家学之外，还深受张旭影响。
张旭，在同时代人眼中是颇有道家气的，例如李颀《赠张旭》诗：“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其为一道教人物是无疑的。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将他列为一仙，绝非无故。
明白此理，才能知道今传张旭《古诗四帖》中，第一、第二首为什么都是庾信的《步虚词》。
不仅他本身是道教中人，他的书法也取法王羲之。故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说：“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南唐李煜也说：“张旭得右军之法。”
那么，颜真卿的道教渊源即是由张旭来的？恐怕也不只如此。因为颜真卿字清臣，取名本身就颇具道教意味。《太平御览》引《登真隐诀》云：“三清九宫，并有僚属，例左胜于右，其高总称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朗诸小号，官位甚多。”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卷一：“食四节之隐芝者位为真卿。”
《太平广记·颜真卿》还记载，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不愈。有道士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并说：“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纲，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此后真卿亦常留心仙道。
另，《唐语林》卷六也记载颜年轻时曾得方士丹药，服之如少壮，遇害前还自谓“受箓服药皆有所得”。
这些记载未必属实，但可肯定其与道家道教亦自有渊源。
颜真卿后来也发展了这种渊源，写了许多与道教有关的碑帖。如《华盖山王郭二真君坛碑铭》《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华岳庙题名》《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麻姑仙坛记》《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等等。
颜真卿当然也颇有释家因缘，文集中《与澄师帖》《文殊帖》《泛爱寺重修记》《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东林寺题名》《西林寺题名》《靖居寺题名》《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等都是明证，还写过许多佛寺的碑铭。但他明言：“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人视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实不然也。……目予实信其法，故为张侈其事，以惑沙氓，则非知予者矣。”
这种态度与他跟道教显然异趣。所以他写的道教碑铭也常有更多史料价值。如《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记录了东方朔故乡乐陵（今山东德州市）对他的崇拜活动。《华岳庙题名》是颜真卿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拜谒华山神金天王庙的题名碑。史载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封华山神为金天王。欧阳修曾收集华山题名有五百余人。与颜真卿同行者有监察御史、华阴县令，可见当时朝官拜谒者甚多。《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所记魏华存史迹，则比《太平广记》第五十八卷《魏夫人》、《太平御览》第六七八卷《南岳魏夫人内传》以及明代编辑的《顾氏文房小说》都要详细。唐代道教类书如《三洞珠囊》和《上清道类事相》关于魏华存也有小段引文，《道家金石略》收录唐代路敬淳写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的《木涧魏夫人祠碑铭》，也引用了魏华存传记的少许文字。可是颜真卿的碑记仍是内容最多、年代较早的。尤其是记载了魏华存受张道陵“明威、章奏、入静、存祝、吏兵、符箓之诀”，十分重要。
另外，《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是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文人雅聚时的集体作品。道士吴筠也参加了这次聚会。
《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则是对张志和事迹的最早记录。他和张志和有私交，所以碑记堪称录。后来《新唐书》本传的文字也大部分来自此碑。《续仙传》称张志和与颜真卿等人聚会，首唱千古名句《渔父辞》，即今人传诵的《渔歌子》，其余人共唱和二十五首。碑记又记张志和著作《玄真子》十二卷，凡三万言。此书至陈振孙时已仅存三卷。据碑记说韦诣曾为此书作“内解”，可见张志和在世时已颇受人关注了。碑记又称“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无为宗”。以有无为宗，可知这是以道家解易。他与颜真卿的交往，则更可以证明颜氏与道教的关系。
正因为颜真卿与道教关系密切，所以宋代以后，颜真卿更被道教奉祀为神。《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二，白玉蟾云“颜真卿今为北极驱邪院左判官”，被尊崇为道教雷部的神灵，负责驱恶鬼邪魔。
总之，颜真卿不只有其儒家家学传统，也深受道教濡染。其书法，既有由张旭那里得到的羲献笔法，也有与张志和吴筠一类道门人士交游而拥有的出尘之概。故刚正之外，一样有凌云之气。此为世人所不知者也！
后世学颜，往往刚直而近于僵、鲠正而流于俗，不僧不俗，就还要从颜真卿生命中与道教相关处寻其机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