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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最早的那部分清晰的记忆，就是随打工的父亲在北京丰台西道口度过的日子，那附近就是历史遗迹宛平城
和卢沟桥。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小山坡对面，坡上有几条铁轨。每天，我都会听到火车来去的哐哐声。由于位置偏僻，周围除了我们村里的打工人，似乎没有别的人。但是，老鼠这个物种却顽强地留在那里，生存了下来。它们如入无人之境，在屋里屋外到处乱跑，上蹿下跳，仿佛把人类当作它们的饲养员，个个长得肥头大耳比我还胖。
父亲带着我租了一间小房子，里面有一张炕、一个灶台和一只从上面开门的柜子，这就是所有的家具。我们隔壁住着我堂姐和大爷一家子。那时候，院子里住的都是同村的人，做的也是同一桩生意。那会儿北京有很多房子在拆迁，他们专门去捡拆房子剩下的砖瓦片，把多余的水泥刮干净，再拿去卖钱。我当时虽然小，但懂得心疼父亲。
我知道他很累。他每天早出晚归，头发上、睫毛上、脸上都是土，衣服上也布满灰尘，所以我总是尽量把家里的事料理好，当时我可能只有六七岁，我们住的房子距离打水的地方大概有几百米，又瘦又矮的我，硬是可以拎着汽油桶那么大的一大桶水到家，然后生火、烧炕、烧热水，这样他回家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因为没有自来水，打水的地方又远，所以大家很少洗头洗澡，我那会儿总是留着短头发，这样方便。
我们的厕所就是公共的旱厕，中间一道坑，没有冲水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白色的虫子。卫生纸更是奢侈品。有时候我跟着父亲去工地，想拉屎了就随便找个墙角解决，然后用石头或者树叶擦屁股。便后洗手是不可能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平时要洗脸。
刚上小学的时候，有次上课，我趴在课桌上玩儿，同桌侯露扒拉我的头发，帮我捉虱子，虱子被挤死的啪啪啪的声音和她手指按压我头皮的感觉到现在仍然很清晰。老师看见了我们的奇怪行为，便向我们走过来：
“你们干吗呢？”
侯璐说：“老师，她头上有很多虱子。”
老师走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脑袋后，对我说了一句：“你快回去找家里人给你洗洗！”我很听话，立马就从座位上起身往家里走。我丝毫没有觉得窘迫或者不好意思，反而有一种恶作剧般的快感，觉得很好玩儿，因为吓到了老师。回到家之后邻居问我：“你不上学，回来干吗？”我如实说：“我头上有虱子。”邻居便给我打了一盆水，让我洗了头。
不上学的时候我就到处疯玩儿。手头拮据的父亲对我却很大方，每天都给我五块到十块不等的零钱让我买吃的、玩儿的，我的日子滋润得很。我听说，非常有钱的父母会习惯靠给钱来疼爱和教育孩子，而对于知识和金钱都极端匮乏的父亲来说，这也许是他能表达的最“昂贵”的爱。
那个时期我很自由，没有朋友，只有半个父母，每天都去家对面的山坡上摘红枣吃，也会沿着铁道跑很远以探索未知，反正顺着铁轨我总能回到家。有时候，我干脆就在大街上游荡，看来往的每个人、每辆车。我很好奇，那些开车的人和我们这些赶马车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因为这种好奇心，我也遇到过危险。以前在老家，我爬房顶掏麻雀，从房顶上摔了下来，脸着地，直到现在，我的锁骨还有一块是凸起来的。还有一次，父亲在废墟中捡砖，我在周围瞎溜达，遇到三只小流浪狗，它们把我逼到墙角，冲我疯狂地叫，吓得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没有伙伴。因为其他务工者的孩子通常都要帮家里做饭、看孩子，能干活的才会被父母带在身边，不能干活的就被留在老家了。像父亲这样一个人打工还带着小孩的，很少。
那时，邻居家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大哥哥，他偶尔会和我一起玩儿。有一次我站在炕上，他站在下面准备背我，结果他把手伸进了我的短裤里，摸了我的屁股。那种感觉我至今还记得，是一种怪异的、不正常的感觉，我当时无法表达，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记住了，后来再也没有和他单独待在同一个空间里。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不知道该和谁说，事后我也很快忘记了。成年后，儿时的记忆慢慢涌现，当我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往事时，才发现好像也没有说的必要了。
