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老实人，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在我印象中是这样。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双眼皮，笑起来很慈祥，他留着小平头和八字胡，身高一米六左右。他喜欢打麻将，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麻将”，叫我“小麻将”。

从小到大他没有对我大声说过一句话，更别提动手打我了。他喜欢抽烟，我最早听到“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从他嘴里。工地没活的时候，他爱拉二胡，总是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叼根儿烟，摇头晃脑地拉出一些我听不懂的旋律。据说，他以前也在做红白喜事的戏班子里唱过戏。

父亲和别人打过几次架，原因不详，说是打架，其实是别人打他。他个子不高，很敦厚，没有杀伤力。我很小的时候，亲眼看到堂哥把父亲骑在身下打，我心里急啊、气啊，光着屁股就去隔壁找帮手。我大声对着邻居喊：“有人打我爸，你们快去帮忙啊！”一直到现在，那种憋闷的感觉还在我胸口堵着，恨不得给堂哥两拳。后来我再大一点，父亲又和别人打起来了，一看到他吃亏，我就捂着胸口大声喊心脏疼，同时假装晕倒。虽然我知道自己的演技很差，但我想尽可能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好让他们不要再打了。我心疼父亲。

我总觉得父亲很笨，因为村里人他打不过，继母他也让着，甚至连我他都说不过。可是大爷说，父亲是个极度聪明的人。父亲是最早来北京打工的，可以说是给村里的人开拓了市场。他对大爷说，在老家种地一年的收入可能都抵不上在北京打工一个月的。于是他在北京安顿好住的地方，买了马和车架子，大爷就跟来了，后来村里人也都跟来了。那时候没有电子导航设备，但父亲赶着马车哪里都能去，他似乎对城市的每一块砖瓦都很熟悉，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抵达了目的地。父亲带着村里人一起帮别人拆房子、收集旧砖，刮干净砖头上残余的水泥就可以拿去卖钱了。那些即将拆除的房子，父亲只要看一眼，用手指量一量，就知道大概能拆下多少块砖，误差不超过五百块。这样一来，利润和工期也都可以比较精确地提前推算出来。

父亲的口才也很好，他很会说话，同样是卖旧砖，父亲总能把价格谈得更高，还能把人家谈得很高兴。继母没来之前，父亲非常受人尊重，他一个人干活，能够分到两个人的钱，他们那帮人里，只有父亲有手机，负责对外联系、接活儿。他不是个吝啬的人，有活儿总是叫着大家一起干。可是继母来了之后，一有活儿，就让父亲自己偷偷干，不告诉大家，渐渐地，他和乡里乡亲也就疏远了。我以前还以为自己的聪明是遗传自生母的，现在看来应该是父亲，惭愧的是我数学并不好。

那会儿，就连很有本事的二哥，遇到事的时候也愿意和我父亲商量。他经常拿张纸问：“叔，你看看这写的啥。”

二十九岁那年我回过村里一次，那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虽然我戴着口罩和帽子，但村里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们，还是仅凭露出的眼睛就认出了我。她们涌到我面前，盯着我，七嘴八舌地说：

“你是不是小小，你回来了？”

“这孩子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是和你们一起捡砖的啊，你不记得了吗？”

“可怜的孩子……”

“孩子晃晃荡荡自己长大了，长得真不错。”

……

这种体验对我来说也很新奇，因为当很多年轻人吐槽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时，我都无法理解，被那么多人关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今，我知道了，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就算你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大家也会记得你。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年种下的那些善果，让他们记住了父亲，并且尊重和惦念他，于是他们也记住了我。

话说回来，不管父亲再怎么聪明，他也不知道怎么照顾我，或者说照顾一个女孩儿。他只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我好。继母没来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五块十块的零花钱；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会在小摊上给我买一份两块五的炸鸡排；他纵容我偷他藏在柜子里的硬币。

继母来了之后，我的整个童年几乎只剩下幻想。我每天六点多就起床去学校，有时太早了学校还没开门，我就绕道走很远，只为了能在路上消磨时间。晚上放学，如果不需要做家务，我也是最晚回家的。来去学校的路上，是我最轻松的时刻，因为我可以选择往哪儿走。

叛逆期，我曾经好几天不回家，和班里的坏学生去网吧刷夜，或者去同学家过夜。我不知道别的父母会怎么处理这种状况，但那时父亲没有多问过我一句话。在他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没有少吃少穿就够了，他很少会关注我心里的想法。对我来说，父亲的爱是无形的、沉默的，我几乎感受不到。我觉得他并不在乎我回不回家，甚至不在乎我过得怎么样。但有一次，我又是好几天不回家，回去之后父亲笑嘻嘻地问我去哪了，我说去同学家住了，他说：“锅里还有给你剩的饭，你吃吧。”简单的一句话我记了很久，那一刻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完全不在乎我。感动的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可怜。

那个时候，父亲的快乐与我无关，我的痛苦也与他无关。我是个心很软的人，有时候好几天不回家，回去一趟，看到他的脏衣服堆了一堆，会给他洗干净再走。那是一种自发性的、没有经过任何雕琢和训练的情感，它驱使着我去做这些事。

那时父亲买不起机动车，就靠着一辆马车养活了我们全家人。一个院子里住的通常都是我们这样的人，别人也受不了，因为院子里拴着很多马，整日弥漫着臭臭的马粪味。我们的马儿，好像是父亲花两三千块钱买的，很能干，也很凶悍，记忆中，有一次它咬了我父亲的肩膀，整个肩膀都瘀青了，父亲也舍不得去医院，只是对付着吃了几片止痛药。从那以后我就很怕马儿，生怕离得近了它会给我一脚或者咬我一口。

但是怕归怕，我还是会经常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回来喂它，为此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说来也奇怪，原本我都做好摔跤的准备了，没想到一只脚刚蹬到自行车的脚蹬，即刻就能骑上走了。从那以后，一放学我就会骑着自行车，去散摊儿后的菜市场，用蛇皮袋装很多玉米皮或菜叶子，拉回来喂马儿。我总觉得，全家人都靠它，得让它多吃点儿，吃好点儿。我小时候经常好奇，这么小的一匹马，怎么能够扛起这么多块砖？有时候跟着家人去干活，干完一天回家的路上，坐在高高的、摆满砖头的马车上往下看，我都害怕，生怕掉下去。

我的童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声音不是汽车声、摩托车声，而是马车“嘚嘚嘚嘚”的声音。那辆马车，也带给我和父亲一些难得的甜蜜回忆。父亲有时候会赶着马车去见客户，我也跟着一起去，那是我童年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父亲叼着烟，眼神放松，不紧不慢地赶着马车，我就坐在马车上面，晒着太阳，听着马蹄“嘚儿”“嘚儿”“嘚儿”的声响，心里有种莫名的平静和舒适，尽管来往的路人可能会对我们投来异样的眼神，但我并不在意。

父亲累的时候，会躺在马车上，跷着二郎腿看天空，不一会儿就会传来打呼的声音。这时马车就完全由我控制了，用两根绳子一左一右掌握马车行进的方向，不时发出“驾”“驾”的吆喝声来控制马儿的行进速度，不听话了就给它屁股上来一鞭子，它便又跑起来了。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虽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成就感”这个词的含义。这个世界很大，我控制不了，但至少我能控制马儿，连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变成了羡慕和赞许。

马车的速度很慢，所以路上的时间很长，我负责赶车的时候，父亲可以得空在车上躺着睡一会儿，我想，这也是他的惬意时光。回想起来，那是我和父亲难得的相处时刻。

我们平时很少吃肉，偶尔吃一次，也是父亲赶着马车、带着我，花一个多小时到新发地批发市场去买一些扇骨和碎骨头，回家生火煮一大锅骨头汤。那些骨头很便宜，几块钱一斤，我们可以买一麻袋。扇骨上面的肉少得可怜，但父亲吃得很开心，还会买一点便宜的白酒一起喝，并招呼我多吃一点。我们吃的时候恨不得把整块骨头都啃干净，吞下去。

一个冬天的深夜，虽然被子可以蒙上我的眼睛，包裹住我小小的身体，但是捂不住我的耳朵，我不仅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听到了继母和父亲嘀嘀咕咕的声音。继母说她丢了一百块钱，怀疑是我偷的。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北方冬夜，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突然从被窝里钻出来，找了一张纸写上“我走了，我没偷。”然后快速地穿好衣服，打算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头也不回地走掉。