整个童年时期，据堂姐说，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倔的孩子，牛脾气，虽然长得面黄肌瘦，但是心气高，谁的话都不听，天王老子来了都不管用。她有时候会让我帮忙看小侄女（堂哥的女儿），小侄女也很喜欢我，看见我就哭着喊“姑姑，姑姑”，想让我带着她一起玩儿。但是，我一看到小侄女就跑得没影儿了，连堂姐叫我吃饭，我都不应，因为我怕她让我看孩子。
有一次，父亲夜不归宿，可能是外面有女人。夜深了，隔壁大爷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半夜过来找我，劝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睡。说来说去，我就是不肯，最后大爷没办法，和我一起睡在我家的炕上了。我隐约觉得，如果我离开了，父亲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或者，我离开家对他是一种背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固执，但其实是因为害怕。
周边的人都说我是个“疯丫头”，有种让人羡慕的不管不顾，还有种不知哪来的倔强和倨傲。我想，可能是来自父亲虽若隐若现却朴实厚重的爱。我们的日子虽然清贫，但我过生日的时候，父亲会给我买一份两块五毛钱的炸鸡排，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炸鸡排。而我买了什么好吃的，也总是给父亲吃第一口。很多小孩跟妈妈一起睡觉时都喜欢摸着妈妈的乳房，可我从来没有过那种体验，也可能是我不记得了，本能地，我会摸着我爸的奶头睡得特别香。
他对我很包容。有一次他干活拿到的工资是二百块钱的硬币，他把硬币放在了柜子里最深的角落，上面盖着很多衣服和杂物，但还是被我发现了，于是我每天都偷几枚出去挥霍，在学校外面买最贵的零食，买好玩儿的玩具。直到硬币越来越少，我开始慌了。有一次，我在家里明目张胆地吃零食，一回头正好看见他，我有一种做了坏事被抓现行的窘迫，嘴一抿，挤出个被抓包的笑容，他也跟着笑了。很久之后我从父亲的笑容中读懂了，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有次我生病，发着烧躺在炕上，呕吐出的黄色液体洒了一地，父亲给我买了蓝瓶的补钙药，我嫌苦，偷偷地把药全倒掉了，还把药瓶藏了起来，我怕他发现我没吃药，可他一点都没注意到。他有时会带着我一起去工地干活。那里简直是我理想中的游乐园，有被推倒的墙、断掉的房梁、被砸碎的柜子，还有被丢弃的玩具和破破烂烂的衣物。我会在成堆的砖块里、在房子的残骸中四处寻宝，一枚玻璃珠、一只破洋娃娃、一个空盒子、一口布袋子，都是我的意外收获，都是我的宝藏，我会把它们带回家当玩具。
玩累了，我就去马车上躺着，父亲总会给我带个破褥子，铺在上面，这样就不会硌得慌。冬天下雪的时候，他就多拿一件军大衣，把我包起来。这是我和父亲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不需要哄我开心，我一个人会玩儿得很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回想那些时刻，可能是我童年时期能理解的父女之间最淳朴的感情。但父亲对我的爱其实是很粗糙、很沉默的。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好像都没怎么深入交流过。
我心里知道自己没妈，总觉得不如别人，所以自尊心特别强，容不得别人一丁点儿的冒犯。有一次，我和同桌——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吵架，之后我就在桌子中间画了一条分界线，那会儿学校里流行这些东西。我对她说，你不能超过这条线，这边是我的地盘。有一次她的胳膊肘越过线一点点，我就很生气地跟她打了起来，其实我只是推了她一把，她就去找老师告状了。在班级演出活动上，班主任让我唱《小白菜》，我又生气了，在心里对着老师怒吼：“干吗让我唱这个？觉得我很命苦是吗？”
关于和父亲漂泊的日子，我只记得这些碎片，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住的地方总在变化，很难在我大脑中形成一些反复冲刷、反复构建的记忆。那个时期的我其实挺快乐、挺自在的，跟父亲在一起，有吃有喝，平平淡淡地生活着，也不觉得自己在吃苦。似乎我从小就没有家庭教育这个概念，父亲也不会要求我干这个、学那个。我生病，他买了药，也不会管我吃没吃，我吐就吐吧，他还在别人家里打麻将。由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反而释放了我烂漫的天性，由着我慢慢探索和构建自己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对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都没做。
但是，这一切记忆和成长都被继母扭曲了。