我从小就是个很会盘算的人，因为没有人为我盘算。虽然当时才十岁左右，但我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活下去。我要走最明亮的大马路，要等天亮后去找理发店或饭店收留我，总好过在家里受气。在空空荡荡、看不到终点的大马路上，我边走边哭，那个我唯一爱的人，不帮我辩解，也没有替我说过一句话。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被无限压缩，只剩下了我。

我走得越来越远，回头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可能是注定的吧，父亲找到了我。他穿着一件匆忙中翻出的红色灯芯绒西服外套，骑着邻居家的破自行车，从后面叫住了我。我扭头看到他的那个瞬间，仿佛被定在了原地。

他慌张地从自行车上下来，一把推开车子，胡乱地甩在电线杆上，便急匆匆地向我跑来，用力地一把抱住我，收到怀里。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在马路边哭了起来。路灯把他的脸照得很清晰，他的眼睛红红的，眼泪很浑浊。

他抱着我，声音沙哑地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亲情，他是唯一为我哭的人，也是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了，也许我这次激烈的反抗，唤起了他心里对我隐藏很深的爱，以及对失去我的恐惧。那一刻他真正成了我的父亲。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心中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在那一场泪雨中得到了宣泄。父亲用手背轻轻地给我擦眼泪，因为他常年做苦力，手掌全是茧子。我们就这样在马路边哭了很久，我不知道父亲的眼泪有多少是为我流，又有多少是为他自己而流。

那是我唯一一次感受到父亲强烈的爱和情感。每次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掉下来。我很愧疚，为什么要让父亲伤心，我原本可以更懂事一点。但，有些眼泪是好的，它把无数个碎片拼凑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我。

我上到初一时，继母认为我没必要再继续读书了，便和父亲商量决定送我出去打工。对他们来说，拿一张奖状还不如拿一百块钱回来有用。当时我的成绩不错，老师对我很关注，他们觉得我是个好苗子，希望我能好好学习。我不确定是我的幻想，还是真实发生的，那就是班主任曾联系过我的父亲，希望让我继续上学。或许是潜意识在告诉我，离开学校是不正常的。

可父亲和继母觉得，身边的人都没怎么读过书，反而出去打工还能给家里挣钱，他们认识的女孩子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当时年纪太小，没有能力反抗，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亲联系了远在山西太原的三大爷，在那里给我找到了一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

家里没有太多我的东西，离开家之前，我几乎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简单打包了几件衣服就准备出发了。父亲把马车套好，招呼我坐上去，我俩分别坐在马车的一侧，慢慢驶向木樨园汽车站，虽然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交谈，但我对未来满怀期待，我终于可以离开家、离开继母了。我不知道父亲当时在想什么，虽然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即将离开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我似乎依然无法从他眼中读到不舍的感情。

到了车站，父亲给我买了票，送我上了车。他没走，站在窗外，仰着脖子看着我。我打开窗户探出头，对他说“你回去吧”。

在必须分别的时刻，我终于看到了父亲眼睛里的不舍。他的眼眶湿润了，伸手从外套里面的兜里掏出了两百块钱，递给我，说：“你把这个钱拿好，到那边给自己买点衣服。”我很意外，因为我知道这笔钱肯定是他瞒着继母偷偷给我的。我倔强地说：“我不要，你留着。”他踮着脚尖，探着脑袋，把手从车窗外伸进来，直接把钱塞到我的背包里。车开动了，但他一直没走，就那么看着我。车越开越快，我离他越来越远，他的身影也变得越来越小。

那时我还不知道，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迎来真正的诀别。

从北京到太原的大巴车开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坐大巴车，第一次远离北京，连汽车在高速上行驶的声音都是那么的悦耳。在车上，我舍不得闭上眼睛，眼看着车窗外的高楼大厦越来越模糊。这一次是真的，不是幻想，我真的离开了家，我再也不用害怕继母，不用小心翼翼地生活了。我收获了生命中的第一份礼物：独立。

到太原后，因为没有手机，我几乎没有和父亲联系过。后来我再回到北京，通过打工攒了一点钱，给自己买了一个时髦的手机。放假时我回了一趟家，继母看到了我的新手机，于是连手机带电话卡一起抢走了。我心里很委屈，一边哭一边走到当时相距不远的大爷家。堂姐也在，她本来很为我高兴，自己赚钱买了新手机，没想到会被继母抢走，她也被气哭了。因为堂姐之前和继母打过架，父亲当时并不想让我和大爷、堂姐一家联系。他跟在我后面凶狠地说：

“你再去他们家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不来这儿，还能去哪儿？”我愤怒地反驳。

虽然父亲这么说，但我从小到大他都很少大声和我说话，更别提打我了，所以我一点儿都不怕他的故作凶狠。说完之后，他就蹲在门外墙角的阴影下，他的裤子因为不合身而紧紧地挤在一起。他忧心忡忡地看向地面，从裤兜里掏出烟盒，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用眼角瞄了他一眼，发现他的头顶好像突然多了很多白头发。我对堂姐说：

“有一天他死了，我可能不会掉眼泪。”

记忆中他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我的样子早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继母虐待我时他那无奈和躲避的眼神。我带着一种审判的眼光去看他，我恨他背叛了我们的父女感情，只选择做别人的丈夫。

2009 年的一天，我在北京通州工作，下班后突然接到了许久不联系的曹大娘的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无比焦躁：

“你怎么才接电话？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

“怎么了？”我平静地问。

“被车撞了，在 301 医院。他们都联系不上你，很着急。”

据堂姐说，那时父亲已经进医院三四天了。我当时的行踪飘忽不定，他们联系不上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我。那时候我的手机时常关机，或者欠费停机很多天，因为平时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反而在网络上聊天会比较多，我隐约记得，也是看到二姐姐在网上给我发的留言，才打开了手机，即刻就接到了曹大娘的电话。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情绪反应是滞后的，但是原本往出租屋走的我，下意识地去了地铁站，坐上地铁直接去了 301 医院。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听我说。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的人生会不会就是一部电视剧，我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专门负责演绎那些绝望的情节。又或者，这就是现实，上天已经完全放弃给我爱，他要把一份名叫孤独的礼物送给我。

我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进ICU（重症监护室）了，他当时才四十岁出头，我十六岁。

出车祸那天，他赶着马车，为了节省时间多干活，他装了满满一大车砖块，经过一个T字形路口时，被一辆加速行驶的货车拦腰撞倒。继母当时在旁边走路，不在马车上，而父亲就坐在马车上控制方向，货车冲出来的一刹那，他被堆积如山的砖块重重砸倒，同时还被车撞击。我不敢想象他有多痛，我可怜的父亲啊，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离开了他唯一的最爱的人，没留下一句话。

出车祸之前，临近中秋，在那之前的几天他还给我打了电话，带着商量和讨好的口气，问我中秋要不要回来。我说：“不回，她们都在，我回去干什么？”其实我只是赌气而已，我想让他知道我怨恨那个家庭，我要走得远远的。之后，我确实攀登过高山，潜入过大海，在星光闪烁的地方停留，仰望头顶上的苍穹。而他，则一直停留在了原地，隆起了一座少有人去祭奠的土堆。

我到医院时，继母也在，我们无言以对。父亲在ICU，不能探视，于是我就在外面的大厅坐着等。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医院的灯是二十四小时开着的，不分昼夜。医院的椅子没法睡觉，很多ICU病人的家属就在地上打地铺。我没有任何准备，只能在医院外面走来走去，好像回到了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我也早起，走来走去，我在家外面，父亲在家里面。我打电话给一个网友，向他求助，他是天津的一个大学生。我问：“我怎么才能弄到很多钱，他生病住院治疗需要钱。”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理智地说：“你们要抓住肇事司机，让他赔钱。”

第二天，探视时间到了，每个家庭只能探视十分钟。原来在这种时刻，亲情是要倒计时的。继母让我先进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和父亲见面了。我站在ICU门口，戴上白色的脚套，护士把门打开，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躺在病床上的他，白头发好像变得更多了。他身上插着很多管子，喉咙里的、肺里的、嘴巴上的，他还是一样的慈眉善目，我甚至觉得他在笑，他看上去并不痛苦。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会自然卷曲，很温暖，那是我第一次静静地看着他安详地睡觉。我觉得他很快就会醒来，我甚至开始盘算，我需要挣很多钱，因为他可能要一直用药，需要人照顾。我在心里喊了一声爸爸，我不好意思喊出声，因为旁边有别的家属，但我知道他能听到。我在心里喊：

“爸爸，你快醒来吧，我们一起过中秋节。”

我心中一边祈祷，一边计算时间还有多少，我是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待得差不多了我便走出了ICU，此时的继母站在门外，还是像往常一样，指责我：“你磨叽这么长时间，就剩下两分钟给我。”她脸上露出了我所熟悉的嫌弃的神色。那一刻，我好像突然就不怕她了，躺在ICU的父亲就像一把刀，砍断了我和继母的一切关联。

除了我和继母，大爷、二大爷、三大爷还有二哥的弟弟也都过来探视。村里人就是这样，虽然自顾不暇，但别家出了大事都还是愿意过来看一眼的。二大爷当时在内蒙古干体力活，吃了上顿没下顿。堂姐告诉我，他以为兄弟也能分到赔偿款，所以很积极地来了。真相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也帮忙操办了丧事，然后才离开。

曹大娘的三儿子三愣也过来探视了，他没有进去看父亲，只是过来和我聊了聊，其实我之前没怎么和他说过话，也不太熟悉。我把他的热情当作长辈的关爱。他邀请我一起去吃晚饭，我接受了，因为我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他带我去了一家包子肉饼店，我们也没有聊什么，快吃完的时候他说开车送我，于是我上了他那辆黑色的车，坐在副驾驶座。

车子发动了，那里很繁华，周围有很多车。他右手握着方向盘，左手夹着烟，漫不经心地说：

“咱们兄妹俩找个酒店好好聊聊吧。”

我的心莫名地抖了一下，五脏六腑都开始翻腾，我对世界的信任似乎在那一刻坍塌了。那年我十六岁，他三十岁左右，已婚，孩子比我小几岁。来不及思考，出于本能，我干脆利落地回答：“太晚了，我要回去。”

“那好吧。”他的口气难掩失落。

那一刻的记忆很清晰：黑色的轿车、周围闪烁的霓虹、车内狭窄的空间、皮革的味道，以及他漫不经心说出的话背后的险恶用心。我当时甚至已经在考虑，他会不会不让我下车，会不会非要带我去酒店，我又该怎么反抗。我只是个长相很普通的女孩，身材甚至可以说是有缺陷的，在医院好几天我一直穿着第一天来医院时穿的衣服：一条白色的碎花裙子、一件白色的半袖上衣和一双厚底凉鞋，虽然穿着厚底鞋，但一米四六的身高让我看上去还是像个孩子。他是在狩猎，猎物是我。在父亲奄奄一息的时刻，在我失去所有保护的时刻，张牙舞爪的怪物现身了。

后来我在医院徘徊了几天，每天吃最便宜的面包，也没怎么睡觉，我幻想中的父亲醒来的情节也并没有发生。终于有一天，穿着白大褂的医院领导把我和继母叫到一起，在一个干净宽敞的大办公室里，很正式地对我们说：

“没救了，放弃吧。”

“你们每天都在烧钱。”

我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但专家们都这么说了，那应该就是事实。当然，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从法律层面说，配偶才是有发言权的人。

父亲伤得很重，车祸发生之后，他就陷入严重昏迷，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他的整个肺都被撞碎了，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五脏六腑都在漏血，全身的血管都开始阻塞，很难用药治疗，因为一边要疏通，一边要止血，也不能做手术。在ICU住一天要花七八千块钱，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我可怜的父亲一个月都没赚过这么多钱，却在奄奄一息、失去意识的时候住进这么贵的地方。

老天啊，哪怕让他再和我多说一句话也好，只需要一句话，我不贪心。让我和他好好地告个别吧，算是给我这个苦命人的一丝丝甜。 rfArza0oGxZWvkZJeJJQHmn5zG8MddMuXmKXccLweqCl0pQnMv19jBLPzUiEdQ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